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學李莉副教授

㈠ 歷史上日本侵華事件

關於甲午戰爭。日本侵華重大歷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別重大，與此相對應，日本侵華史研究中有三個大熱點:甲午戰爭是第一件，甲午戰爭史研究是第一個。

甲午戰爭是遠遠超過侵台之役的一場大規模的日本侵華戰爭，有的歷史學者把它與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列為同一級別，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後者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研究是比較有基礎的，近20年來又取得明顯進展，出版了一大批論文和專著。論文從揭示日本在戰前的侵華活動、戰爭准備，剖析戰爭的起因，到研究《馬關條約》及其重要條款等等，涉及這一戰爭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問題，如陸方、宋德玲的《甲午戰前日本侵華活動與李鴻章》(《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論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前日諜在華活動述論》(《晉陽學刊》1987年第4期)、鄭瑞俠的《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輿論及情報准備》(《遼寧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金基鳳的《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試論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劉亞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戰爭原因淺析》(《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龍的《日本在發動甲午戰爭中的陰謀活動》(《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論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張浩的《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韓行芳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遼寧師大學報》1990年第5期)、孫克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新證》(《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關捷的《日軍旅順大屠殺新論》(《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馬關條約>形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試論中日<馬關條約>賠款的影響》(《四川師院學報》1992年第5期)、張英莉的《甲午戰後賠款與日本的「戰後經營』，》(《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趙福超、白陀碧的《福澤諭吉與甲午戰爭》(《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試論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政治和國民意識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舉行的甲午戰爭9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94年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都提出大量論文，會後分別結集為《甲午戰爭90周年紀念論文集》(戚其章主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繪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裡面都有若干文章較多地論述日本的侵略。有的專門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出版過個人論集，主要有孫克復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集》(遼寧大學科研處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戰爭史專著有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戰爭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克復著《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4本書可以說構成一套遼寧學者編著的甲午戰爭全史。繼此之後，山東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兩者構成另一部甲午戰爭全史，這部書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戰爭成果的結晶，也代表了當前我國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整體水平。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但談這場戰爭決不能僅談中日，還必須談到朝鮮，朝鮮是甲午戰爭一個重要因素:戰爭是因朝鮮而起的，在朝鮮爆發的，然後又有一些激烈的戰斗是在朝鮮土地上進行的，結束戰爭的條約第一款就是關於朝鮮，如此等等，可以說朝鮮是甲午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有一些論文闡述這方面的問題，如南昌龍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張恆禮的《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 期)、張振鵾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東亞》(《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一書時題目改為《甲午戰爭一一一場東亞地區性戰爭》)等。與此有關還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繪著《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較寬，後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資料的基礎上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朝鮮因素，是一部頗見功力之作。朝鮮之所以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因素，根源於中國與朝鮮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系」，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但迄今對中國學者多少還是一個禁區，在各種論著中往往只能點到為止;倒是一位韓國留學生金在善的一篇碩士論文《甲午戰爭以前中朝宗藩關系和中朝日對朝鮮藩屬問題的爭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 年第1期)，簡要而無所迴避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中國、日本及整個遠東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日關系、歐美列強與中國的關系、與日本的關系及其在中國、在遠東的相互關系的新調整。有的學者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調整了對華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戰爭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岳論叢》 1981年第5期)論述了此時日本對清政府及清統治者的種種「親善」及拉攏等活動。

