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戶大學教授揭露

❶ 文化危機的道德與毀滅

這是一個「王綱解杻」、道德崩毀的時代。新道德的曙光沒有在新世紀如期降臨。我們行走在世紀之初的道德幽暗和昏聵中。近現代中國百數年的道德重建努力迄今幾無完成；道德的傾廢和頹盪之勢愈演愈烈；整個道德信仰和慣例幾近全線崩盤。而從人類文明史觀察，道德崩盤之後將會是滅頂之災的末世來臨。像古羅馬、漢唐，大毀滅之前都是道德瓦解的縱欲妄為。
以「信」而論，古典社會的「信義」、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兄弟般友愛和信任，以及現代西方社會建立在法律約束下的「信用」，這些人類道德遺產在人類的20世紀雖經過了近乎毀滅的戰爭，依然得到繼承和發展。而當代中國，我們正陷身一個「失德」時代，陷身一個背信棄義的時代。群氓失信於國家、民族、家庭和周圍的世界，公務員失信於政府，黨員失信於信仰的政黨。我們儼然進入了一個「他人即地獄」的「不忠紀」。而且，有跡象表明：網路虛擬世界也在一點點耗盡並掠奪人們心底殘存的彼此信任和同情。如果，西南的大學女生陳易的「賣身救母」還有一種善惡糾纏的曖昧的話，接著的杭州超女選手王曉光(化名艾晴晴)「以曲別針換別墅」毫無疑義則是一件有預謀有組織的惡劣道德丑聞。這個宣稱以物換物，花100天用曲別針換別墅的一個中國版的美麗童話，事後被證明是網路推手精心策劃的騙局。但成就這個策劃的社會成本是整個社會的善良、夢想為代價。網路推手以他們種種惡劣的行經昭示他們網路「黑手」的真實面目。
正在崩潰的不但是「信」的道德信念。一旦人失去自律，德之不存，人對人、對天道、自然變得肆無忌憚。《無極》劇組對天池的冷漠摧殘、黑龍江少婦和復旦大學學生的虐貓、女演員張鈺所揭露的娛樂圈性交易等等，在對道德底線的挑戰上真的到了沒有什麼不可能的程度。雖然是極少數，但鑒於人們對「女大學生」和知識人的道德要求及期待，一旦成為整個社會道德墮落的樣本，是極其令人痛心的。重慶、武漢、杭州等城市因有女大學生「涉色」被廣泛報道。而英國男子則在他的博客細述玩弄中國女學生的「艷史」。人們自然把這些「女大學生」的墮落事件和兩年前某國內知名高校，知名經濟學家、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嫖娼聯系在一起。知識人的喪德還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知識活動之外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的以「知識」為核心的公共生活中，他們喪失學術良知，他們和權貴和利益基層沆瀣一氣，他們正在成為知識、思想生產鏈的「作偽者」和「弄臣」。2007年初公布的《2006中國教育藍皮書》顯示高校的社會聲譽和公信力持續下降，不能說和這些道德墮落事件完全沒有關系。不僅如此，道德崩盤的徵兆是當這些道德事件發生後整個社會的「後效」。我們把它描述成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的道德坍塌。這中間，無良的大眾傳媒常常是推倒骨牌的另一隻隱形黑手。「楊麗娟事件」絕不是無良和喪德媒體參與運作的個案。在一個健康的社會，本來應該作為社會純良的「道德」和「風習」的身體力行者和監察者的「媒體」和知識人卻淪為我們社會道德頹牆的摧毀者。
道德崩盤還不止於此。在我們的時代，更可怕的是一個方面是道德崩潰，另一方面是道德的被濫用、被盜用。如果我們仔細檢討這些公共道德事件，可以發現許多道德事件並不是單純的道德事件。道德正在成為極端民族主義、極端生態主義、極端女性主義等漂亮外衣。藉助網路等現代傳媒許多道德事件最後發展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道德暴力」。像「陳易」事件，一些人士就將事件的最後結果陳易母親的病逝歸納為「天涯網友集體殺人」。針對黑龍江少婦虐貓事件，也應該指出的是當網路追殺成為時髦的時候，一些參與者的不理性行為終將對「虐貓」者譴責的尊重小動物的「貓權」訴求演變了公然踐踏人權「虐人」。