復旦大學教授談中印沖突

『壹』 中國的客座教授是什麼職業

客座教授，是本不是本校教授而被聘請作為教授的教授，一般都是在某些方面有特別造詣的人，他可以不在這個學校工作，卻必須要履行義務。通常是做報告、授課或者是合作研究。
陳寅恪生平簡介

陳寅恪（1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第一位客座教授，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夫人唐筲，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游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面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制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曾極力向校方舉薦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1930年，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系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系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准確破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解放後，他受到黨和政府的器重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先後被先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註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志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自1956年，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他的助手配備和眼疾治療。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1962年，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教學和史學研究工作。他熱愛祖國，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在史學研究中寫出了高水平的史學著作，為人們開拓了歷史的視野，對我國史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寅恪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淵明）杜（甫）雖愛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論再生緣中所以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有《詩存》問世。其平生著作，經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萬字的《陳寅恪先集》已於1979年編纂成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貳』 中國當代國學學問最高的學者是誰

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生於山東清平（今並入臨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附設新育小學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游。1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復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准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准》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人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O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8）東方文化研究一一從8O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O余種、8OO余冊，預計15年完成；（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O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饒宗頤
饒宗頤 ，1917年生，字固庵，號選堂，廣東潮州人。幼耽文藝，18歲續成其父所著《潮州藝文志》，刊於《嶺南學報》。以後歷任無錫國專、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大學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學，並先後從事研究於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學、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任職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及系主任。饒教授於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後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1993年為上海復旦大學顧問教授。饒教授學術范圍廣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音樂、詞學等，均有專著，出版書40種，學術論文過三百篇。藝術方面於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錄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摘自《饒宗頤書畫》之簡歷）

饒宗頤，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號選堂。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潮安。父親饒鍔，為潮州大學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學，未冠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於一九三七年刊登「嶺南學報」，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協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無錫國專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總編纂。

饒教授於一九四九年遷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高級講師及教授職。一九六二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漢學儒蓮獎」。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作學術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於一九七四年，為法國遠東學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後，又於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期間於一九八二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復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銜。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擔任澳門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復旦大學聘為顧問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學術研究院院長。

饒教授有關東南亞華僑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馬華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記」兩種及發表了多篇論文：「新加坡古地名辯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蘇門答臘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蒲甘國史零拾」「論述中緬文化關系」「論述中越文化關系」等，為華僑史研究增添了珍貴的資料，又曾於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稱的檢討－蒲羅中問題商議」與許雲樵教授，陳育崧先生展開了為期九個月的論戰，引起學術界的密切關注。

饒教授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學者。他知識淵博，精通多種外語。六十多年來，孜孜不倦，在文學，語言學，古文字學，敦煌學，宗教學及華僑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專著六十多種外，尚有發表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文，短文和雜文約有四百篇。饒教授為國際漢學界及海內海外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南懷瑾
時至今日，在海峽兩岸，在日本、韓國，在東南亞，在北美、歐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南懷瑾先生依然是一位頗富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且名播遐邇，聲譽日隆……。

早在四十餘年前，作為國學大師的南懷瑾先生即在台灣傾全力講述印行傳統文化經典，從學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間大眾，不辭辛勞，奔波教化三十餘載，內容涵蓋了儒、佛、道及諸子百家，兼及醫卜天文、拳術劍道、詩詞曲賦，著述凡三十餘種，立足時代科學精神，將古老的中華傳統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更加璀燦奪目的文化層面，開拓了全新的學術視野，其影響之深遠必將是劃時代的。其後，先生又奔走於美國、香港、歐洲等地，雖偶於經貿領域度化，然其根本心願仍在中華傳統文化之宏揚，蓋以文化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數十年來，南先生雖旅居海外，然心懷故土鄉梓，深切關懷著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晚年尤甚，諄諄教導海外眾多弟子赴大陸投資，引進先進科技，支持國家經濟建設，並率先在大陸投資一千二百八十六萬美元修建金溫鐵路。籌集巨額資金在大陸南北十餘所高等院校設立「光華教育獎學金」，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愛心……凡此種種，令人感佩。

『叄』 當代中國有哪些國學大師

1、熊十力

熊十力（1885.2.18—1968.5.24），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逸翁，晚年號漆園老人，漢族。湖北省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鎮張家灣人。中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

