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林堅教授簡介
A. 統籌城鄉發展與土地制度創新探索——成渝試驗區土地制度創新試驗的思考
2007年6月，經國務院同意，批准設立重慶市和成都市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下文簡稱「成渝試驗區」）。重慶市和成都市是我國西部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同時也是城鄉二元結構特徵明顯、二元反差巨大的城市。兩市若能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上探出新路，對於西部地區乃至全國都有重要的示範效應。
統籌城鄉發展的機制體制改革，涉及社會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都在其列。從新時期的各種矛盾關系分析，土地制度創新是整個改革事業的重點，也是難點。本文結合對成渝試驗區的調研，對統籌城鄉發展視角下的土地制度創新試驗進行分析，並對土地管理制度創新戰略展開思考。
一、成渝試驗區發展背景及面臨的土地問題
（一）成渝試驗區的發展現狀
城鄉二元反差顯著是成渝試驗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徵。
1.超大城市帶超大農村
重慶市兼具中等省構架和欠發達省的特徵，其改革試驗是在8.2萬km2的廣闊區域內進行，845萬城市人口帶2453萬農村人口；而成都市的改革試驗是在1.24萬km2、以平原為主體的區域內進行，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社會聯系相對緊密，統籌城鄉的改革和探索更多地體現為大城市帶大郊區。
2.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並存
2006年，成渝兩地都呈現「三二一」的產業結構特徵，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差距較小，工業發展在兩市都佔有重要的地位。成渝兩地的現代工業發展，得益於「三線」時期國家重點建設，經過多年發展，重慶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汽車、摩托車生產基地，成都市則是我國四大電子工業基地之一。與之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成渝地區分布廣泛的傳統農業，除成都平原農業技術水平較高外，許多農村地區的機械化、水利化程度還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3.中心城市和外圍地區發展差異大
重慶呈現出「核心—邊緣—庫區」的發展差異，其社會經濟發展基本形成「西強東弱、中心集聚」的格局，即傳統上分為都市發達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及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三大區域，其中，2006年，都市發達經濟圈以佔全市6.6%的國土面積，聚集了全市43.6%的人口和43.4%的地區生產總值，經濟基礎雄厚；渝西經濟走廊由於靠近成都平原，農業發達，城鎮發展基礎良好；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較差，其中，渝東北部幾乎全是三峽工程的直接腹地范圍，發展的限制條件較多。而成都則表現為「主城—近郊—遠郊」的圈層差異，其主體位於「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經濟發展水平分為三個圈層：主城區、近郊區、遠郊區，2006年主城區以佔全市不到4%的面積，承載了全市27%的戶籍人口和全市50%的經濟總量，人均GDP是全市平均水平的1.7倍，經濟較為發達；近郊區、縣以佔全市26%的區域面積，承載了全市31%的戶籍人口與30%的經濟總量；遠郊區、縣占市域面積的70%，但經濟總量僅為全市的20%，人均GDP不足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市人均GDP最高的錦江區是最低的金堂縣8倍多，區域差距顯著。
4.城鄉收入水平差距顯著並有加大跡象
從城鄉收入水平狀況和發展趨勢來看，成渝兩地的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明顯並不斷拉大。特別是重慶市，2006年城鄉收入比為4.03:1，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為12.9%，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僅為2.3%，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極為明顯。
（二）成渝試驗區面臨的主要土地問題
1.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用地需求與耕地保護的矛盾凸顯