至於「外教玩弄中國女性」事件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們「誰動了我們女人」的憤怒聲音中夾雜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對道德批判的轉移。而且在許多道德事件中所謂的「衛道」者都或多或存在五十步笑一百步，僥幸逃脫者笑倒霉蛋中國著名法學家，日本神戶大學法學教授季衛東在《財經》雜志總第120期就曾就上海發生的教授嫖娼案尖銳得指出：究竟應該如何對待法律與道德及其相互關系?在萬物商品化之後，中國將進入一個統治者以身作則為中產階級樹立道德威嚴的「維多利亞時代」，還是退回往昔「存天理、滅私慾」的衛道士時代?換句話說，這個事件是從解構到建構的轉折點，還是更全面的解構的開始，抑或是報復性的「對解構的解構」的信號? 「善惡只因主體而成立」(維特根斯坦語)。其實，不具有主體性的人們無善惡可言，即使對他們進行賞罰也與道德無關。因此，在國家權力介入日常性倫理生活之際，應確保其不破壞社會自治的空間和公民的主體性，在「公法」的框架中給「私德」以恰當定位。如果處理不好，將來在重商主義隧道出口迎接我們的未必是「維多利亞式」的「高雅」，很可能只是「斯大林時代」那種肅清之後的死寂。
余華在回答《法蘭克福匯報》記者馬克·西蒙提問時說：「沒有文革時的壓抑，也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種種放縱。當放縱是從壓抑里釋放出來時，這樣的放縱就會極其洶涌。」其實，整個中國從19世紀中期至今就一直徘徊在道德的壓抑與放縱、毀棄與重建的擺動中間。19世紀中期，「西化」的現代知識分子試圖在傳統的道德廢墟上重構「倫理覺悟」的新道德圖景。但20世紀上半期的歷史語境沒有給他們提供充分展開他們道德重構的機會。即至20世紀中葉，建立在集體和共產主義「公」德想像的社會主義道德使現代知識分子的現代道德重構成為一個「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這個半拉子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了一種重建的可能。但這樣的重建顯然糾纏者復雜的傳統道德資源。任何在傳統東西道德資源、當代社會主義道德資源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未完成道德想像」中間「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當下意義因素常常讓當代知識分子失陷迷途。而80年代知識分子也沒有意識到歷史留給他們的時間和機會已經很少。知識分子80年代的道德重建還沒有理出一個清晰的頭緒。商業社會大潮洶涌而來，於是從19世紀開始的道德廢墟的重建成為一個被無限延宕的「未完成」。
「道」之不存，何來「道德」？我們今天檢討我們的所謂道德失敗，其實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根本沒有一把可靠的尺子去對我們的道德進行丈量。我們時代的失敗不是因為「放縱」，而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該放縱到怎樣的程度。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約束我們內心放縱這個「魔鬼」的瓶子。道德批判中的標准游移和相對主義，常常會讓我們在「衛道」的同時也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作惡」者。
的陰暗心理。 索爾·貝婁在《拉維爾斯坦》中似乎在替當代中國人說話：「一批揭露者和諷刺者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審美趣味和思想傾向。」貝婁式的讖語所概言的文藝現狀與中國文藝現實重合，表明中國文藝已經進入一種文藝主體文化源性的藝術精神及藝術審美本質的危機。這種危機的直接後果可能是，中國1980年代的文藝復興之夢在經歷了急遽的社會文化轉型之後再度破產。雖然諷刺家的文化英雄情結，終於在文藝中獲取了多元的形式和班駁的內容，但中國文藝並沒有從文化控制中起死回生。在1990年代，當尋根和前衛之間的文化兩難徹底喪失了以生長的方式融合為一體的可能性之後，文藝表面的萬花齊放已經難以遮蔽其在本質上日趨凋敝的現實。中國當代文藝尚沒有找到大師與經典之作。從經典化的方向看，當代文藝作品堆積的文藝繁榮是不經推敲的。然而，文藝破敗的文化焦慮並沒有在文藝界產生。相反，在公眾文化中文藝經典的探詢熱情高漲。