關於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參加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的侵華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戰爭後十年日本在我國領土上掀起了一場對俄國的戰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相互爭奪中國的土地和利權、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戰爭。戰爭以前，日本與俄國為爭奪我國東北和朝鮮(所謂「滿鮮問題」)發生尖銳矛盾;戰爭以後，日本大力鞏固並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所謂「滿洲經營，，)，並走向與俄國勾結以共同抵制美國。對這一段復雜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日本侵華的種種活動，學者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戰爭前及戰爭中的情況的有關勛夏、萬安中的《試論日俄戰爭前俄日對中國的爭霸》(《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滿鮮互換主義」試析》(《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劉永祥的《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張志強的《日俄奉天會戰對沈陽之劫掠述實》(《遼寧師院學報》1983年第5期)、馬赫的《日俄戰爭及其爭奪撫順煤礦的真相》(《社會科學通訊》1983年第4期)。趙雲鵬的《關於<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若干問題》(《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的情況及訂約後日本的種種違約侵權行為。關於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擴張，有王貴忠的《中日安奉鐵路交涉》(《沈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 4期)、王永濤、李莉的《安奉鐵路交涉始末》(《東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靜的《略述中日安奉鐵路糾紛之始末》(《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間島問題」的始末》(《延邊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關於日本為鞏固、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而發生的對美斗爭、對俄勾結，有陶文釗的《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約的簽訂》(《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繩武的《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學良的(《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頃刻間清王朝被推翻。這時，由日本在華浪人出面，在軍部一些激進侵華分子的支持下策劃「滿蒙獨立」，王樹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首次嘗試一一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4期)對這件事做了詳細的探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得到「天賜良機」在中國推行大侵奪，由此出現了4年多日本在華勢力的大膨脹。這期間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東，與德國交戰(這是日俄戰爭10年後又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發動的戰爭)，奪取利權;提出「21條要求』，;以對華借款及訂立軍事協定以控制中國。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圍繞著這些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著，有周武、陳先春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黃尊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齊魯學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軍在山東的不法行為述論》(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非法貿易和走私活動》(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軍政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黃尊嚴、王濤的《日德膠澳之戰與中日「行軍區域」問題交涉》(《齊魯學刊》1997年第6期)、米慶余的《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 的背景》(《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郎維成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二十一條」要求》(《世界歷史》1986年第3期)、龔炳南的《「二十一條」最後通碟的時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趙映林的《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鋒的《西原借款」與日皖勾結》(《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長洪的《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與中國軍閥的派系斗爭》(《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趙占偉的《論西原借款在日本對華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關於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敵」問題》(《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張惠芝的《淺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出籠和實施》(《河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一戰期間日本侵華的許多活動都是通過同皖系軍閥的勾結而實現的，日本與皖系軍閥的關系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勾結的典型。關於這個問題，章伯鋒寫過專文《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後來又發表專著《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對雙方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論述。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隨著日本學術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中國史學界有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輯入《田中奏摺探隱集》(劉建業、高殿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還輯錄了蔡智堪、王家禎以及台灣、日本學者的一些文章)。另外還有雲章的《田中奏摺確有其事》(《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們大多肯定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筆者對這個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不敢妄評孰是孰非，但總覺得蔡智堪所說打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的情節有點玄乎。也許這個問題要等皇室書庫對外開放才能真正解決。

關於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及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有查建瑜的《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人數淺見》(《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專著有李家振的《濟南『滲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二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的第二個大熱點。近20年來國內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難以統計，文章的內容從這次日本侵華事件的前因到後果，旁及有關人物的研究，幾乎包羅無遺，如胡正邦的《論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來及其後果》(《思想戰線》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論「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原因》(《山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楊小紅的《論皇姑屯炸車案與「九·一八」事變的因果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滿蒙危機」論與九一八事變》(《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誠的《論日本經濟危機與九一八事變》(《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董謙、林谷良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經濟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華國的《淺析「九一八」事件的經濟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黃耀慧的《中村間諜案與「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郎維成的《日本軍部、內閣與「九一八」事變》(《世界歷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錦州及遼西地區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罪加一等》(《軍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經緯、王連忠、孫建華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奉系官僚資本的侵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偽強掠東北海關述略》(《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爾的侵華思想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年第6期)、趙東輝的《「石原構想」探析》(《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瀾的《日本民間右翼團體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活動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九·一八」日本侵華的文章。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專著，80年代有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 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劉庭華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變60 周年之際，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變叢書》(包括資料書)，共六部，即林聲主編的《「九·一八」事變圖志》，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譚譯主編的《「九·一八」抗戰史》，顧明義、張德良、楊洪範、趙春陽主編的《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遼寧省檔案館及遼寧社會科學院編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一一滿鐵秘檔選編》。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趙冬暉著《「九·一八」國難史》。另有郭大鈞、張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條湖事件前前後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國恥歷史叢書」之一) 等。

