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唁電
⑴ 列舉兩位「兩彈一星」科學家資料,分別為他們寫小傳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於江蘇常熟,核物理學家,中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
趙九章(1907.10.15~1968.10.26)生於河南開封,地球物理學家和氣象學家。是中國地球物理和空間物 理的開拓者,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組織者和奠基人之一。
(1)大學教授唁電擴展閱讀:
「兩彈一星」人物簡介:
1、王淦昌
作為中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科學技術領導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試驗工作的開拓者,在從事核武器研製期間,指導並參加了中國原子彈、氫彈研製工作。他是原子彈冷試驗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指導了中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領導並具體組織了中國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試驗。
主持指導的爆轟物理試驗、炸葯工藝、近區核爆炸探測、抗電磁干擾、抗核加固技術和激光模擬核爆炸試驗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85年獲兩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2、趙九章
在中國人造地球衛星研製過程中,趙九章提出了「中國發展人造衛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等重要建議,領導開創了利用氣象火箭和探空火箭進行高空探測的研究。
探索了衛星發展方向,籌建了環境模擬實驗室和開展遙測、跟蹤技術研究,組建了空間科學技術隊伍。1964年,根據國內運載工具的發展提出了開展人造地球衛星研究工作的建議。
在中國衛星系列發展規劃和具體探測方案的制定,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返回式衛星等總體方案的確定和關鍵技術的研製等諸方面做出突出貢獻。他領導完成了核爆炸試驗的地震觀測和沖擊波傳播規律以及有關彈頭再入大氣層時的物理現象等研究課題。
⑵ 中江的歷史人物
中江是千年古縣,歷史文化厚重,東漢儒俠王渙、天文學家趙延義,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先驅蘇舜欽,首譯《資本論》的現代著名經濟學家陳豹隱,特級戰斗英雄黃繼光等彪炳史冊。更有「初唐四傑」之王勃、駱賓王詩酒應和,詩聖杜甫墨跡留香,宋朝詩人范成大題詠飛烏留下千古佳話。 中江是人文薈萃的狀元故里,至今仍輝耀在玉江邊上的《銅陵紀勝碣》,是北宋進士,曾任雲南布政使、陝西左參議的王惟賢所撰。他在碣中追懷鄉賢時滿懷深情地寫到:「蘇易簡,國初進士第一,蜀斯文發祥權輿之地。」在德陽市所轄六個市縣區,歷朝歷代眾多文化名人中,只有蘇易簡是唯一的狀元。
蘇易簡22歲中狀元,之前在松樹梁子的蘇家大院讀書。他是「銅山三蘇」第一人,另兩名是其孫子舜欽、舜元。他們三人的事跡都上過《宋史》,在《中國文學大詞典》中也有專門條目介紹。
蘇易簡(958-996年)字太簡,梓州銅山人,「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宋代太平興國五年,蘇易簡考中狀元後,舉家遷至汴梁(今開封),任過禮部尚書,累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但天不假年,蘇易簡38歲就撒手人寰,著作有《續翰林志》及《文房四寶》,宋太宗趙光義很看重蘇易簡的才氣,對他評價很高,曾賜詩蘇易簡:「少年盛世兮為詞臣,往古來今兮有幾人,首書文章兮居翰林,儒名善守兮會緣夤。」
蘇舜欽(1008-1048年)字子美,「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魁偉」,是為人清介耿直的愛國詩人、宋代詩文革新的先驅,在詩壇同梅堯臣並駕齊驅。《宋史》說他「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為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當時的人稱贊他「挽楊劉之頹波,導歐蘇之前驅。」詩寫得好,書法也別有韻致。
