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窑瓦铺大学三科学员名单

Ⅰ 为什么建立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保安建立。主要干部由毛泽东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包括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至成。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

1937年，抗日军政大学迁入延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1939年，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在陕北留下抗大三分校。抗日战争时期，各个大的根据地都组建了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这种做法隐含了和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大搞分校建设进行对垒的意味，国共双方都在积极扩充军校，准备军事干部。

1945年10月，抗大总校在副校长何长工带领下迁往东北，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 各个分校则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

红军大学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这一富有远见的决定，开创了人民军队办大学的先河，被毛泽东誉为“红埔军校”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此诞生。

据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学教授季云飞介绍，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第一任校长是何长工。这位曾留学法国、在井冈山被毛泽东称为“长工师傅”的红军名将到任后，带领学员仅用3个月，就在瑞金西郊沙洲坝镇建起了被外界称作“山林军事学堂”的红军大学校园。

红军大学创建之初，专职教员仅有16名，设有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指挥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学员直接从红军中招收历经战火考验的师团级干部。

Ⅱ 抗日军政大学第六期学员

学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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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校址迁至延安，改名抗日军政大学。

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毛泽东为该校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1938年12月，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分别成立抗大分校。1939年，总校迁往华北敌后根据地，并先后在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根据地建立分校。至1945年总校和12个分校共培养20余万名革命干部。抗战胜利后，抗日军政大学改名为军事政治大学。

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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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当年，所有抗大学员都是唱着这首《抗大校歌》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的。如今，抗大的精神仍然在时时鼓舞和激励着人们。
数十年来，抗大的教学传统仍是我国军事教育的传统，仍是军事教育的宝贵财富。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图书馆馆长敖海波说，抗大办学10年间，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学原则，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批干部像种子一样在各地生根发芽。1937年8月，红军改编时只有4．6万多人，到了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多万人。没有抗大培养的大批干部，就没有后来革命力量的发展。
抗大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学院。延安抗大纪念馆负责人苏雅琳介绍说，“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习”，是抗大最为明显的办学特色。延安抗大纪念馆里的一幅画面就是对这一特色的诠释：在画面上，一队正在行军的抗大学员身背行装，为了不影响学习，每个学员的行装后还有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字，学员们边行军、边学习，既完成了军事任务，又学会了文化知识。
“抗大为我国军事教育留下宝贵的财富”，西北大学马列理论教研部教授梁星亮说，从红军大学到抗大，从抗大到分校，都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抗大之所以能成功地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关键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战局相结合、党和军队建设相结合。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也为新中国办学积累了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形成的优良作风，就是在大批抗大干部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经验也是从抗大学来的。

Ⅲ 革命烈士有哪些代表人物

1、孟起安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岁进私塾读书。1939年冬结婚后，在蒋垛处馆教书。1940年10月，参加减租减息斗争，成为蒋垛农抗领导人之一，后任五抗会主任。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蒋垛区委组织干事、组织科长。1942年春，以塾师身份到江村发动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建立了江村乡党支部。1943年夏，任姜南区区委书记，组织“二五”减租，开展惩奸运动。

1945年8月，调任蒋垛区委书记，组织发动了对地主的清算斗争。1946年秋主力北撤，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斗争。由于关节炎发作，行动不便，组织上让他暂时离职休养。1947年2月，在邱西乡西后港，不幸被捕。

关押期间，敌人软硬兼施，透过其亲友诱他自首，他宁死不屈，坚持狱中斗争。

2月21日，在姜堰东场上，他被绑在电线杆上，敌人用铁丝穿过他的手心，鼻子和耳朵，敌人又把他押到南天寺广场（现姜堰中学内），一个地主举起菜刀，砍下他的耳朵，其它几个家伙一齐扑过去用刀乱戳，他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倒在血泊中。

2、王璞

王璞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璞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璞不仅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璞的家乡，王璞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璞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带给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璞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

鬼子把刀架在王璞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和藏在哪里。王璞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

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齐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璞、王璞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王璞生前学习时用过的石板，站岗时用过的红缨枪，以及牺牲时压在身下，被鲜血染红的石块，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3、刘传文