自1996年重慶市成為直轄市以來，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10%，而1996～2004年全市城鎮建設用地增長了347km2，增長幅度達到55%；同樣，成都市1996～2006年間，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16%，工業化、城鎮化的用地需求也日益增大。在成渝兩地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之時，耕地保護的壓力也隨之加大。重慶市1996～2004年間平均每年減少耕地344km2（51.6萬畝），其中，建設佔用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成都市2001年以來耕地年均減少約60km2。在耕地不斷減少、保護壓力日益增大之時，由於農村地區的大量人口外出務工，留下的多是婦女、兒童、老人（被稱為「386199」部隊），耕地撂荒、隱形撂荒的現象也較為突出。
2.城鎮發展用地緊張與無序擴張問題並存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建設用地的需求必然日益增大。城市周邊尤其是城郊結合地帶，由於新增建設用地與利用存量土地之間存在成本差異，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部分用地單位繞過行政審批環節而使用土地，出現了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種種違法用地現象。此外，在城鎮和開發區的周邊由於鄉鎮企業的管理不規范，也存在未按規劃用地等行為，造成城鎮的無序擴張。
3.農村建設用地布局分散、利用粗放
一方面，重慶外出人口多，宅基地空置率高，平均在10%以上，而且，農村居民點布局散亂，獨立小院多，據重慶大學對重慶市9個區（縣、市）的有關調查，發現：4戶以下（含4戶）的農村院落占調查院落總量的75%，其中，單家獨戶的院落佔到調查總量的40%，而且這些小型院落與相鄰院落之間的平均距離在125m，最遠距離達到820m。另一方面，成都農村宅基地以「林盤」為標志，布局零散，佔地大，單個居民點居住人口卻較少，像成都市青白江區3個行政村，卻有141個自然居民點，每個居民點平均僅有34人。此外，農民有放棄宅基地使用權的意向，根據成都大學對成都市最外圍圈層的新津市、彭州市10個土地整理項目的調查，參與集中居住的農戶自願選擇「只拆不建」數量占項目涉及農戶數量的27%。
4.城鄉土地二元結構差異顯著
從土地市場體系來看，城市建設用地市場相對比較完善，而農村土地市場體系尚未建立，土地收益分配方式不明晰；從土地權屬性質來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可以通過出讓、轉讓、出租等方式進行流轉的，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產權模糊，不具有排他性；從土地價值的實現情況來看，權屬差異導致國有建設用地和集體建設用地「同地不同價」，農村土地資產價值未顯化。
二、成渝試驗區土地制度創新試驗及其評價
（一）成渝試驗區統籌城鄉發展的土地制度創新思路與模式
分析成渝試驗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發現成渝兩地都立足自身，強調統籌城鄉發展的進程就是「農民變市民」的過程，強調健康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必須統籌推進，實行非均衡、有集中的發展模式。
延續這一發展思路，成渝試驗區統籌城鄉發展的土地制度創新思路和模式有：
重慶市以農村土地流轉為突破口，以交換推動農民變市民。措施包括：科學編制土地利用規劃，統籌城鄉發展用地；加大土地整理力度，助推新農村建設；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用好農村存量建設用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推進征地制度改革，營造良好用地環境；強化節約集約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重慶市具體試驗模式見表1。
表1重慶市土地制度創新試驗模式
成都市則以「三個集中」為核心，推動多項制度改革。措施涉及：統籌城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兼顧耕地保護與開發建設；統籌配置級差土地收益，支持縣域經濟和重點鎮發展；以土地整理為載體，加大對農村和農業投入；建立征地農民保障制度，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社保待遇；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辦法，使農民失地不失利。成都市具體試驗模式見表2。
表2成都市土地制度創新試驗模式
續表
（二）成渝試驗區土地制度創新模式的效用分析
為探討成渝試驗區土地制度創新模式的實踐效果，本文根據6個評價標准對其進行了效用分析，包括：是否有利於切實保護耕地，做到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有提高；是否有利於節約集約用地，在科學合理的方式下實現土地高效利用；是否有利於健康城鎮化，實現城鄉增減掛鉤，農村建設用地隨著農業人口減少而減少；是否有利於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達到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生產率、改善農村面貌的效果；是否有利於助推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是否與現行法律法規精神相符。