與其三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和張君勱、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為「新儒學八大家」。1949年以後，以特別人士身份邀請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後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因文革期間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肆』 地圖分界問題

一、進貢皇帝的「世界」

萬曆29年冬(1601年1月)，對中國皇帝朱翊鈞而言，這是最後的平靜。

例行的進貢還是在繼續，萬千奢華中，一張《坤輿萬國全圖》讓人稱奇。皇帝把地圖當成了奇玩，當即下旨以絲帛重綉，裝裱在6扇屏風上收藏。獻出這件禮物的人是義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瑪竇。

歷史總是別有意味，萬曆皇帝目睹世界地圖的第2個月，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駛向了印度。歷經數百年「大航海探險」，歐陸文明已熟識世界，大規模的商業擴張正在提速。

在這幅長12英尺，寬6英尺，設有經緯線的地圖中，中國被投影在太平洋的西北面，靠近世界的中心——這個布置就花了利瑪竇10數年之功。

利瑪竇歷盡漂泊在1583年到達廣東肇慶時，所攜的地圖均是歐洲標準的奧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投影版本，中國和東亞在其中位居「遠東」。這份地圖上，除了澳洲尚未標出，其他雛形均與現代地圖類似。

為了在中國站穩腳跟，偽稱「天竺客」的利瑪竇頻頻向中國南方的官員貢送地圖、西洋鍾等物件。一位名叫李之藻的「學者型」官員因此和利瑪竇結交甚篤，並逐漸成為利氏向上攀附的貴人。

李最早看到世界地圖時，驚呆之餘給利瑪竇提了個建議：把中國移到圖中心。

這無疑更符合時情。中國大多數官僚的「世界印象」源於西晉的裴秀和唐朝的賈耽，兩人相繼編畫的「華夷圖」是其後自製「世界地圖」的藍本。

在宋代存留下的華夷圖墨線拓本中，佔地圖90%的空間是長城以南中國的國土，世界其他夷族國家則以文字形式嵌在四個邊的空白處。主要國家的名字和註解源於奇談怪異的《山海經》。能與歷史事實對榫的，多是一些中國的番邦貢國。

此後，盡管明朝宦官鄭和曾七下西洋，但傳回的「地圖」只是一幅記錄航線周邊的地貌的長卷，並不足以拼成有方位感的海陸概貌，也沒能刺激王朝對海洋的好奇。

鄭和以後，國家的大門逐漸關閉，把中國看做世界中心的意念更加堅定。「中國的世界地圖背後是一個龐大的納貢體系。」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教授Richard Smith在其中總結道。這一結論在李約瑟、費正清等人的研究中亦有所提及。

已過中年的利瑪竇此時正無比希望能合法地長留中國，他兩易其稿，盡量迎合「納貢假想」：把中國移到地圖的中心偏西北，並把世界地名用中國人熟知的字詞翻譯出。利氏將地圖復制了上百份，轉贈給各級官員。這些努力最終讓他獲得聖旨進京定居。

萬曆皇帝並沒有就地圖留下更多的評價，在1608年，他下令照樣復制了12份。但在朝野內外，利瑪竇遭到猛烈的批評。(註：也有材料認為萬曆皇帝第一次看到《坤輿萬國全圖》是在1608年，1601年看到的是其草成的前身。)

以進士魏浚為代表的一批人說這是「蠱惑民眾」，他最難以理解的是，地圖讓中國偏離了「世界中心」。魏的觀點也被作為「主流評價」納入了後代官修的《明史》。

另一種奇特的反駁聲則說利瑪竇偽造了「大洋」，以掩蓋西方對中原的軍事威脅。其中一些人認為西方緊鄰福建或廣東。

某種程度上，這種「荒謬的警惕」都實在太少。

二、槍炮啟蒙的「世界」

239年後，「真的世界」來了。

在《坤輿萬國全圖》的西北角，利瑪竇曾親自將一座大島譯作「諳厄利亞」，並加註稱「諳厄利亞無毒蛇等蟲，雖別處攜去者，到其地，即無毒性」。

1840年，這個地方變譯成「英吉利」，如洪水猛獸般逼到了清王朝的門戶。大部分清軍將領對戰爭的對手仍毫無所知，廣州城中竟出現了「以糞鎮鬼」的戰法。

這是一段「錯位」的歷史。利瑪竇以降，中國的地圖愈發精緻，但對世界的知曉卻依舊寥寥。對華夏文明來說，這種「錯位」讓她飽嘗辛酸，並最終從「一統天下」變為「一個國家」。