中國本土「文藝復興」的訴求忽略了復興的關鍵因素，即一種人文思潮的興起，需伴隨具有開創意義的審美品性和文化品性的文藝作品的流傳。依靠大師的神思的實現，將某種精神元素播布到各個社會階層，從而對社會文化生活和風尚形成矯正和引導。西方文藝復興的實現，有來自形而上的文化意識運動的作用力，但更多是通過文藝作品對審美風尚和精神狀態的有效干預實現的。中國文藝復興的號角嘩眾取寵地吹響以後，由於沒有大師和經典文藝作品的支撐，終於破產。文藝復興的破產和當代中國文藝破產是互為因果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對中國文藝破產的現實缺乏情形的認識，中國當代「文藝復興」的始作俑者已經成為整個文化空虛的組成部分。
文藝批評者和文藝家更多看到文藝破產後文化生長層破壞的嚴重現實，而沒有拷問文藝對文化水土保持應盡的職責。他們操縱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向泛文化批評滑動，成為諷刺者和揭露者，並對諸多讓人擔憂的文化現實進行勘界。他們的種種發現具有無比的深刻性。
然而，這些發現中並不包括對文藝危機的認識：商業品質加劇、藝術精神缺席，審美無可辯駁地走入官能症的極端困惑，藝術創造被阻滯，文學已經荒蕪。在藝術批評界，鑒賞者無眼力，闡釋者無德行。他們對文藝危機的遮蔽和修改已經習以為常，促成新的文藝規則和創作秩序，文藝版圖已經被批評權力瓜分。在藝術創作界，名利場與低俗的藝術品味繼續使藝術家們胸無大志，丟棄責任。文藝媒介及其操控者、知識分子及其依存的機構都在漠視和麻木中享受現實功利帶給他們的安全感，而忽略了文藝作品的文化存儲與衍生能力。文藝界頻繁呈現的犬儒主義的迷醉和狂歡，已經成為藝術品鑒的最終精神索求。
文藝破產所發生的文化語境的特殊性取消了文藝復興的可參照性。以「文藝復興」拯救文化危機，「文藝」的復興應該是先決因素之一。然而，藝術界在探詢文藝凋敝原因時，對文藝生成環境過於苛求，從而棄置了藝術的獨立精神和藝術的文化職責，牽引中國文藝向更破敗的狀態演進。由於藝術家對審美多元性和人文深度的惰性追求，由於商品社會對藝術存在方式的積極引導，由於缺乏對藝術存在中精神侏儒的反思，藝術部分喪失了對中國經驗的呈現能力。文藝標準的缺席和文藝史的斷裂帶使文藝存在沒有立場，沒有可參照性，沒有目標。這個文藝現實在不斷取消文藝生存的超越性訴求，放縱物的追尋所導致的意義迷失，並瓦解了文藝對生存的價值體系的建築，對多元審美品質的探索。這場危機連綴的文藝盛衰因素根深蒂固，意味著一場由文藝自身而始、面向受眾的審美救贖勢在必行。救贖者應領受幾代文藝家推卸掉的責任，清理他們的革命激情和保守心態，並進入漫長的有關自身文化養成和審美構成的自我駁詰。 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一場從未有過的人性退化和畸變。
我們時代的文化危機究其實質是國民性的危機，從根本上說也正是人性的危機。這些年，當人們談到當下時代的人性現狀的時候，莫不痛心疾首、憂心如焚的，然而所有批判當下人性狀況的說法又莫不陷入一系列的誤區。最流行的見解就是認為當下中國人的人性出現了退化，動物性橫行，道德淪喪。這些說法似乎很有道理，很准確，然而它們又多是淺薄之見、泛泛之論，因為這種人性的表現，此類慨嘆與批判古代存在，現代存在，當代自然也存在。這些解釋不具備針對性。我們這則報告發現的則是幾乎從未有過的人性問題，我們著重報告給讀者的也是人性的新狀況。
先從一個典型的個案說起。2007年9月5日，轟動一時的「攙扶老太被誣撞人」案被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根據「常理」推定被告彭宇侵權，判令彭向原告賠償4萬多元。判決書還說，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結果一出，網民奔走相告，一時間沸沸揚揚地引出了「老太太摔倒千萬別去扶」的話題。這就是一則從未有過的故事，然而它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首先要追問的是它反映出了我們時代的怎樣的問題？這是道德問題，還是人性問題？
