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教授名单

⑴ 大家给一份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出过的诺贝尔将获得者的名单吧 以及目前在该校教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

林纳斯·保林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极少有的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学者之一，而在两个方面获奖的仅有他一个人，被誉为“生物化学之父”。

亚瑟·空伯格 1959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年，他合成了脱氧核糖核酸DNA，但是非活性的；以后的十年里，他继续研究，1967年，又在试管中复制出活性的DNA。

罗伯特·霍夫斯达特 196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学校的直线加速器，首次测出了核子、质子、中子的电荷密度分布。

亚历山大·苏沃正宜春 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最著名的俄国小说家之一。作品有《第一循环》、《癌症病房》、《伊凡·德尼所维奇生活的一天》等。

肯尼斯·阿罗 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和一名英国学者共同建立了一种平衡福利理论。

弗里德利希·海克 1974年，因与一瑞典学者共同建立了货币和经济涨落理论，共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伯顿·理奇得 和另一名科学家分别发现了亚原子，于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调以货币量作为政府政策的一种工具和商业循环及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是芝加哥货币经济派的领袖，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保罗·伯格 198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病毒繁殖、侵袭正常细胞并使之癌变的最早研究者。

亚瑟·许瓦楼 获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58年与其姐夫一起发表一篇论文，论文研究了激光，是激光的发明者之一。

乔治·斯泰勒 198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专攻经济理论、工业组织、公共管理和经济史等。

亨利·桃布 198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无机化学巨匠。

⑵ 国外高水平大学名单

国外的好学校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都是世界上排名比较靠前的。

⑶ 庄小威的教授之路

从助教到“天才奖”得主
2001年，庄小威被聘为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她的物理根底启发她将带荧光的分子标记物附在病毒上，当用激光照射时，标记物发射出特殊的彩色光。用这种方法，借助显微镜，她详实跟踪了单个病毒的行为，也跟踪了诸如蛋白质和核糖核酸（RNA）片断这样的单个分子行为。她拍摄到单个流感病毒的连续影像，这是世界上首次记录到病毒的各阶段过程。50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天才奖”因此向她垂青。她是24个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是女性。
美国艺术与科学文学院（FAS）的科比先生预见了庄的研究对病毒侵入细胞机制的深入了解和对传染病研究以及药物开发的意义。他说，庄的研究如此引人注目，很高兴麦克阿瑟基金会注意到了“她的天才”。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代表中科院给庄小威发去贺信。
2004年，美国著名的《科技评论》杂志从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600余提名者中，评选出在纳米技术、计算机与通信及生物技术领域从事前沿技术研究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100名青年创新者，庄小威名列其中。
2005年3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会（HHMI，一家为全美科学家提供资助的富有卓越声望的非盈利型研究机构）从全美300多位提名人中选出43位生命科学家（当选者称为HHMI研究员，基本代表了美国生命科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领域最活跃、最富创新能力、最高水平的研究力量，迄今341位当选者中，10人是诺贝尔奖得主，100多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未来7年中向每位提供700万美元的资助。庄小威和科大校友骆利群榜上有名。
“在科研领域搭建关系网络并不是最重要的，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更应该专注于课题研究，成功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功到自然成。”庄小威这样解释她的“顺”----博士后结束时，她拿到美国七所大学（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加州理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offer（录用通知书），而此后她总能顺利获得研究资金。
2006年初，庄小威晋升为哈佛正教授，34岁的正教授。她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单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带领21名博士、博士后研究流感、艾滋、SARS等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过程。在实验室团队的网页上，她着无袖红色恤衫，戴着墨镜眺望远方，极其舒展。朋友们这样说她： “在课题研究之外，庄小威是一个活泼的女青年。”
2012年5月1日，美国科学院公布84新晋美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中国科大少年班校友庄小威名列其中。本次院士增选中共有3位大陆华裔当选，另两位分别为大陆华裔科学家杜克大学生物系教授董欣年（武汉大学校友）和中国科大少年班校友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教授骆利群。

⑷ 美国所有大学排名

这是我们从今年的《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WSJ/THE)美国大学排名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连续第四年蝉联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邻的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排名第三。