通過有關效用分析發現：不同的創新模式各具特色，有的作用顯著，有的則不然，並且效果和政策風險同在（表3和表4）。其中，受到各界普遍歡迎的是土地綜合整理和城鄉增減掛鉤試驗。
表3重慶市土地制度創新試驗模式的效用與政策風險
續表
表4成都市土地制度創新試驗模式的效用與政策風險
續表
三、以「雙管」促「雙保」——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的戰略思考
從成渝試驗區土地制度創新試驗的調研分析中，我們發現改革各方關注的重點實質是土地的基本屬性問題：是資源，還是資產？實際上，土地不僅是資源，也是資產。後者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從這一角度出發應進一步思考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的戰略問題。
（一）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的理性思考
土地管理制度創新涉及諸多方面，也需要挑戰許多難題。從理性思考角度出發，尤其需要關注以下兩個方面：
（1）現行土地制度設計中的土地發展權缺位問題。我國法律體系中沒有設置土地發展權，但存在「隱性」的土地發展權，如國有建設用地擁有土地發展權，集體建設用地擁有有限的土地發展權（主要是受益主體存在特定對象的限定），集體非建設用地未設置土地發展權。在土地發展權缺位的背景下，現行土地管理制度又涉及城鄉區域利益分配問題，如在土地利用規劃、計劃中，區域間各類建設用地指標及耕地保護指標的協調平衡，實質上是區域層面上的土地發展權利分配問題；正是由於不同層次的土地發展權設置的缺位，不論區域之間、地塊之間的土地利用利益平衡往往難以達成理想的協調結果，更多地是靠行政管理手段來完成這一利益分配過程。
（2）現行土地政策及管理思路的「路徑依賴」現象。「路徑依賴」是指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隨機非線性動態系統，一旦為某種偶然事件所影響，就會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徑也很難改變，即形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向」。經濟學家在研究制度變遷中認為，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途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初始的制度選擇會強化現存制度的刺激和慣性，沿著原有制度變遷的路徑和既定方向前進，總比另闢蹊徑要來得方便一些。因此，新舊體制轉軌進程中，制度設計者必須十分重視並不斷妥善解決「路徑依賴」的問題，土地管理制度創新過程對「路徑依賴」現象應予以關注。
（二）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的戰略思考
創新和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必須遵循如下原則：一要處理好資源保護與發展保障的關系；二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已進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應「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的原則，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要大膽試驗、有序推進與加強監管相結合。
從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的戰略角度出發，應樹立「以『雙管』促『雙保』」的戰略理念，「雙保」是目標，「雙管」是抓手。「保護耕地、保障發展」是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必須長期遵循的歷史責任和工作目標。而「雙管」，即土地的用途管制、權益管理。一方面，土地用途管制是土地管理的基礎制度，現行的用途管制主要體現出功能性用途管制的理念，未來發展應逐步延展到政策性用途管制，形成一個綜合、立體的概念，這將涉及土地管理中的規劃、計劃、利用、耕地保護等一系列環節，也是實行兩個「最嚴格」制度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土地的權益管理，包括土地的權屬管理、資產管理等一系列內容，應是政府行使城鄉土地統一管理的基礎，土地的確權確利是市場化環境下合理配置土地資源的前提，既是土地制度改革和創新的基礎，也是各地在國土資源管理實踐改革中不斷探索的方向；強化土地權益管理，需要逐步明確土地發展權的法律地位，這將涉及社會整體乃至個體、不同層級區域的發展權利問題。
推行「以『雙管』促『雙保』」的戰略，需要把握以下幾個環節：
一是固守紅線。建議建立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基金，探索土地綜合開發整理新機制，加強基本農田建設等。
二是統籌空間。建議發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作用和計劃的調控功能，強化各類用地的空間管制等。