原名刘坚，罗浮徐东乡笠石人。他为人勇敢刚直，性情急躁，有抱不平思想。他父亲刘观英，母张氏，有两姐一弟一妹，全家七口，生活贫苦，难以度日。

他在小学读至十三岁时，因家贫辍学，尔后，跟他叔父刘镜渊（军刘志陆部下当副官）在部队当勤务员，经过三年的部队生活，看出政治腐败，军心涣散，感到长此下去，没什么前途，便离开部队，回家耕田。

农闲磨豆付，做付竹出卖。以后，又在徐田村谢自瑶手下当民团，因谢在徐田村设卡抽税，苛捐繁重，传文对重税甚感不满，对客商则深表同情，因而把未经抽税的客商给予放行。后被谢自瑶发觉，即把他开除，于是他私带驳壳一支，愤然离去。

当时，革命烈火已燃烧到大信，而且已成立了大信苏维埃政府。传文与共村的刘王妹、刘德盛三人投身革命，到大信苏区跟从刘光夏、刘霭环等参加革命工作。传文参加革命队伍后，英勇善战，用心工作，经常在大信案山上、石门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后提升为驳壳队排长。

1927年间，由于谢自瑶在徐田村设卡抽税，勒索群众，早已使传文不满，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心抱不平。因此，有一天指晓，他亲自持枪到谢自瑶家，当场打死谢自瑶、谢泉芳、谢泉深三人。以后，他又到罗岗霞岚把练大古捉到大信去“吊参”，解决当时革命活动经济困难的问题。

1928年，他带领红军、赤卫队攻打岩前地主赖乾古的新屋和罗浮义兴当。是年冬，又攻打岭峰丹竹楼的民团，缴获枪弹后，又率领赤卫队攻打罗浮桥云当。他以前带领红军攻打罗浮有三四次之多。

他经常对战士说：“打仗不要怕，俗话说：耕田吾怕屎，当兵吾怕死，我们为穷人翻身闹革命，就不怕杀头，万一为革命而牺牲，也是光荣的。”因此，他屡建战功，提升为连长。出征时，他经常骑马或骡子，身先士卒，有个医生王森雄也骑骡子跟随同行。

自从传文同志参加革命后，兴宁的反动头目，对他又怕又恨，如陈尧古两次带领部队到笠石村，扬言放火烧屋，抓走他的邻居，结果人将传文老屋内的赏田三斗种卖掉，赎回被捉去的八人。传文全家早已逃走，而家物等件全部搞光，仅存两间烂屋而已。

1929年9月26日，大信苏区红军由营长张国标率领，联合赤卫队共约三千多人，分左中右三路攻打罗岗。刘传文连长带领赤卫队从左翼镰子寨进发，但当时陈尧古的部队联合由罗岗顽畲上的敌人，已赶到镰子寨，阻击我左中两翼部队

前进，由于敌人的武器多而精良，而我方仅有粉枪、炮等，结果在无法取得胜利时，我军下令撤退。当进，刘传文同志为了掩护赤卫队后撤，阻止敌军追击，他使用两支驳壳枪靠在大松树下与敌人激战，结果，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他却壮烈牺牲了，那时他年仅22岁。

4、周银海

1947年1月18日清晨，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乡干部，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敌人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明白！”。

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明白！”

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

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必须会打败反动派！”

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5、江竹筠

江竹筠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

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十分用功，记忆力超群。之后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

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Ⅳ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传统传承