與「九·一八」密切相關的是「一二八」。關於日本製造「一二八」事變的研究，有畢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因新探》(《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黨史》1992年第1期)、陸偉的《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許多研究「九·一八」的論著都連帶涉及對「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有兩個發展:一是佔領我國東北，組建偽滿洲國;一是由關外向關內推進，陰謀分離華北。偽滿洲國的存在實際上是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一種形式，正如同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統治是另一種殖民統治形式。本文不擬具體介紹這兩方面的研究情況，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關偽滿史專著中比較有分量的有兩本，一是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合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連出版社修訂本)，一是解學詩著《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已編輯出版兩本《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錄有關論文30多篇。1996年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東北淪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北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發表了不少有關研究成果並不斷提供有關的學術信息。

日本由關外向關內的擴張，以1933年侵佔熱河、發動長城之戰為始，逼訂《塘沽協定》;進而以冀察為重點，策動華北「自治』，，訂立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製造華北特殊化，等等。關於這一系列侵略活動的研究，有張雅麗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世界歷史》 1988年第5期)、張洪祥的(《塘沽協定>與冀東匪禍》(《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劉國新的(《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漢章的《略論「華北自治運動」的起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邵雲瑞、李文榮的《關於「何梅協定」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協定」之辨析》(《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鄭玉純的《從 「華北五省自治」策劃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始末》(《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5期)、封漢章的《試論日本「華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分離活動》(《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3期)、劉國新的《七· 七事變前日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單冠初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策劃侵綏事件的主凶》(《上海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論文集中收錄了若干篇有關此一時期日本侵華政策及活動的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專著，有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敘述抗擊日本的侵略;張篷舟主編的《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記散述這6年間的日本侵華情況。

以「七·七」事變發端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三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的第三大熱點但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介紹不屬本文的任務。 近代史上70多年間的日本對華侵略觸及兩國關系的各個領域，經濟侵略與掠奪是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當的成果，約略概括有如杜詢誠的《舊中國的中日合辦企業》(《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舊中國投資的幾個特點》(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論近代日本對華紡織資本輸出》(《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鄭會欣的《日本帝國主義對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黃明華的《論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對我國東北經濟侵略和掠奪政策的變遷及其實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鄭文雲的《略論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經濟的特點》(《黑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劉萬東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煤炭資源的掠奪》(《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傅波的《撫順煤礦案中日交涉始末》(《撫順社會科學》1986年第1-4期)、桑潤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農業的掠奪》(《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張傳傑、孫靜麗的《日本對中國東北森林資源的掠奪》(《世界歷史》 1996年第6期)、饒野的《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鴨綠江右岸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榮、張慶山的《日本殖民漁業對旅大水產資源的獨霸和掠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高樂才的《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試點」移民及其失敗》(《東北師大學報》 1997年第6期)、張麗波的《簡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入侵》(《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馮敏、藍海的《試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鄧鵬的《日本「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始末》(《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1期)、黃耀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蒙古東部地區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鄉為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會吉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東鐵路」始末》(《歷史教學》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買中東鐵路淺析》(《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熊達雲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經濟擴張》(《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天津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紡織工業的兼並》(《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鄭會欣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丁則勤、王美秀的《論華北事變前後的冀東走私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祖國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東地區的走私貿易》(《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蘇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經濟侵略活動初探》(《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車維漢的《日本八蟠制鐵所侵掠大冶鐵礦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等等。與大量的論文相比，日本經濟侵華方面的專著太少了，杜詢誠的《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說到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們不能不想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本應是一個經濟機構，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動很快就超出鐵路及經濟的范圍，它在日本侵華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為學者們著力研究的對象。近20年來這方面的論文可舉出閻伯緯的《歷史上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述》(《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蘇崇民的《滿鐵史概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龐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張祖國的《滿鐵與日本對我國東北的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滿鐵撫順附屬地」的形成》(《撫順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孫乃偉的《略述滿鐵奉天附屬地的建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張樹純的《「七七事變」前滿鐵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概述》(《天津檔案史料》1997年第1期)、楊韶明的《滿鐵初期的調查機關及其活動概述》(《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滿鐵經濟調查會: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智囊」》(《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劉永祥的《滿鐵情報調查機構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高樂才的《滿鐵調查課的性質及其侵華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艷明的《滿鐵調查與日本全面侵華》(《河北學刊》1997年第6期)等。