三是顯化權益。建議大力推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確權定價工作，積極穩妥推進城鄉增減掛鉤試驗等。
四是市場配置。建議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機制，大力推進節約集約用地等。
B. 林堅的介紹
男， 1961 年來 8 月 28 日 生，自福建省福州人， 1984 年 7 月畢業於福建醫科大學醫療系，同年分配到原南平市立醫院內科工作， 1998 年晉升為副主 任 醫師。歷任普內科副主任、心內科主任，社會工作部主任， 2003 年 7 月任南平市第一醫院副院長， 2003 年 8 月晉升主 任 醫師。曾任市第七屆黨代會代表，現任福建省心血管學會常務委員，南平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南平市心血管分會主任委員，兼任醫科大學副教授。
C. 如何實現土地資源管理方式的轉變 龍開勝
2012年10月8日，以「社會管理創新與土地資源管理方式創新」為主題的第十一屆全國高等院校土地資源管理院長（系主任）聯席會暨中國土地科學論壇在南京召開。本屆論壇由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土地資源管理學科組、全國高等院校土地資源管理院長（系主任）聯席會和《中國土地科學》編輯部共同主辦，南京農業大學土地管理學院具體承辦。來自國土資源部、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南京農業大學、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所、中國土地規劃勘測院、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等全國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相關單位的百餘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論壇共收到論文130餘篇，其中38篇論文參加了會議交流。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夏鳴廳長、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林堅教授、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馮淑怡教授應邀分別做了《有效集聚資源，統籌城鄉發展》、《城鎮化進程中的土地利用問題研究》、《城鄉統籌中的集體建設用地制度改革——以廣東三舊改造為例》的主題報告。圍繞「土地資源配置與收益分配」、「新農村建設與土地管理制度創新」、「土地利用沖突與治理」、「土地利用與農民權益保護」等專題，參會專家、學者從各自專業角度和研究領域探討了當前社會管理創新以及轉變土地資源管理方式面臨的主要障礙，分析了社會管理創新以及轉變土地資源管理方式的主要途徑，提出應構建土地資源管理中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治理的良性互動機制，有效化解土地社會與經濟矛盾糾紛，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融合，保障農民土地權益。 1土地資源配置與收益分配 土地資源配置與收益分配專題主要圍繞城鄉建設用地優化配置、耕地資源配置以及農地城市流轉、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等問題展開，系統動力學、期權理論、協調發展理論、DEA模型等相關理論和方法得到應用。 馮應斌基於城鄉建設用地優化配置目標及其途徑，探討了重慶市農村居民點復墾潛力及地票供給來源，通過構建地票及掛鉤指標供需平衡分析框架，估算了重慶市2011-2015年和2011-2020年農村居民點復墾現實潛力范圍值以及同期全市地票指標需求量。李效順將傳統研究焦點（耕地非農化）與當前熱點（低碳經濟）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運用系統動力學方法進行實證分析，重點模擬量化1996-2020年間耕地非農化帶來的碳收支盈虧量，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實現耕地非農化過程中的碳收支平衡和低碳發展的建議。雍新琴認為耕地保護縣（市）域財政補償是耕地保護補償的關鍵，並以江蘇省為例分析了屬於耕地赤字和盈餘的縣（市）域，提出應將耕地保護補償納入到省與縣（市）財政轉移支付的決策中，耕地赤字的縣（市）將補償資金上繳省財政，由省財政將補償金下解到耕地盈餘的縣（市）財政。劉子銘則借鑒環境經濟學方法，構建耕地面積變化綜合分析框架，總結、比較了中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耕地面積變化規律，結果表明，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中國和日本的耕地損失均呈現倒「U」曲線形狀，但與日本相比，中國的土地利用更為粗放，其原因不在於中國經濟規模擴張的速度，而在於不盡合理的產業結構和較低的科技進步水平，同時提出應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完善相關耕地保護的政策體系，實現保護耕地紅線目標。