1958年9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开学之前，首任校长郭沫若题写了校歌歌词《永恒的东风》。9月17日，郭沫若校长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的时候，总理仅改动了两个字，把校歌歌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使文字的表达更为准确。
经总理审定后，郭校长又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音乐作曲家、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先生为之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两天后，郭校长又请吕骥先生来校，在大礼堂里教授全体师生们学唱这首校歌。由一代文史巨匠、音乐家和政治家共同参与创作的、激荡科大人的旋律，从此传唱不衰。
在1958年9月20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 抗大的前身——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
(瓦窑堡——保安，1936年6月至同年12月）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同年6月1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镇米梁山上闾家大院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随即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
1、组织机构和学员
红大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学生共一千零六十三 人，分为三科：一科三十八人，二科约二百人，三科八百余人（驻甘肃环县木钵寺）。一、二科在职干部只有十四人，专职教员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曾在三科任教的有杜平斋、柳青、赵守一、冯治国、廖冠贤、张文华、李东朝、韩振纪、刘绍清、王泮清、冯达飞等。这期抗大学员全部来自红军，一科的三十八名学员，大多是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兼一科政委）、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耿飙、肖文玖、郭树声、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张纯清、周文龙、胡竹庭、刘鹏、冯玉和、周建屏、刘惠农等。
2、开学典礼
抗日红军军政大学成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
3、移驻保安
同年七月，红大一、二科跟着党中央移驻保安（今志丹县）。 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红大改名为抗大
(延安，1937年1月至同年8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月，红大跟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在甘肃环县的三科迁到甘肃庆阳城内，同二、四方面军的两个步兵学校（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大第二校，后改称抗大步兵学校。
1、抗大公开招生
从这一期开始，抗大公开招生。
2、学员编队
1937年1月20日，抗大二期正式开学。这一期共设四个大队，学员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加上甘肃庆阳的抗大步校一千四百余人，共两千七百余人。
其中一、二队是红军的团、师、军干部，如陈赓、杨得志、周子昆、何长工、洗恒汉、曾希圣、罗炳辉、赖传珠、胡耀邦、王维舟、姚继鸣、邵式平、周纯全、王诤、刘希平、刘型、罗华生、张经武、叶绍华、季干辉、王尚荣、戴玉林、戴季英、黄春圃、谢朝文、陈克寒、姚喆、伍云甫、谢高、张际春、陈奇涵、倪志亮等。
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张学明，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等。
三至八队是红军的连、营干部队，共七百五十三人。九至十四队为青年学生，共六百零九人，编为四大队。
四大队的学员大都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北平、天津等地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另外还成立一个女生区队，共五十九人，其中有贺子珍、康克清等。
3、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林彪，刘伯承担任抗大副校长，傅钟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部长。工作人员增加到八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抗大步校共编四个营、十三个队，学员一千四百余人，都是红军的班、排干部。 抗大——“伟大事业”
(延安，1937年8月至1938年3月）
1、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和海外侨胞奔赴延安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国内各省市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以及归国的爱国华侨，纷纷奔赴延安到抗大学习。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抗大没等二期同学毕业离校，第三期就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开学了。三期开学以后，仍有不少新同学结队前来，学校决定随到随编队。
2、学员编队
第三期共收学员一千三百七十二人，编为三个大队。一至六队为红军干部，大多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共六百一十六人。其中有李先念、王树声、许世友、王建安、王宏坤、曾传六、曹祥仁、丁国钰、罗舜初、李寿轩等。七至九队为青年学生，共三百六十六人。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老干部的军事队，一百一十二人，一个训练新干部的军事队一百一十人，一个游击训练队六十七人。
3、组织机构
罗瑞卿副校长主持工作，教育长刘亚楼，训练部长许光达，张际春担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为副主任兼总支书记。 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
(延安，1938年4月至同年12月）
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
1、空前大发展
这一期是抗大空前大发展的一期，仅五至八月份，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到延安的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本期共收学员五千五百六十二人，编为八个大队，四十三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七个队，九百零七人；训练知识分子的三十一个队，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女生六百五十四人，编为第八大队，张琴秋任大队长。由于学员空前增多，延安原来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除在延安驻四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蟠龙、甘肃的庆阳等地分驻了四个大队。
1938年5月，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本期教学任务，总结建校和领导青年知识分子的经验，选举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同时还加强了党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
这一期全校工作人员扩大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其中大部分是学校本身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这就大大加强了教育的力量。
计有军政教育科长和主任教员二十三人，其中有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郭化若、张庆孚、杨钊等；军事教员和助教九十人；政治教员和助教一百二十八人；文化教员十二人。这一期中，政教科长杨兰史同志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本期训练部增设了编辑科，开始出版自己编写的教材。
当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参观抗大，并表示愿做“名誉学员”。

Ⅳ 鲍春来为什么会选择去湘潭大学啊

北大本已录取鲍春来，但他在08年就把学籍迁到湘大了，可能一是因为想在家乡念大回学，二是不想像其答他运动员似的明明实力不够，却还去名校混学历，鲍春来时真的想学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吧。
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尊重、支持他的选择。我永远支持鲍春来！