事实上，传统上被称为“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八所私立大学都在前15名之列。常春藤盟校可谓称霸榜单，除了哈佛和耶鲁之外，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并列第五，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并列第七，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位列第九，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排名第12，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排名第13，以及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并列第15。

前10名中超过一半的学校都在东北地区，例外的是位列第四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并列第五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并列第七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位列第10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排名首位的公立院校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University of Michigan’s Ann Arbor campus)排在总榜的第23位。

高等教育专家指出，常春藤盟校的持续成功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系。“围绕学术资源、研究生债务、教职员工多样性以及毕业生薪水所使用的指标，肯定有利于那些坐拥大量捐赠资金的学校。”美国高校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席林恩·帕斯奎拉(Lynn Pasquerella)表示。

这些都是《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的关键指标，基于四大类中的15个因素：每所学校总分的40%来自培养成绩，包括毕业生的薪水和债务状况；30%来自资源，包括学校在教学上的花费；20%来自学生参与度，包括学生是否觉得已经准备好将所学应用到现实社会中去；10%来自学习环境，包括生源群体和学术人员的背景多样性。
当然，今年的排名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公布的，受疫情影响，学生在春季早早回到家中，而秋季的校园生活和教学内容也被彻底颠覆。“我认为今年是格外艰难的一年，很难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cation)主席泰德·米切尔(Ted Mitchell)说，“事情瞬息万变，两秒钟前发生了什么，两秒钟后又会发生什么，真的很难确定。”

《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依据的是线下高等教育几乎完全停摆之前所收集的数据，而远程教育质量或面授的健康安全实践等日益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包括进去。尽管如此，在疫情期间，学费成本和生源群体多样性等基本要素还是基本不变的。

⑸ 南京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南大的名人校友真的太多太多了，本人学金融的，就先说几个金融方面的，还有自己比较熟悉的名人校友。

1.赵令欢:弘毅投资总裁

鲍哲南现在已经升任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是第一个在斯坦福当院长的华人女性，鲍哲南为华人女科学家树立了榜样！鲍哲南是同学们心中的“智慧女神”，整个人也是非常温婉，做起学术来十分的严谨。是南大有名的女性科学家的校友，值得学习！而且整个人做事特别低调，正如南大的那句名言“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南大的名人校友很多很多，自己也要加油成为名人校友哦！

⑹ Omega-3研究领域专家康景轩入围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来源可以哪里找急，谢谢！

如果能上得了外网，应该能找得到官方发布的地址，毕竟这个榜单是国外机构发布的

⑺ 斯隆研究奖的简介

斯隆研究奖 由斯隆基金会自1955年起每年颁发，奖励那些在职业生涯早期的杰出年轻学者。每位获奖者将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2012年授予学科领域在原来7个学科领域（化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数学、神经科学和物理学）的基础上，新增了海洋科学。截止2010年，38位斯隆研究奖得主后来获得诺贝尔奖；57位后来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4位后来获得数学领域最高奖菲尔兹奖；1983年开始颁发的经济学斯隆研究奖得主中，后来占据了14位克拉克奖得主中的9位，克拉克奖被认为是授予年轻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
2012年获得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的126名青年学者名单，其中有11名华人，他们分别是 ：
波士顿学院物理系助理教授Ying Ran获物理学奖；
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助理教授Dunwei Wang获化学奖；
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助理教授倪忆（Yi Ni）获数学奖；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Xi Chen获计算机科学奖；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Junfeng Yang获计算机科学奖；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生物工程系助理教授Sheng Zhong获分子生物学奖；
普渡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刘通（Tong Liu）获数学奖；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Xinnan Wang获神经科学奖；
芝加哥大学丰田技术研究所助理教授Jinbo Xu获分子生物学奖；
华盛顿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Bo Zhang获化学奖；
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Nancy Qian获经济学奖。
2013年2月15日，美国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公布2013年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获得者名单，包括16位华裔在内126名青年学者获奖。王正（9502）、尹希（96少）、魏巍（96少）、邢毅（9608）、夏晶（9900）等5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荣膺该奖。
2014年2月18日，美国斯隆基金会公布2014年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名单， 126名青年学者获奖。3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荣膺该奖，全部来自少年班（系），他们是卢山（9800）、尹均（9800）与孙崧（02少）。

⑻ 初中的科学家的简介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