㈡ 大連理工大學數學類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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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業有權授予碩士和博士學位。

㈢ 日本在中國侵略時有那些事件

甲午戰爭是遠遠超過侵台之役的一場大規模的日本侵華戰爭，有的歷史學者把它與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列為同一級別，稱之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將後者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的研究是比較有基礎的，近20年來又取得明顯進展，出版了一大批論文和專著。論文從揭示日本在戰前的侵華活動、戰爭准備，剖析戰爭的起因，到研究《馬關條約》及其重要條款等等，涉及這一戰爭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問題，如陸方、宋德玲的《甲午戰前日本侵華活動與李鴻章》(《東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論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前日諜在華活動述論》(《晉陽學刊》1987年第4期)、鄭瑞俠的《甲午戰爭前日本的輿論及情報准備》(《遼寧大學學報》1993年第6期)、金基鳳的《關於中日甲午戰爭的起因問題》(《世界歷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試論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雲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劉亞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戰爭原因淺析》(《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龍的《日本在發動甲午戰爭中的陰謀活動》(《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論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戰爭與日本間諜》(《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張浩的《甲午戰爭中的日本間諜》(《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韓行芳的《甲午旅順大屠殺有關問題淺探》(《遼寧師大學報》1990年第5期)、孫克復的《旅順大屠殺慘案新證》(《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關捷的《日軍旅順大屠殺新論》(《呼蘭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馬關條約>形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試論中日<馬關條約>賠款的影響》(《四川師院學報》1992年第5期)、張英莉的《甲午戰後賠款與日本的「戰後經營』，》(《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趙福超、白陀碧的《福澤諭吉與甲午戰爭》(《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試論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政治和國民意識的影響》(《蘇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舉行的甲午戰爭90周年學術討論會和1994年在同一地點舉行的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都提出大量論文，會後分別結集為《甲午戰爭90周年紀念論文集》(戚其章主編，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繪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裡面都有若干文章較多地論述日本的侵略。有的專門研究甲午戰爭史的學者出版過個人論集，主要有孫克復的《甲午中日戰爭史論集》(遼寧大學科研處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戰爭與近代社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戰爭史專著有孫克復、關捷著《甲午中日海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戰爭陸戰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編的《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克復著《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這4本書可以說構成一套遼寧學者編著的甲午戰爭全史。繼此之後，山東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兩者構成另一部甲午戰爭全史，這部書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戰爭成果的結晶，也代表了當前我國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整體水平。

甲午戰爭是中日之間的一場戰爭，但談這場戰爭決不能僅談中日，還必須談到朝鮮，朝鮮是甲午戰爭一個重要因素:戰爭是因朝鮮而起的，在朝鮮爆發的，然後又有一些激烈的戰斗是在朝鮮土地上進行的，結束戰爭的條約第一款就是關於朝鮮，如此等等，可以說朝鮮是甲午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有一些論文闡述這方面的問題，如南昌龍的《甲午戰爭與朝鮮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4期)、張恆禮的《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 期)、張振鵾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東亞》(《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一書時題目改為《甲午戰爭一一一場東亞地區性戰爭》)等。與此有關還出版了兩本專著，即戴逸、楊東梁、華立著《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繪著《近代中日關系與朝鮮問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較寬，後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資料的基礎上較深入地探討了這個朝鮮因素，是一部頗見功力之作。朝鮮之所以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因素，根源於中國與朝鮮間長期存在的「宗藩關系」，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但迄今對中國學者多少還是一個禁區，在各種論著中往往只能點到為止;倒是一位韓國留學生金在善的一篇碩士論文《甲午戰爭以前中朝宗藩關系和中朝日對朝鮮藩屬問題的爭論》(《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7 年第1期)，簡要而無所迴避地研究了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的結局對中國、日本及整個遠東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日關系、歐美列強與中國的關系、與日本的關系及其在中國、在遠東的相互關系的新調整。有的學者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調整了對華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戰爭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岳論叢》 1981年第5期)論述了此時日本對清政府及清統治者的種種「親善」及拉攏等活動。