於忠祥提出通過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間道路等工程加快高標准基本農田建設，可以穩步提高糧食產量，保障我國糧食安全。 在收益分配方面，諸培新以「萬頃良田建設工程」項目為依託，揭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關系及其分配機制，構建了農民長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機制；王湃基於實物期權理論對農地城市流轉的選擇價值進行理論分析並做實證研究，分別測算了湖北武漢市城鄉結合部農地城市流轉為商業用地、居住用地、工業用地的選擇價值。此外，劉瓊依據協調發展理論，建立土地利用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模型，定量測算土地利用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度，並以揚州市為例進行實證分析；黃朝明研究了房地產業對海南經濟拉動作用，認為房地產業已經成為海南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結合近年來的社會經濟發展統計數據，對海南縣域旅遊房地產發展存在的規劃、管理問題結合市場發展狀況進行了剖析，提出基於國際旅遊島建設背景的縣域旅遊房地產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2新農村建設與土地管理制度創新 土地制度是我國農村的基礎制度。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管理制度創新直接關系農民利益。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土地管理事業快速發展，初步建立起符合國情、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框架，同時中國土地管理仍面臨著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因此，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繼續切實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圍繞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制度障礙，本專題主要探討了農村宅基地制度、土地財政制度、土地儲備制度、土地利用計劃管理、村鎮建設規劃管理等問題。 朱道林研究了過度依賴財產性土地財政所引發的問題，指出依靠財產性土地財政滿足地方財政支出會造成地方財政的不穩定性，故不能依靠其解決地方財務問題，地方政府應該在完善地方稅體系的基礎上依靠財產稅體系來合理分配土地收益，走長期可持續的稅收財政道路。梅昀藉助於土地產權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理論，在分析土地徵收制度沿革和現行土地徵收制度特點的基礎上，分析土地徵收中土地權利和農民福利的變化，結果表明現行的土地徵收補償與土地權利轉移以及價格缺乏對應關系，難以減少對被征地農民的福利影響。朱新華揭示了農村宅基地制度創新中各利益主體的策略行動及其影響因素，提出要通過支持農民弱勢利益集團的形成與發展，抑制強勢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的過度滲透，改變政府角色等方面協調各方策略行動，確保宅基地制度創新中合理利益均衡點的形成。曹春艷通過利用1994-2009年長三角地區時間序列數據的統計描述和計量檢驗方法，考察地方政府在財政收支上的偏好，並研究這些偏好對土地利用變化產生的影響。徐建春探討了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民住房問題，通過結構特徵、鄰里特徵、區位特徵三個角度共37個指標，建立了住房狀況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資料和其他統計資料進行數據挖掘，評估中國農村居民的住房狀況。 另外，姜海分析了土地利用計劃的合理性、缺陷與實效，認為土地利用計劃的初衷是減少地方政府土地非農化行為引發的效率損失；土地利用計劃管理面臨信息不完全、預算軟約束、棘輪效益和管制俘獲等內生難題，未能有效控制建設用地擴張速度，經濟增長的土地代價水平下降滯後。劉沛以長沙地區新農村示範點「光明村」和「關山村」為例，提出村鎮規劃與建設涉及的土地利用、農村社區建設、道路交通、生態環境等問題，認為村鎮的規劃與建設是「兩型」長沙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不能因為其「小」而忽略，應在城鄉一體化規劃體制前提下科學合理規劃。趙亞莉以全國22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樣本，以建設用地佔該區域土地總面積的比例為土地開發強度的表徵指標，運用泰爾指數和經濟計量模型，探討了1997-2009年城市土地開發強度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同時提出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嚴格執行土地規劃政策，合理推動城鎮化和城市產業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開發強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張舟以深圳土地整備為例，認為深圳土地整備在「補償協商」和「實施方案審批」兩個環節存在突出問題；法定圖則的更新與執行制度、土地整備的年度計劃和補償標准等不完善是導致實踐困境具體制度安排層次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通過相應制度安排的改進，能夠提高土地二次開發中的政府治理效率，使其走出實踐困境。 