從清康熙開始，傳教士引入的經緯網、投影等手段就已用於中國地圖的編制。其中最著名的《皇輿全覽圖》成品於康熙56年(1717年)，這幅地圖測繪的詳細程度超出歐洲水平100年。

鑄就帝國歷經了幾代人征戰，擴張而成的政權因戰爭指揮的需要和對幅員變遷的親歷，對地圖更加青睞。「千古一帝」在大小親征中，總要帶上「測繪人員」。耗時10年，晚年的康熙最終看到了家族的戰果。

「可惜的是，這幅地圖及之後雍正乾隆時的增補在中國只能在皇室內傳閱，老百姓和普通文化人是看不到的。」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但這幅地圖在歐洲卻流傳甚廣，甚至流入市面，讓很多歐洲商人對這塊大陸的了解遠超過中國民間。

與之同時代的「世界」地圖，是康熙寵信的南懷仁作於1674年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這位比利時傳教士的筆下，兩個平面球形拼成的世界裡怪獸四布。

盡管繪制技術更加精確，但「中國的地圖仍大都是內向型的」。根據余定國(Cordell Yee)在《世界地圖學史》中的表述，中國的地圖歷來一種潛意識上對內部權力文化和行政管理的關注。

在國門被轟開後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撰寫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兩年後寫出了《海國圖志》，後續又有徐繼畲的《瀛環志略》。

這三本書都載入了豐富的國外歷史、地理插圖。用魏源的話說，目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則顯現出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態」。

官居福建總督的徐與歐洲人合作，編入了大量歐洲的地圖，將中國「放回遠東」，並盛贊西方地圖資料的准確。他認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們的地圖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時公開稱，「所有事物源於中國」，並繼續說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後挽留帝國余曦的洋務運動中，朝廷設立了專門引進的西文歷史地理材料的翻譯局。

類似的「傳播」影響了部分國人。其中一個叫梁啟超的考生，在試後從京城經上海返鄉途中，買了一本《瀛環志略》，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後頗具代表意義的一張「地圖」(實際是漫畫)是1898年繪制的《時局圖》：中國的國土上站滿了飛禽猛獸。熊代表沙皇俄國，虎代表英國，腸代表德國，青蛙代表法國，鷹代表美國，太陽代表日本。(註：腸是否代表德國在學界有爭議。)

1903年，光緒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統圖》。同年，一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的革命幫會自行付印了一款名為《中華民國直省輿地圖》，其中只畫入了漢人常居的18個省。從這個名叫「興中會」的組織中，走出了孫中山和民族主義的中國革命。

阿諾德·湯因比的妙語或在此恰如其分：「沒有挑戰，就不會產生一個文明創造性的火花」。

三、國家話語的「世界」

近60年，地圖仍偶爾在國家話語里閃爍其詞。

西方地圖學和它所在的科學體系逐漸紮根，經歷過引入內陸的世界性戰爭和數次國際體系變更，中國也已逐漸認清了自身的地緣特質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國」伊始，地圖也被納入了高亢的革命號角。隸屬官方的中國地圖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開本《世界地圖集》的前言中，開篇即寫「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更加強大了」，結尾是「整個世界的形勢已經是東風壓倒西風」。

這份地圖冊以蘇聯的世界地圖集為參考，「社會主義陣營」、「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區地圖較為詳細。「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也大多被塗上暖色調。

這款圖集是中國地圖出版社最有歷史的產品之一，至今共出過4個版本，其後分別於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訂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編寫「前言」外，此後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現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務是做細分市場的開發和電子產品。「市場是現在最重要的因素」，該社副總編輯范毅說。

一直不變的是從利瑪竇傳下的「中國位置」，在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只有這一種。隨著全球一體的「神話」引人入勝，定型的地圖規制受到質疑。