我們認為答案是後者。如果老太太跌倒後沒有人去扶一把，那是道德的墮落；但當扶起老太太甚至送醫院去救治的人不僅沒有被感謝，反而要承擔並非自己造成的老太太的跌倒責任時，那就不再是道理的問題就是人性的墮落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獨特的時代社會文化場中，「老太太摔倒千萬別去扶」會從此被視為人性的正常表現。——這才是最可怕的。
再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2007年10月9日《燕趙都市報》報道，大白天在新樂最繁華的街道上，50多歲的母親被搶劫者的摩托車生生拖出去幾十米遠，圍觀的幾十人竟無一人上前幫忙，用來給外婆看病的3萬元錢就這樣被搶走了。對此，沒有人追問這樣的的問題：圍觀者與歹徒，誰更可惡、可恨、可怕？似乎也不應該問這樣的問題，然而恰恰在這不應該被追問的地方，展現了中國人性的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方面。無獨有偶，2005年4月18日下午，位於衡水鬧市街頭的一公共廁所內，一女孩在如廁時被尾隨而來的拾荒男子強奸。更令人痛心的是，女孩受害時間長達20餘分鍾，現場圍觀市民40餘人，卻沒有一人出手制止。有人稱之為「又是一出典型的冷漠看客鬧劇」。僅僅是冷漠嗎？歹徒、殺人犯在什麼時代什麼社會都會有，然而歹徒視眾多的圍觀者為無物，這樣的狀況卻絕不會總是出現在各種時代和社會。歹徒總是極少數，可圍觀者的數量卻可以等於無限大，歹徒終究會被繩之以法，但圍觀眾人卻總是在轉眼間仍然是「良民」。——這些「良民」的人性才構成了社會的根本，才是文化的本質之所在。這樣的人性現狀難道不正是培育歹人橫行的土壤嗎？
可見，今天的許許多多的問題在根本上已經不是道德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道德問題相對顯明易見，而人性問題卻常常讓人匪夷所思，無可奈何。細究之下，當下我們的人性現狀表現有二：
其一是人性的退化和消彌，指的是退到動物性，比如縱欲，有奶便是娘的風氣。這種表現雖然古已有之，但現今尤甚。其二是人性的異化和畸變。前幾年，有一場沸沸揚揚的「虐貓事件」，最後當事人被開除公職。在這一事件中，虐貓者的問題顯然是人性退化的問題，比如喪失了起碼的善良心，對小動物的殘忍，變態的發泄等等，對她的譴責也是應該的。然而這還不是真正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更有意味的是沒有人關心當事人的心理問題，沒有人為這位並未犯法的當事人丟掉工作同情，更有網民竟然振振有詞地要追殺虐貓者。比起虐貓那種人性的退化，這種公開的「虐人」的行徑則意味著一種人性的難以被看到的極度異化。可以說，人性的異化和畸變是更難發現的，也是更為重要的。它指的恰恰是過分「社會化」、「人際關系化」、「人性分裂化」。有的人「玩」的很圓熟，他從不做真正的好事，但人們看不出來。有的人從來只會以人際關系網路為眼界，只會周旋於各種力量的搏弈之中，從來沒有人性的准繩，也從來沒按照一個「人」的准則行事，但他如魚得水，游刃有餘，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備受各色人等青睞艷羨。有的官，並不貪污，你抓不住他的問題，但他從做不出為民造福利的好事來。葫蘆僧判斷葫蘆案，在《紅樓夢》中至少還能夠被發現其中有貓膩，但葫蘆僧在今天已是常態。
這樣的人性又直接造成了國民性的現狀，一則愚昧和無知，二則傲慢與偏見，構成當下國民性的基本內核。如果說善惡顛倒是愚昧，那麼善惡不分則是傲慢；如果說人性喪失，害人害己是出於無知，那麼以自由的名義，濫用自由，漠視人性的正義本質，則是偏見在作怪。
由此，這個時代不僅僅是邪惡者載譽，神聖者蒙羞的問題，而是人們不會關心更不需要去追究載譽者背後的黑幕，人們也不會去關注蒙羞者的災難。表像是惟一被關注的焦點。我們只呼喚成功和成功者，而不去計較成功背後是否以人性喪失為代價，我們只簇擁「進步」和「進步」的表象，而不去關注「進步」背後是否以人性的退化和畸變為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