蘇舜元(1006-1054年)號才翁,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為人重氣節、善草書。蘇東坡評價蘇舜元的草書時說:「才翁草書真跡,當為歷世之寶。」蘇舜元著作有《才翁集》一部。
「銅山三蘇」同「眉山三蘇」生活在同一時代,祖籍都在四川西部,但「銅山三蘇」這三位文壇俊彥遠沒有像「眉山三蘇」那樣在故鄉留下更多引人入勝的奇聞軼事。據德陽市管錫慶先生考證,眉山三蘇平均年齡65歲,而銅山三蘇平均只活了42歲,生活、創作的時間比「眉山三蘇」少了23年;再加上「銅山三蘇」長年在外地做官,蘇易簡自考取狀元後便離開銅山,遠赴開封做官,很少回家,只留下空落落的蘇家大院、冷清清的讀書台。蘇舜欽、蘇舜元出生在開封,做官在外地,也很難回故鄉,在故鄉留下的雪泥鴻爪不多。
陳豹隱原名陳啟修,1886年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其父陳品全是清朝翰林,曾任廣西桂林書院院長。幼年的陳啟修在中江縣的私塾里讀孔孟書籍,12歲(1898年)時遷居廣西陳品全住所,攻讀新學,就讀於桂林法國人辦的五年制初中,他在初中學會了法語,為他後來學習其他外語增強了信心和興趣,也為他日後通曉法、德、英、日四國語種打下了堅實基礎。 陳豹隱教授學識淵深,著述豐富,是著名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因應時勢,他便投身革命,成為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過貢獻,他是《資本論》的第一個中文譯者,被譽為經濟學界的「南陳北馬(馬寅初)」。
那是一個悲慟的日子:1960年9月9日。
全國政協常委、四川省政協常委、民革四川省委常委、四川財經學院(西南財經大學)一級教授陳豹隱先生,因高血壓引起腦溢血逝世,終年74歲。
噩耗傳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送來了花圈,陳毅副總理發來了唁電。陳毅、李井泉、徐冰、廖志高、鄧錫侯、張秀熟、柯召、彭迪先等黨和國家領導及四川省省委省政府領導、部分著名知識分子組成了治喪委員會,中共四川省委專門為先生召開了追悼大會。
歷史翻到1986年9月25日。先生100歲生日。我國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宋濤、胡代光等集會成都,隆重舉行「著名經濟學家陳豹隱教授誕辰100周年紀念會」,再次深切緬懷這位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難忘的一生。
他的一生,主要是從事教學,從1919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系主任起,先後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北方區黨委黨團員積極分子訓練班、黃埔軍校第四期、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馮玉祥主辦的泰山軍官講習班、重慶大學……等等教學單位講授經濟學或蘇俄經濟,1950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隨重慶大學商學院並入四川財經學院(西南財經大學),而走進光華園,任校務籌備委員會委員兼教務組長、一級教授。從此,先生在光華園走完了他的一生。 劉洙源(1875~1950)四川中江縣人。名復禮,字洙源,別號離明。前清拔貢,北京經科大學畢業。長於文學,通達三禮,歷任四川高級師范、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文學教授。早歲精唯識,曾著唯識學綱要數萬言。私淑永明延壽,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著有宗鏡錄大科判;晚耽禪悅,不喜著作,惟存講稿數篇為弟子所傳鈔。三十八年農歷三月於德陽孝泉延祚寺剃發,受三壇大戒,法名昌宗。未久,應邀講楞嚴經,並傳凈土觀法。後返中江,駐錫白雲寺,專研戒律。三十九年示寂,世壽七十六。著作除上記外,另有宗鏡錄細科判約五卷、宗鏡錄讀法約十餘卷。另纂集大智度論之法相而成性宗法藏三冊,然未出版。
⑶ 資深老教授唁電怎麼寫急求!!!
驚悉我敬愛的老師某某某教授仙逝,甚感悲痛!悲痛中回顧某教授誨人不倦,育人萬千的漫漫人生路,學子們無不淚流滿面。痛哉!哀哉!哀悼到永遠!