關於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一員參加對中國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的侵華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戰爭後十年日本在我國領土上掀起了一場對俄國的戰爭。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間的不義之戰，是交戰雙方站在對立的立場同時侵略中國、相互爭奪中國的土地和利權、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戰爭。戰爭以前，日本與俄國為爭奪我國東北和朝鮮(所謂「滿鮮問題」)發生尖銳矛盾;戰爭以後，日本大力鞏固並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所謂「滿洲經營，，)，並走向與俄國勾結以共同抵制美國。對這一段復雜變幻的國際關系中日本侵華的種種活動，學者們從多方面進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戰爭前及戰爭中的情況的有關勛夏、萬安中的《試論日俄戰爭前俄日對中國的爭霸》(《史學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滿鮮互換主義」試析》(《東北師大學報》1994年第4期)、劉永祥的《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張志強的《日俄奉天會戰對沈陽之劫掠述實》(《遼寧師院學報》1983年第5期)、馬赫的《日俄戰爭及其爭奪撫順煤礦的真相》(《社會科學通訊》1983年第4期)。趙雲鵬的《關於<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的若干問題》(《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後逼迫清政府簽訂《東三省事宜條約》的情況及訂約後日本的種種違約侵權行為。關於日本在東三省南部的侵略擴張，有王貴忠的《中日安奉鐵路交涉》(《沈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85年第 4期)、王永濤、李莉的《安奉鐵路交涉始末》(《東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靜的《略述中日安奉鐵路糾紛之始末》(《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間島問題」的始末》(《延邊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關於日本為鞏固、發展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而發生的對美斗爭、對俄勾結，有陶文釗的《日美在中國東北的爭奪(1905-1910)》;（《世界歷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國與日俄爭奪中國東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約的簽訂》(《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繩武的《關於第三次日俄密約》(《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學良的(《1910年東北發生鼠疫時中美與日俄間的政治斗爭》(《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頃刻間清王朝被推翻。這時，由日本在華浪人出面，在軍部一些激進侵華分子的支持下策劃「滿蒙獨立」，王樹才《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首次嘗試一一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4期)對這件事做了詳細的探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得到「天賜良機」在中國推行大侵奪，由此出現了4年多日本在華勢力的大膨脹。這期間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東，與德國交戰(這是日俄戰爭10年後又一次在中國領土上發動的戰爭)，奪取利權;提出「21條要求』，;以對華借款及訂立軍事協定以控制中國。這些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課題，圍繞著這些問題發表了許多論著，有周武、陳先春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華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黃尊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山東的侵略》(《齊魯學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軍在山東的不法行為述論》(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非法貿易和走私活動》(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東的軍政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 1998年第1期)、黃尊嚴、王濤的《日德膠澳之戰與中日「行軍區域」問題交涉》(《齊魯學刊》1997年第6期)、米慶余的《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 的背景》(《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郎維成的《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二十一條要求》(《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二十一條」要求》(《世界歷史》1986年第3期)、龔炳南的《「二十一條」最後通碟的時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趙映林的《絕密的<二十一條>是誰泄露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鋒的《西原借款」與日皖勾結》(《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長洪的《西原借款與寺內內閣的對華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與中國軍閥的派系斗爭》(《河北學刊》1983年第4期)、趙占偉的《論西原借款在日本對華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學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關於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敵」問題》(《東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張惠芝的《淺析<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出籠和實施》(《河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等。一戰期間日本侵華的許多活動都是通過同皖系軍閥的勾結而實現的，日本與皖系軍閥的關系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勾結的典型。關於這個問題，章伯鋒寫過專文《皖系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歷史研究》1982年第6期)，後來又發表專著《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對雙方的關系做出全面的論述。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隨著日本學術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中國史學界有人就此展開了討論。發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輯入《田中奏摺探隱集》(劉建業、高殿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書中還輯錄了蔡智堪、王家禎以及台灣、日本學者的一些文章)。另外還有雲章的《田中奏摺確有其事》(《東北師大學報》1982年第5期)、沈予的《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再探討》(《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們大多肯定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筆者對這個問題未做過專門研究，不敢妄評孰是孰非，但總覺得蔡智堪所說打入日本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的情節有點玄乎。也許這個問題要等皇室書庫對外開放才能真正解決。