Ⅵ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西铺八斗书店现在移到哪儿了

铜陵到西铺那条路的红绿灯，直走

Ⅶ 红军长征在湘鄂川黔的故事 大学作文800字

不是抄袭，自己又没有亲身经历，难道要编的？还是抄的强渡大渡河 光荣的使命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德昌、泸沽，来到冕宁。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军委为了加强领导，充实力量，特派刘伯承、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和政委，并把军团的工兵连、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当时，我在一团当团长。 这天，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团。部队立刻从离大渡河一百六十多里路的一个庄子里，冒雨出发了。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据传是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处境也很险恶：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的“精悍部队”扼守着大镀河所有渡口。蒋介石猖狂地吹牛说：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有翅也难飞过。他还梦想，要让我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经过一天一夜冒雨行军，部队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这里离安顺场只十多里路，大渡河哗哗的水声都可以听到。一百四十多里路的急行军真够疲劳的了，战士们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这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我急忙找来几个老乡了解情况。 老乡介绍的情况和我们侦察的基本一致。前面的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敌人为了防我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所有的船只都己抢走、毁坏，只留一只船供他们过往使用。安顺场对岸驻有敌人一个团(团的主力在渡口下游十五里处)，上游的沪定城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是杨森的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首先强占安顺场，夺取船只。 情况刚了解清楚，指挥部便来了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过河。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特别指示我们说：“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看完命令，团政委黎林同志坚决地表示。 胜利的前奏 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冒着毛毛细雨，摸黑继续前进了。 根据分工，黎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便吸引那个团的主力；我带一营先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前进。大约走了十多里，便靠近安顺场了。我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因此毫无戒备。 “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红军战士的回答象春雷，扑向敌人。 “砰！”敌人开枪了。我们的火力也从四面一齐吼叫起来。愤怒的枪声，淹没了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敌人的惨叫，顽抗的敌人纷纷倒下，活着的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没命地逃跑！两个连的敌人不到三十分钟就全被打垮。 正在战斗时，我来到路旁一间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喊叫：“哪一个？”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枪栓一拉大吼一声：“不要动！缴枪不杀！”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乖乖地缴了枪。事也凑巧，原来这几个敌人是管船的。我急忙要通信员将这几个俘虏送到一营去，要一营想法把船弄来。 一营花了好大的劲，才把渡船弄到手。这里只有这条船，它现在成了我们唯一的依靠。 占领了安顺场，我来到河边，只见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三百米，水深三、四丈。湍急的河水，碰上礁石，卷起老高的白浪。现在一无船工，二无准备，要立即渡河是困难的。我急忙一面把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指示一面作渡河的准备工作。这一夜，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一会踱着步，一会坐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 我首先想到凫水。可是河宽约三百米，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我又想到架桥。仔细一算，每秒钟四米的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于是我立即把寻找船工的任务交给了一营营长孙继先同志。 一营长派出许多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一个、两个、三个……等到找到了十几个船工，天已大明了。 十七勇士 天明、雨停，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被雨水冲洗过的悬崖峭壁显得格外高大。大渡河水还在一股劲地咆电翻腾。此刻，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一切：对岸离接口一里许，是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周围筑有半人高的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四周都是的黑的岩石。估计敌人的主力隐蔽在小村免企图等我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来个反冲锋，迫我下水。 “先下手为强！”我默默地下定决心。随即命令炮兵连的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阵地上，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进入河岸阵地。 火力布置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接河。一只船装不了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文坚强悍的渡河奋勇队。于是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同志。 战士们知道组织奋勇队的消息后，一下子围住了孙继先同志争着抢着要参加，弄得孙继先同志怎么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一营长问我。我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因此我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选派。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静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连长熊尚林，二徘长曾令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土张桂成，肖汉尧……”十六个名字叫完了，十六个勇土跨出队伍，排成新的队列。一个个神情严肃，虎彪彪的，都是二连优秀的干部和战士。 突然，“哇”地一声，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着：“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奔向营长。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二连的通信员。孙营长激动地看看况我也被眼前的场面所感动。多好的战士啊！我向孙营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孙营长说了声：“去吧！”通信员破涕为笑，赶忙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成的队列里。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十七个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飞舟强渡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熊尚林带领着十六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色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胆颤心惊的敌人，向我渡船开火了。 “打！”我向炮兵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同志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通通”两下，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我们的机枪、步枪也发挥了威力。炮弹一个个炸在敌人的碉堡上，机枪象暴风雨一样卷向对岸，划船的老乡们一桨连一桨地挤命划着。 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 突然，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我一阵紧张，只见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了几下，又平静下来了。 渡船飞速地向北岸前进。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企图封锁我渡船。十七勇士外过一个个巨浪，避过一阵阵弹雨，继续奋力前进。 一梭子弹突然扫到船上。从望远镜里看到，有个战士急忙捂住自己的手臂。 “他怎么样”没待我想下去，又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滑出几十米，一下撞在大礁石上。 “糟糕！”我自语着，注视着渡船。只见几个船工用手撑着岩石，渡船旁边喷起白浪，要是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下游的漩涡中，船非翻不可。 “撑啊！”我禁不住大喊起来。岸上的人也一齐呼喊着为勇士们鼓劲、加油。 就在这时，从船上跳下四个船工，他们站在滚滚的急流里，拼命地用背顶着船。船上另外四个船工也尽力用竹篙撑着。经过一阵插斗，接船终于又前进了。 渡船越来越靠近对岸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 突然，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捅向渡口。不用说，敌人梦想把我们消灭在岸边。 “给我轰！”我大声命令炮手们。 “轰轰！”又是两下巨响， 赵章成同志射出的追击炮弹，不偏不歪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李得才同志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敌人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 “打！狠狠打！”河岸上扬起一片吼声。敌人溃退了，慌忙地四散奔逃。 “打！打！延伸射击！”我再—次地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土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我发起了反扑，企图趁我立足未稳，把我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我们乘胜追击，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于是，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渡过了大渡河。 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抢占泸定桥。很快，沪定桥被我红四团胜利夺取了，红军的千军万马在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 这次行动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刘、聂首长的正确指挥，人民的支援，和红一团全体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指挥，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取得的。这个历史事实生动地告诉我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载1975年11期《解放军文艺》） 红军长征在洞口的故事 [ 作者：罗子荣 ]转贴自：《党的光辉照邵阳》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 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痛、饿，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 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Ⅷ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期学员名单谢谢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6月1日的陕北瓦窑堡，现改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红大（延抗大）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学生共一千零六十三[2]人，分为三科：一科三十八人，二科约二百人，三科八百余人（驻甘肃环县木钵寺）。