⑷ 劉起釪的個人心願
2010年年底,有人前去探望老人發現,老人對身邊的事情已經糊塗了,但只要談起學術,他的思路卻異常清晰。
「您在生活上還有什麼要求嗎?給您配個輪椅,需要嗎?」前訪者在紙上寫下這樣的問題。「不要了。花國家的錢。」劉起釪顫抖地寫道。
「您還有什麼心願嗎?」「我希望回北京教書。一個課一個課地教下去。」
2012年10月6日凌晨,一代史學宗師劉起釪先生在南京一家托老所走完了一生的歷程,身邊沒有親人,也沒有學生,老人走的是那樣的孤獨。在第一時間致電歷史所表示哀悼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丁偉志,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劉先生同門師弟王煦華先生,劉先生同事肖良瓊、常玉芝女士,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教授。由於家屬不願意接待媒體,很多人還不知道劉先生去世。在12日的追悼會之前,在劉先生之女的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追思儀式,參加者是劉先生在南京的和湖南、安徽的親屬,還有劉先生家鄉代表、湖南省安化縣圳中村黨委書記吳志高先生。由我宣讀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物局、中華書局、中國考古學會、中國古文字學會等單位的唁電。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王偉光先生在唁電中說:「劉起釪先生生於書香世家,自幼飽讀詩書,長則工於文章,後為顧頡剛先生高足,沉潛於文獻,出入乎古史,學問愈趨精博,斐然自成一家。自1975年先生調入我院歷史研究所以來,為古史辨派續開新篇,乃《尚書》學之當代巨擘,一身而系多個領域的學脈學統,其學其人,為海內外同仁共相推重久矣。而今先生忽焉辭世,非惟學界失一砥柱,我院失一大師,我本人亦永遠失去了一位良師。思之及此,豈不痛哉!」……
⑸ 關於兩彈元勛的具體事件
鄧稼先個人概述
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製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被稱為「兩彈元勛」。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鄧稼先領導開展了爆轟物理、流體力學、狀態方程、中子輸運等基礎理論研究,完成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並參與指導核試驗的爆轟模擬試驗。原子彈試驗成功後,鄧稼先又組織力量,探索氫彈設計原理,選定技術途徑。領導並親自參與了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研製和實驗工作。
鄧稼先和周光召合寫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研究總結》,是一部核武器理論設計開創性的基礎巨著,它總結了百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不僅對以後的理論設計起到指導作用,而且還是培養科研人員入門的教科書。鄧稼先對高溫高壓狀態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培養年輕的科研人員,他還寫了電動力學、等離子體物理、球面聚心爆轟波理論等許多講義,即使在擔任院長重任以後,他還在工作之餘著手編寫「量子場論」和「群論」。
鄧稼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為了祖國的強盛,為了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他甘當無名英雄,默默無聞地奮鬥了數十年。他常常在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出現在最危險的崗位上,充分體現了他崇高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在中國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卻鮮為人知,直到他死後,人們才知道了他的事跡。
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父親是著名的美學家和美術史家,曾擔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哲學教授。1925年,母親帶他來到北京,與父親生活在一起。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
他從青少年時代就有了科技強國的夙願,將個人的事業與民族的興亡緊密相連。
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七·七」事變後,全家滯留北京,他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16歲的鄧稼先隨大姐去了大後方,在四川江津讀完高中,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受業於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抗日戰爭勝利時,他拿到了畢業證書,在昆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京大學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這位取得學位剛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祖國。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帶了什麼回來。他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 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准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中國研製原子彈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尖端領域的科研人員雖有較高的糧食定量,卻因缺乏油水,仍經常飢腸響如鼓。鄧稼先從岳父那裡能多少得到一點糧票的支援,卻都用來買餅干之類,在工作緊張時與同事們分享。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日夜加班。「粗估」參數的時候,要有物理直覺;晝夜不斷地籌劃計算時,要有數學見地;決定方案時,要有勇進的膽識和穩健的判斷。可是理論是否准確永遠是一個問題。不知道他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他冒著酷暑嚴寒,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8年的單身漢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國務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系於一發的危險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鄧稼先詞是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連克千重關, 群力奮戰自當先, 捷音頻年傳。 蔑視核訛詐, 華夏創新篇, 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 功勛澤人間。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後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並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並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後,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和衛星),西方人總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不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說:「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後,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楊振寧看後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樑。
1950年,鄧稼先從美國普渡大學回國,先後擔任中國科學院物理數學學部委員、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院長等職,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勞動模範。他簽署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總體計劃。
1948年,鄧稼先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在普渡大學當研究員,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