關於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及製造濟南「五三」慘案，有查建瑜的《濟南慘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東的動因初探》(《江海學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人數淺見》(《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蘭的《濟南慘案述論》(《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專著有李家振的《濟南『滲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二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中的第二個大熱點。近20年來國內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難以統計，文章的內容從這次日本侵華事件的前因到後果，旁及有關人物的研究，幾乎包羅無遺，如胡正邦的《論1931年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來及其後果》(《思想戰線》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變發生論》(《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論「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原因》(《山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楊小紅的《論皇姑屯炸車案與「九·一八」事變的因果關系》(《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滿蒙危機」論與九一八事變》(《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誠的《論日本經濟危機與九一八事變》(《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董謙、林谷良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經濟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華國的《淺析「九一八」事件的經濟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83年第1期)、黃耀慧的《中村間諜案與「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郎維成的《日本軍部、內閣與「九一八」事變》(《世界歷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錦州及遼西地區始末》(《錦州師院學報》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罪加一等》(《軍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經緯、王連忠、孫建華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奉系官僚資本的侵掠》(《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變後日偽強掠東北海關述略》(《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爾的侵華思想淵源》(《社會科學輯刊》1997年第6期)、趙東輝的《「石原構想」探析》(《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瀾的《日本民間右翼團體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活動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輯錄了大量有關「九·一八」日本侵華的文章。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專著，80年代有易顯石、張德良、陳崇橋、李鴻鈞著《「九·一八」 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劉庭華的《「九·一八」事變研究》(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變60 周年之際，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變叢書》(包括資料書)，共六部，即林聲主編的《「九·一八」事變圖志》，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譚譯主編的《「九·一八」抗戰史》，顧明義、張德良、楊洪範、趙春陽主編的《日本侵佔旅大四十年史》，遼寧省檔案館編的《「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遼寧省檔案館及遼寧社會科學院編的《「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日本與中國東北一一滿鐵秘檔選編》。同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趙冬暉著《「九·一八」國難史》。另有郭大鈞、張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條湖事件前前後後》(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國恥歷史叢書」之一) 等。

與「九·一八」密切相關的是「一二八」。關於日本製造「一二八」事變的研究，有畢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變起因新探》(《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線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黨史》1992年第1期)、陸偉的《日本在滬資產階級與一二八事變》(《上海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許多研究「九·一八」的論著都連帶涉及對「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後，日本對華侵略有兩個發展:一是佔領我國東北，組建偽滿洲國;一是由關外向關內推進，陰謀分離華北。偽滿洲國的存在實際上是日本對東北殖民統治的一種形式，正如同甲午戰爭後日本對台灣的直接統治是另一種殖民統治形式。本文不擬具體介紹這兩方面的研究情況，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關偽滿史專著中比較有分量的有兩本，一是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合著《偽滿洲國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連出版社修訂本)，一是解學詩著《偽滿洲國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已編輯出版兩本《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錄有關論文30多篇。1996年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編委會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東北淪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務是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東北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發表了不少有關研究成果並不斷提供有關的學術信息。