3土地利用沖突與治理 經濟與社會轉型時期城鄉土地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是土地管理科學研究和土地管理實踐的重大問題，其中一個明顯特徵是轉型期土地利用的社會沖突與經濟糾紛日益增多。本專題交流了土地利用沖突的類型與診斷、征地沖突博弈的復雜性、基層政府侵害農民宅基地權利行為以及土地財政和土地違法等方面的論文，提出了土地利用沖突治理的具體對策。 針對征地過程中的沖突，鄒秀清構建了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戶三者之間的動態博弈模型，根據均衡概率分析引起征地沖突的關鍵因素，結果表明地方政府採取違法征地的概率與中央政府的監督檢查成本、農戶的維權成本呈正向關系；中央政府採取監督檢查的概率與地方政府違法征地的收益呈正向關系；農戶維權的概率與地方政府違法征地時的收益呈正向關系，並與農戶維權成本、地方政府征地補償標準的提高和對其政績的損害呈反向關系。鮑海君探討了征地沖突中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邏輯及主體與環境之間相互影響機制，並建立征地沖突中的主體「刺激—反應」模型刻畫復雜的征地沖突系統，從而理清征地沖突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邏輯及其與宏觀環境的交互作用機理，為征地沖突治理提供參考。 在農民土地利用沖突方面，黃忠華認為當前城鄉統籌發展實踐中農民地權訴求常被忽略；孫永軍指出基層政府利用種種名義侵害農民的宅基地現象的發生，除了現行法律制度對基層政府宅基地徵收權的規制存在缺失的原因外，政府壟斷宅基地發展權、基層民主運行不暢等也是重要因素，對基層政府侵害農民宅基地的行為應予以綜合治理。韓璐對農村居民點整治中的農戶心理契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認為農戶現居住條件滿足度與農戶搬遷條件心理期望呈正相關關系；農戶對農村居民點整治問題較多受到關系型心理契約影響。吳冠岑利用風險矩陣法對鄉村土地旅遊化流轉風險的評價方法進行探討，結果表明鄉村土地的旅遊化流轉會對鄉村土地生態系統的糧食安全、收益分配、土地利用結構、鄉村生態和鄉村特色產生一些威脅，但這些風險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在土地利用規劃管理沖突方面，郭傑以蘭州市為例分析認為土地利用沖突的直接原因是不同利益群體對有限土地資源的競爭，根本原因是土地價值核算中社會、生態價值的缺失引起的土地資源配置過程中的「雙重失靈」，並提出從多宜性這一土地利用沖突根源出發，通過空間疊置分析識別土地利用沖突區域，在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研究可為預防和破解土地利用沖突提供技術支撐。代合治認為區域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市規劃之間不是簡單的從屬關系，各自具有自身的規劃理念和任務，在規劃內容和空間布局方面存在內涵上的交叉、「用地」上的「碰撞」，因此「三規」的協調關鍵在於「用地」類型、「用地」規模、「用地」布局以及規劃年期等方面協調。 此外，龍開勝分析了土地財政改革與土地違法治理的關系，指出土地出讓金和土地稅性質不同，兩者對土地違法的影響也不相同，以土地稅代替土地出讓金的土地財政制度改革，是土地違法治理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應因地制宜地採取差別化策略，不能在全國范圍內搞一刀切。唐鵬則分析了中國式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價格的偏離行為，闡述了集權體制對政府行為的影響，並提出了我國土地財政制度的相關治理對策。 4土地利用與農民權益保護 農民土地權益保護是農村土地利用中的核心問題，也是確保農村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以農民意願作為出發點，郭愛請認為強化節約和集約利用農村居民點用地，成為新農村建設中不可忽視的內容和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必然要求；並以縣域為單元，運用聚類分析法對河北省農村居民點進行綜合分類，在基於農戶意願調查的基礎上，測算各類農村居民點集約用地標准，從而提出相應的集約用地模式。王樂通過建立「土地銀行」農戶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以陝西省楊凌區「土地銀行」為例，對其實施績效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楊凌「土地銀行」實施績效的農民滿意度處於中等偏下水平，需從政策指導、監督考核以及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著手，全面提高楊凌「土地銀行」的績效水平。