有人勸他留在美國,但鄧稼先婉言謝絕了。1950年10月,他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和二百多為位專家學者一起回到國內。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設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1956年,鄧稼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中央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原子彈。當鄧稼先得知自己將要參加原子彈的設計工作時,心潮起伏,興奮難眠,這是一項多麼光榮而又神聖的職業!但同時他又感到任務艱巨,擔子十分沉重。
從此,鄧稼先懷著以最快速度把事業搞上去的決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到任務中去。
首先,他帶著一批剛跨出校們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里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
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秘的向導。
由於都是外文書,並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閱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為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製出我國的「爭氣彈」。那時,由於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為復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為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為了讓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輕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餘的稍許娛樂,他總是抽空與年輕人玩十分鍾的的木馬游戲。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見了他們在玩這種游戲,老教授又好氣又好笑,斥責說:「這是什麼玩法,你還做兒戲呀。」 鄧稼先笑說:「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這是一種多麼親密的同志關系啊!正是靠著這種關系,鄧稼先和同事們一起克服了一個個科學難關,使我國的「兩彈研製」以驚人速度發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
不久,我國第一顆氫彈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終年62歲。人民將永遠懷念這位被稱做「兩彈」元勛的這位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鄧稼先貢獻
研究了原子彈和氫彈
鄧稼先的光輝一生(徐焰)
鄧稼先,1924年出生於安徽懷寧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翌年,他隨母到北京,在擔任清華、北大哲學教授的父親身邊長大。他5歲入小學,在父親指點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礎。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學,與比他高兩班、且是清華大學院內鄰居的楊振寧結為最好的朋友。鄧稼先在校園中深受愛國救亡運動的影響,1937年北平淪陷後秘密參加抗日聚會。在父親安排下,他隨大姐去了大後方昆明,並於1941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
1945年抗戰勝利時,鄧稼先從西南聯大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抱著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鄧稼先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九天後,便謝絕了恩師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決定回國。同年10月,鄧稼先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1953年,他與許鹿希結婚,許鹿希是五四運動重要學生領袖、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珩的長女。1954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征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從小受愛國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從事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工作,表示堅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現在嚴格警衛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鄧稼先就任二機部第九研究所理論部主任後,先挑選了一批大學生,准備有關俄文資料和原子彈模型。1959年6月,蘇聯政府終止了原有協議,中共中央下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鄧稼先擔任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後,一面部署同事們分頭研究計算,自己也帶頭攻關。在遇到一個蘇聯專家留下的核爆大氣壓的數字時,鄧稼先在周光召的幫助下以嚴謹的計算推翻了原有結論,從而解決了關系中國原子彈試驗成敗的關鍵性難題。數學家華羅庚後來稱,這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的成果。
鄧稼先不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采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美國用7年、蘇聯用4年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鄧稼先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1979年又任院長。1984年,他在大漠深處指揮中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試驗成功。翌年,他的癌擴散已無法挽救,他在國慶節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門。1986年7月16日,國務院授予他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同年7月29日,鄧稼先去世。他臨終前留下的話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並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雖長期擔任核試驗的領導工作,卻本著對工作極端負責任的精神,在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在第一線。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鈾球加工等生死系於一發的危險時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員身邊,既加強了管理,又給作業者以極大的鼓勵。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被損,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隨後,鄧稼先仍堅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1985年,鄧稼先最後離開羅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參加會議。醫生強迫他住院並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中央盡了一切力量,卻無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鄧稼先去世前不久,組織上為他個人配備了一輛專車。他只是在家人攙扶下,坐進去並轉了一小圈,表示已經享受了國家所給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後,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向鄧稼先追授了金質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選自2001年6月25日《北京青年報》)
三、楊振寧與鄧稼先的友誼(徐勝藍、孟東明)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灘上空升起了一團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年之後,第一顆氫彈又放出炫目的光芒。這曾使全世界為之震驚。人們都知道奧本海默是美國的「原子彈之父」,薩哈羅夫是前蘇聯的「氫彈之父」,然而,中國的「兩彈」元勛是誰?