日本由關外向關內的擴張，以1933年侵佔熱河、發動長城之戰為始，逼訂《塘沽協定》;進而以冀察為重點，策動華北「自治』，，訂立所謂「何梅協定」、《秦土協定》，製造華北特殊化，等等。關於這一系列侵略活動的研究，有張雅麗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華政策的演變》(《世界歷史》 1988年第5期)、張洪祥的(《塘沽協定>與冀東匪禍》(《黨史資料與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劉國新的(《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漢章的《略論「華北自治運動」的起點》(《河北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邵雲瑞、李文榮的《關於「何梅協定」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協定」之辨析》(《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鄭玉純的《從 「華北五省自治」策劃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始末》(《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5期)、封漢章的《試論日本「華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分離活動》(《北京檔案史料》1997年第3期)、劉國新的《七· 七事變前日本的「內蒙工作」及其失敗》(《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單冠初的《日本帝國主義是策劃侵綏事件的主凶》(《上海師大學報》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論文集中收錄了若干篇有關此一時期日本侵華政策及活動的文章。關於這一時期的專著，有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敘述抗擊日本的侵略;張篷舟主編的《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記散述這6年間的日本侵華情況。

以「七·七」事變發端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是日本侵華史上第三個特別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華史研究的第三大熱點但這方面研究情況的介紹不屬本文的任務。 近代史上70多年間的日本對華侵略觸及兩國關系的各個領域，經濟侵略與掠奪是一個重要方面。近20年來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當的成果，約略概括有如杜詢誠的《舊中國的中日合辦企業》(《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舊中國投資的幾個特點》(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論近代日本對華紡織資本輸出》(《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5期)、鄭會欣的《日本帝國主義對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的破壞》(《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黃明華的《論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對我國東北經濟侵略和掠奪政策的變遷及其實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鄭文雲的《略論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經濟的特點》(《黑龍江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劉萬東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對我國東北煤炭資源的掠奪》(《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傅波的《撫順煤礦案中日交涉始末》(《撫順社會科學》1986年第1-4期)、桑潤生的《日本軍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農業的掠奪》(《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張傳傑、孫靜麗的《日本對中國東北森林資源的掠奪》(《世界歷史》 1996年第6期)、饒野的《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鴨綠江右岸我國森林資源的掠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榮、張慶山的《日本殖民漁業對旅大水產資源的獨霸和掠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5期)、高樂才的《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試點」移民及其失敗》(《東北師大學報》 1997年第6期)、張麗波的《簡述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入侵》(《東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馮敏、藍海的《試論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學刊》1997年第1期)、鄧鵬的《日本「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隊」始末》(《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11期)、黃耀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內蒙古東部地區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鄉為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會吉的《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中東鐵路」始末》(《歷史教學》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買中東鐵路淺析》(《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2期)、熊達雲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經濟擴張》(《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變前日本對華北的經濟侵略》(《天津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紡織工業的兼並》(《歷史教學)1982年第6期)、鄭會欣的《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丁則勤、王美秀的《論華北事變前後的冀東走私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張祖國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東地區的走私貿易》(《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蘇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經濟侵略活動初探》(《上海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車維漢的《日本八蟠制鐵所侵掠大冶鐵礦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等等。與大量的論文相比，日本經濟侵華方面的專著太少了，杜詢誠的《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說到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們不能不想到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本應是一個經濟機構，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動很快就超出鐵路及經濟的范圍，它在日本侵華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為學者們著力研究的對象。近20年來這方面的論文可舉出閻伯緯的《歷史上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述》(《歷史教學》1981年第6期)、蘇崇民的《滿鐵史概述》(《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龐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國東北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北淪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張祖國的《滿鐵與日本對我國東北的資本輸出》(《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滿鐵撫順附屬地」的形成》(《撫順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孫乃偉的《略述滿鐵奉天附屬地的建立》(《東北淪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張樹純的《「七七事變」前滿鐵對華北的侵略活動概述》(《天津檔案史料》1997年第1期)、楊韶明的《滿鐵初期的調查機關及其活動概述》(《東北淪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滿鐵經濟調查會: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智囊」》(《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5期)、劉永祥的《滿鐵情報調查機構述論》(《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高樂才的《滿鐵調查課的性質及其侵華活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艷明的《滿鐵調查與日本全面侵華》(《河北學刊》1997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