2000年，一位叫郝曉光的研究員重提將「中國放回遠東」，因為「過去利馬竇的圖是為了迎合中國官員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議並未被官方採納，他在隨後幾年做了一套「系統世界地圖」，從東南西北四個半球的角度分別繪制了世界地圖，以表達「中國應該有更富變化的世界眼光」。

「許多反對者都是專業權威或主管部門負責人，但他們提出的反對意見卻不是從地圖和測繪本身出發，這就相當耐人尋味。」葛劍雄在為這本書作序時寫道。

新中國的地圖變遷，更多體現在國土邊界的調整上。

「古代中國並不具備世界性的地緣概念，而是把整個世界都納入到假想的朝貢體系中。中國也沒有太濃重的邊界概念，多數對外戰爭都不是為了擴大疆土。」復旦大學教授沈丁立說。在領土爭端中，「傳統的和諧理念和現代地緣的平衡手段有所統一」，沈丁立說。

1950年代發生的一些爭端讓邊界問題再次進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緬邊界條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鄰國締結的第一份邊界條約。

1960年代，以中緬邊界協議為範本，中尼(泊爾)、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邊界協議也相繼順利簽訂，中朝邊界也在這一時期劃定。

此後，由於一些邊界沖突以及國內問題，中蘇(俄)、中印、中越的邊界問題存留至新的世紀。如今，中俄、中印邊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間雖然受內外因素影響，但雙方的談判框架已基本穩定。「南海區域雖然近期新聞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決仍是主流。」沈丁立說。

中國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實，「未來主要的焦點應該在內部的體制改革。」沈丁立說。

目前通行的世界地圖
目前國際上通行的世界地圖有兩種，一種是以大西洋上的經線為分割線的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圖，也可稱為「太平洋版世界地圖」，它完整表達環太平洋地區的地理關系，將大西洋分割在圖幅兩邊；另一種是以太平洋上的經線為分割線的大西洋格局的世界地圖，也可稱為「大西洋版世界地圖」，它完整表達環大西洋地區的地理關系，將太平洋分割在圖幅兩邊。
這兩種版本的世界地圖之所以成為世界通行版本，就在於它們遵循了編制世界地圖的兩個重要原則，即不切割或少切割陸地的原則和採用整15°經緯線劃分圖面的原則。
世界地圖的表示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選定中央經線，中央經線既是投影到地圖上的中心線，也是投影的對稱軸。世界地圖上要表示整個球面的要素，相當於將球面沿一個方向切割後展開鋪平。中央經線選定後，其相隔180°的對應面即切割線也相應選定了，這個切割線就是地圖上的圖幅邊線，因此，選中央經線時，不能單純考慮要表示的重要內容分布在中央經線附近，使其變形最小，還要兼顧考慮其對應的切割線要不切割或盡量少切割陸地，以避免大塊陸地被分割在圖幅兩邊而影響閱讀效果和圖面的整體美。
「太平洋版世界地圖」常以西經30°經線為切割線；「大西洋版世界地圖」常以180°經線為切割線，當然，若以西經170°經線為切割線，則該圖上的陸地可完全不切割，這樣雖滿足了編制世界地圖的第一個原則，但表達時區時又會出現困難，因為世界時區是按照15°經線劃分的。
縱觀世界地理分布，毫無疑問，國際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圖」和「大西洋版世界地圖」，它們分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切割線，堪稱黃金分割線。這也是它們能夠通行的關鍵所在。
通行代表著一種流行的趨勢、一種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對於地球本身的客觀描述而言，地圖的表示不僅取決於人們對地球的認識程度，還取決於人們的價值取向和價值選擇。當今的世界地圖的表現形式各種各樣，常用的地圖投影就有二三十種。各國繪制世界地圖時，在力求准確的基礎上也盡可能使自己的國家處於比較突出的、易於充分直觀本國地理環境的中心位置上，以方便使用，充分體現了「以我為主」、「以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中國現行的世界地圖就是國際上通行的「太平洋版世界地圖」模式，它以東經150°為中央經線、以西經30°為左邊經線和右邊經線，完整表達環太平洋地區的地理關系，加入了更多技術上的考慮。實際上，若選擇東經105°為中央經線，則中國的位置更為居中，但那樣的話，美洲大陸就被分割在地圖的兩邊，為保持世界各大洲的完整，因此較好、合理地選擇了目前這種中國偏左、日本偏中的圖面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