1986年6月,中國各大報紙均在首要位置介紹這位了不起的科學家:
名字鮮為人知 功績舉世矚目
「兩彈」元勛——鄧稼先
1986年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和獎章。
核工業部為表彰鄧稼先20多年來為發展我國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貢獻,為使他那不計名利、甘當無名英雄和艱苦奮斗、捨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發揚光大,號召廣大科技人員向他學習。
鄧稼先可歌可泣的優秀事跡,他那偉大的抱負和精忠報國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外國有一本書,題為《比一千顆太陽還亮》。鄧稼先獻身的事業,亮過一千顆太陽!他從34歲接到命令研製中國的「大炮仗」以來,告別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女,隱姓埋名進入戈壁灘。20多年來,他和他的同事們沒有任何人在報刊上占過巴掌大的版面。他們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對祖國、對人民的深愛埋在祖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人們常常忘記他們,只有當「大炮仗」的沖擊波沖擊各國地震監測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矚目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們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為中國核武器事業奉獻畢生精力的元勛鄧稼先病逝於北京。
全國上下為這位中華精英過早離開人世而感到悲痛。
他的朋友們懷著無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獻給他一支輓歌——《懷念鄧稼先院長》:
天府楊柳塞上煙,
問君此去幾時還?
……
實驗場上驚雷動,
江河源頭捷報傳。
……
不知鄧老今何在?
忠魂長眠長江畔。
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寫道:
踏遍戈壁共草原,
三十五年前。
連克千重關,
群力奮戰君當先。
捷音頻年傳,
蔑視核訛詐,
華夏創新篇。
君視名利如糞土,
許身國威壯河山。
哀君早辭世,
功勛澤人間。
國務院總理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參加鄧稼先的追悼會,他說:「鄧稼先同志是我國科技工作者的典範,是我國科技工作者的驕傲。」
「稼先逝世,我極悲痛」。鄧稼先的岳父、全國政協副主席、90高齡的許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這樣悼念鄧稼先。
在地球的另一面,遠隔萬里重洋的楊振寧教授懷著無限悲痛的心情,給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打來了唁電。
楊振寧先生和鄧稼先先生有著深厚的友誼,讓我們讀一讀北京醫科大學許鹿希教授撰寫的《懷念稼先》中的第八節《半個世紀的友誼》的一段吧!
「文革」初期,氫彈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製並沒有到頭。可在那個烏煙瘴氣的年代,就連稼先他們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倖免。林彪、「四人幫」組織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把斗爭矛頭指向稼先等十幾位理論部的負責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時只要說一句違心的話,就會給中國的核武器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他頑強地頂著,處境很危險。正在此千鈞一發之際,似乎蒼天有眼,1971年楊振寧先生從紐約經巴黎飛抵上海。下飛機後,開列了他要見的人的名單,名單上第一個就是鄧稼先。這張名單很快傳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會客。不久,在周總理親自干預下,基地里暗無天日的局面結束了。
楊振寧先生當然不知道他們的這次會晤對稼先來講有著多麼重大的意義,但是我們全家人從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楊先生與稼先從小就有著深厚的情誼。他們兩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華園兩家人又住隔壁。鄧父鄧以蜇和楊父楊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楊振寧教授的弟弟楊振平與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時代的稼先與少年楊振寧總在一起打牆球,彈玻璃球,甚至還比賽爬樹。上中學稼先和楊振寧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學,楊振寧比稼先高兩級,後來他們兩人又是西南聯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楊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後,稼先就與他們分開了,不過他們的友情卻一直保持著。
自1971年以後,楊先生多次回來訪問、講學。稼先與他總少不了敘舊聊天。有一次楊先生到我們家,他說想和稼先一起騎車去頤和園。為安全起見,這樣的要求我們著實不敢答應他。還有一次,我們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邊吃邊談笑著,楊先生對稼先說:「這回你可以吃飽了,想當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你可是常常餓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開始沒有獎學金,吃飯不敢按飯量吃,只能按錢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現在科學院低溫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國老太太的閣樓里,有一次他倆去吃飯,兩份牛排端上後,稼先看了看,對洪朝生說:「我這塊小,你那塊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給了稼先。……回想起這些往事,楊先生與稼先都笑了。
後來,楊先生多次送書給稼先,有《楊振寧論文選集》,有《讀書教學四十年》等,都寫著「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壽辰時,楊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國際象棋。稼先住院後,楊先生到醫院看他,並且為他找特效葯。最後一次,楊先生送給稼先一大束鮮花,這鮮花象徵著兩人永存的友誼,正像楊先生給我的唁電中所說的:「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
最後,我想以楊振寧先生的一句話作為我這篇懷念文章的結束語: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人生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稼先沒有虛度此生!