一、二科在职干部只有十四人，专职教员有杨兰史、罗世文、张如心。曾在三科任教的有杜平斋、柳青、赵守一、冯治国、廖冠贤、张文华、李东朝、韩振纪、刘绍清、王泮清、冯达飞等。这期抗大学员全部来自红军，一科的三十八名学员，大多是红军的中、高级干部。

其中有罗荣桓（兼一科政委）、彭雪枫、谭政、苏振华、杨成武、莫文骅、赵尔陆、刘亚楼、杨立三、张爱萍、王平、耿飙、肖文玖、郭树声、贺晋年、谭冠三、李涛、张纯清、周文龙、符竹庭、刘鹏、冯玉和、周建屏、刘惠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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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历史沿革

1、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2、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址为保安县）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Ⅸ 红军大学的四个分部分别收什么样的学员

是优秀的青年干部和学生。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位于延安市子长县（原安定县）城内米粮山东南麓一所大院内，1936年6月1日，在此举行了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在县城南端桥沟口。依红石崖而凿教室、岗哨、办公窑，地势峭拔隐蔽，令人叹为观止，亦能防空。

现存有原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等人的旧居和大杨树下的“露天讲堂”。红大第一期学员在这时学习，人数达1063人。毛泽东曾给学员讲课。瓦窑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旧址 位于子长县城内北侧米粮山东南麓。

现保留一排5孔砖砌窑洞，每孔窑洞进深8米，宽3米，高4米，坐东面西。院落南北长21米，东西宽10米。1936年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在此举行。毛泽东兼任红大政委，林彪任校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红大成立初期，分为一科和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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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

本课程要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

（二）加强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

本课程要重视高中学生在心理、智力、体能等方面的发展潜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各种生活关切的同时，恰当地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

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在开设必修课程的同时，提供具有拓展性和应用性的选修课程，以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

（四）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

本课程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表现，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充满教学民主的过程中，提高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五）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机制

本课程要改变过分注重知识性和单一的纸笔测验的评价方式，立足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建立能够激励学生不断进步的评价机制。既要考评学生掌握和运用相关知识的水平和能力，更要考查他们的思想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采用多种方式，全面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