許恆周利用CVM法和Tobit計量模型研究了農民對宅基地退出補償意願的受償水平，並檢驗影響農民受償意願的相關因素，其指出農戶退出宅基地的平均受償意願704.22元/m2，並提出應增強農戶退出宅基地轉向城鎮非農就業的能力與機會，制定科學合理的宅基地退出補償機制，提高農民退出宅基地後的可持續發展保障水平。趙光對農民參加養老保險情況與其土地流轉意願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認為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有利於提高農民土地流轉的積極性，建議要進一步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鼓勵和引導農民參與多種方式的養老保障，弱化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 針對城鄉統籌發展中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問題，陳美球認為目前「增減掛鉤」中，拆遷補償標準是農民關注的焦點，集中安置是大多數農民的安置意願，方便耕作是安置選址的關注點，生活成本的提高是農民集中安置到城鎮最擔心的問題，並提出了確保「增減掛鉤」中的農民利益的政策機制。劉洪彬通過對農戶土地利用行為內涵的界定，構建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經濟及政策變化對其影響機理分析框架和計量經濟結構模型，分析了相關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並提出政府應該從規范政府征地行為、健全土地流轉市場、增加對農村的投入等方面合理引導農戶土地利用行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持續利用。陳前利著眼於城鄉統籌發展中不同利益主體合理共享土地收益、耕地資源的有效保護與經濟社會和諧發展，運用博弈論對新疆伊寧市英也爾鄉土地徵收做實證分析，探討徵收耕地補償量的計算方法，認為當地土地徵收中，農戶實際可得到的徵收耕地補償量基本滿足近期的生存需求，但是遠遠小於理論補償量。苑韶峰選擇經濟發達和征地行為較活躍的慈溪市的四個鄉鎮（街道）為調查樣本點，構建經濟發達地區失地農民福利水平評價體系，定量測度征地前後農戶福利水平的變化，發現征地後四個鄉鎮（街道）的農戶福利水平均呈現一定程度的下降。他指出，為進一步提高被征地農民福利水平，政府可以為失地農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訓、提供工作機會、社會保險、變一次補償為終生補償等復合補償方式，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建多元化的籌資機制，在農村全面推廣養老保險，逐步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納入被征地農民保障體系中。成程運用福利經濟學相關理論構建農民福利變化理論模型，從理論上比較政府主導、集體推動和農民自發三種模式下的農民福利。結果顯示，從短期來看，在無法改變城鄉土地市場二元分割現實的情況下，集體推動宅基地流轉模式最有利於增加農民福利；從長期來看，增加農民福利的有效途徑在於實現政府主導、集體推動和農民自發三種模式向宅基地市場自由流轉的轉變。 學者們在論壇交流中對社會管理創新與土地資源管理方式轉變的關系和途徑作了深刻的闡述。通過本次交流研討形成了一些共識，即中國經濟與社會轉型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時期，三十餘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與社會代價過大，農地大量、快速地非農化，征地拆遷等領域社會沖突也日漸增多，農民土地權益受損。轉變土地資源管理方式，化解土地社會經濟矛盾與沖突，調整城鄉土地利益關系，對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創新社會管理，改革傳統土地管理模式，轉變土地利用方式，對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至關重要。本次會議的主題非常切合我國「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工作，抓住了我國當前急需解決的重大熱點和難點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D. 北京大學林堅的學習履歷
林堅：土地方向，項目多，工資高，人不錯
馮長春：土地和住房方向，項目多，工資內較低
呂斌：城市規劃容，項目多，待遇一般
柴彥威：社會地理學，項目一般，工資一般
賀燦飛：產業，項目較多，工資較低
王輯慈：產業，項目一般，工資一般
俞孔堅：景觀，項目多，待遇偏低
……這些算是比較有名的
E. 北大城市與區域規劃哪個導師比較好
林堅：土地方向，項目多，工資高，人不錯
馮長春：土地和住房方向，項目多，工資較低專
呂斌：屬城市規劃，項目多，待遇一般
柴彥威：社會地理學，項目一般，工資一般
賀燦飛：產業，項目較多，工資較低
王輯慈：產業，項目一般，工資一般
俞孔堅：景觀，項目多，待遇偏低
……這些算是比較有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