1987年10月23日,楊振寧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來到八寶山公墓,祭奠與他有著半個世紀深情厚誼的摯友鄧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風給人們帶來寒意。八寶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靈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個靈堂,鄧稼先的巨幅遺像前擺著楊振寧送的花籃,緞帶上寫著「鄧稼先千古楊振寧敬輓」。
楊振寧眼含熱淚面對鄧稼先的遺像肅立默哀,鞠躬悼念。
祭奠儀式結束後,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女士按照鄧稼先生前囑托,向楊振寧贈送一套安徽出產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寫著「振寧、致禮存念稼先敬留」。許鹿希女士深情地說,這套文房用具象徵著鄧稼先和楊振寧的鄉情和友誼。
鄧稼先是楊振寧的中學、大學同學,他為中國的核事業做出如此重大的貢獻,然而,過去中國並沒有在報刊重點宣傳、表彰他。1986年6月,鄧稼先病重期間,楊振寧去醫院探望他。後來,楊振寧又向中央領導同志談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早就應該把對中國、對國際有貢獻的科學家介紹出來。
楊振寧非常敬重鄧稼先,他說:「鄧稼先是中國的帥才,他能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絕對信任,也能得到群眾的絕對信任,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說:「中國高層人士選定他當領導者來研究原子彈,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認識鄧稼先,又認識美國的奧本海默和泰勒。這三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鄧稼先隨和、靦腆,又沒有行政工作的經驗。當初美國的格羅夫斯將軍也聘任了沒有行政經驗的奧本海默當主持人,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稼先的個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種帥才。我收集了許多鄧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寫篇有關鄧稼先的傳記,我希望傳記能把他對中國的貢獻詳細表達出來。」
歷史沒有忘記他們!198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60周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長達12集的電視片:《讓歷史告訴未來》。在第8集里,有這樣的畫面和解說: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壯麗場面展現在熒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國人民、套紅的《人民日報》號外……,鄧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軀也出現在熒光屏上。
……
「1971年,當楊振寧得知,中國兩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製造成的,他離開宴席走進了洗手間,那時,他已是淚流滿面了!」
⑹ 給我幾個楊振寧的故事
楊振寧是1922年10月1日生於安徽合肥(後來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國護照上誤寫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版生不權滿周歲,父親楊武之考取公費留美生而出國了。4歲時,母親開始教他認方塊字,1年多的時間教了他3千個字。楊振寧在60歲時回憶說:'現在我所有認得的字加起來,估計不超過那個數目的2倍。'
1928年楊振寧6歲的時候,父親從美國回來,一見面就問他念過書沒有?他說念過了。念過什麼書?念過《龍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來了。楊振寧回憶道:'父親接著問我書上講的是什麼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釋。不過,我記得他還是獎了我一支鋼筆,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
楊振寧讀小學時,數學和語文成績都很好。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考入了西南聯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歲。1942年,20歲的楊振寧大學畢業,旋即進入西南聯大的研究院。兩年後,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並考上了公費留美生,於1945年赴美進芝加哥大學,1948年獲博士學位。
⑺ 回復唁電簡訊 兒子的老師發來悼念兒子外公病逝簡訊如何回復
表示感謝,而後加以祝福。
⑻ 楊振寧的人物軼事
楊振寧讀聯大物理學系時,給他上一年級普通物理課的是擅長實驗的物理學家、清華大學趙忠堯教授,上二年級電磁學課的是著名學者、清華大學吳有訓教授,上力學課的是在廣義相對論等方面頗有研究的著名學者、清華大學周培源教授等。
但對楊振寧來說,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這些教授們外,父親楊武之對他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楊振寧在學校里,遇有不懂的問題、碰上難以處理的事,總是經常跑到數學系辦公室向父親請教。
楊振寧還多次說過:「在聯大給我影響最深的兩位教授是吳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楊振寧本科畢業時,選了《用群論方法於多原子的振動》作畢業論文,並請吳大猷做論文導師。楊振寧在研究生院讀書時,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導,對統計物理發生了興趣。1944年研究生畢業時,楊振寧請王竹溪教授作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在其指導下又非常成功地寫出了碩士論文,《超晶格》即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楊振寧發來唁電說:「我對統計物理的興趣即是受了竹溪師的影響。」楊振寧還回憶道:「以後四十年間,吳先生和王先生引導我走的兩個方向——對稱原理和統計力學——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楊振寧在研究生院期間聽了馬仕俊教授的課後,開始注意「場論」,並對變形物體熱力學也非常感興趣。
1957年12月10日,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質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領獎台。其前,楊振寧寫信給吳大猷,感謝吳先生引導他進入對稱原理和群論的領地,並說後來包括宇稱守恆在內的許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吳先生15年前介紹給他的那個觀念有關。 否認撰文談佛教與科學 2014年初,網路上流傳一篇題為《楊振寧:佛教與科學是徹底相容的》的文章,並且杜撰出楊振寧的言論:「科學的盡頭是哲學,哲學的盡頭是宗教」,然而經過細致調查,沒有在任何演講集和傳記裡面發現類似言論,最後發現是一個叫楊振華的人在佛教期刊上說的,屬於以訛傳訛。
楊振寧早在2011年夏天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專訪的時候就曾經公開表述:「本人從來沒有贊揚過佛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宗教和科學並沒有兼容性。」「如果哲學尚有可取之處,宗教基本一無是處。」關於題為《楊振寧:佛教與科學是徹底相容的》的文章,2014年1月3日楊振寧做出公開聲明,此文非其所作。 批評玄學 楊振寧反對玄學,提倡現代科學觀,對易經做出過批評,認為「《易經》影響了中華文化中的思維方式,而這個影響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4年9月3日,楊振寧在人民大會堂做了題目是《<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的演講,歸納起來大概有五種道理:第一,中國的傳統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換句話就是比較注重實際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論架構。第二,科舉制度。第三,觀念上認為技術不重要,認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國傳統裡面無推演式的思維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觀念。
⑼ 著名植物生態學家張新時逝世,去世的原因是什麼
2020年9月26日,我們國家的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發訃告說,著名植物生態學家、無黨派人士優秀代表、中科院植物所原所長張新時研究員因病醫治無效,於當地時間9月24日下午在美國西雅圖因病逝世,享年86歲。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深刻地體會到張新時專家的德高望重與良好品行。而如今張新時專家因為生病的原因已經離開了人間,但是我相信很多學生和專家對他的仰慕之情、懷念之情永遠不會退去,他為我們留下的作品與生態研究成果也將會讓我們更好地記住他、銘刻他。正如那句話,有些人已經離開了人間,但他依舊活著,希望未來時光病魔能夠眷戀這些偉大的人,讓生命之花更久地綻放,讓祖國的生態發展研究更好的發展。我也相信,我們的一代代青年,一定會在張新時院士的生態研究基礎上,讓植物生態學這門學問越走越遠,為祖國的研究更上一層樓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