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迪克逊大学

A. 康涅狄克大学在美国有排名吗

美国排名有很多种，康涅狄克大学综合排名在五六十的样子，是个很不错的大学哦！

B. 美国最著名的占星师，临终前曾预言中国，是泄露天机还是信口开河

循万物造化之象，窥天道变化之术。观物而得八卦：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而后推演万物。

1997年1月25日，珍妮在华盛顿西布利纪念医院病逝，享年93岁，在病逝前，她说：人类无需对灭亡感到害怕，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端。如今中国愈发强大，珍妮的预言或许真的快要实现。

C. 美国费尔雷迪克森大学，美国费尔雷迪克森大学怎么样

主校园位于风光秀美、宁静的蒂内克市，建于1942年，占地88英亩，总招生人数为3，900人。该校还是美国第一个拥有海外校区和第一个提供全球远程教育的私立大学，分别在英国和加拿大拥有两个海外分校。
学校特点：
1.离纽约10公里（半个小时车程，学校附近有汽车站和火车站，非常方便去纽约市区）
2.学校有完整校园，选择纽约的学生可以选择该校
3.达到托福79或者雅思6.0的申请本科的学生，无需SAT可以获得10，000-13，500奖学金，无语言可以获得5，000美金奖学金（本科阶段有），另外资助2000美金的住宿费。
4.本科录取快，1周左右
优势专业：
会计，金融，公共关系，心理学，医药研究，专业护理.
部分研究生专业申请不需要GRE/GMAT成绩。

D. 珍妮·狄克逊的介绍

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 1904年1月3日 -- 1997年1月25日) ，德国移民后裔，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及特异功能者。曾挑战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认为人类不会在1999年灭亡，而东方将拯救世界。其预言准确无误，许多国家的政要名流纷纷向她请教，以至使她成为20世纪内最令人好奇的女性。1997年1月25日，珍妮·狄克逊因心血管病在华盛顿去世。

E. 成功预言丈夫空难的美国预言家，也曾经预测中国，她预测了什么内容

这位美国预言家是珍妮·狄克逊，她预测的是“中国将会代替美国，而人类的希望在东方”。在现在看来，我觉得她的预测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珍妮·狄克逊在当时还是很出名的，就是因为她有一个特异功能：能预知未来。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发现她的特别了，她会说哥哥在以后会成为运动员，妹妹会成为飞行员，自己则会在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得到一架飞机，而这些确实都实现了。

之后，还要很多白宫的人员找珍妮·狄克逊来预言未来的事情，而且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去询问她的意见。这时候的珍妮·狄克逊显然已经成为了重要级人物了，而且她还出版了书籍，这些书籍十分地畅销，最后她享年93岁，在去世之前预测了这句话：中国将会代替美国，而人类地希望在东方。

F. 美国著名的女预言家珍妮.狄克逊是得什么病去世的

国天才女预言家珍妮.狄克逊
珍妮·狄克逊(Jeane Dixon, 1918年1月3日 -- 1997年1月25日) 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占星家(astrologer)和特异功能者(psychic)。她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无误的预言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国政治家、社会名流和商界要人都曾积极寻求她的建议，许多外国名人情愿放弃白宫的私人宴会而与她约见。
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预言，因为预言的能力是人人都具备的天赋，而不是后天学来的技巧。然而，大多数人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预言的能力，这确实与人们后天的社会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G. 珍妮.狄克逊与预言是什么

在魔王知道你死亡之前半小时望你已进天堂。

H. 美国迪克森州立大学排名

20名。

I. 这篇散文的作者 ，他是 物理学家，因与李政道共同提出 理论，获1957年 。

杨振宁吗？他有一篇较长的散文《父亲和我》，大约七千多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
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相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挺。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相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史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四十多年以后我在访问史坦福大学时，参加了该校的中国同学会在一所小洋楼中举行的晚餐会。小洋楼是20世纪初年因为中国同学受到歧视，旧金山的华侨社团捐钱盖的，楼下供中国学生使用，楼上供少数中国同学居住，60年代这座小楼仍在，后来被拆掉了。那天晚餐前有一位同学给我看了楼下的一个大木箱，其中有1924年史坦福大学年刊，上面的Chinese Club团体照极为珍贵。其左下角即为该小楼1923—1924年的照片。木箱中还有中国同学会1923年秋的开会记录。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背《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顺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八卦：“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等等。
史坦福大学1924年年刊上的一页。父亲的名字是杨克纯（K.C.Yang）。他是第二排左起第六人.
史坦福大学1923年秋“中国会”名单与签名页。父亲是第11人.
1929年我与父母亲摄于厦门父亲少年时候喜欢唱京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十六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1929年照的父亲和母亲当时都那么年轻。也是同一年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上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三十多年以后，在1960年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给我看。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中的《平面全图》。图中今天的生物馆以南，静斋和供应科以西，西院以东的地区，基本上与30年代的情形相同，只是南面的校围墙比30年代的围墙向南移了恐怕有一百尺（30年代的校围墙的这一段在图中“B”的地方，在马路和河的北面，与它们平行）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20世纪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第112页写的。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那时西北起今天的校医院、近春楼、伟伦中心，南至今天的游泳池和供应科，东至今天的静斋，北到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河以南的建筑，都还没有兴建，整块都是一大遍荒地，只有一些树丛、土山、荷塘、小农田和几户农家，变成我们游玩的好地方。
是《国立清华大学1948级年刊》上的《平面全图》的一部分。图中“32”就是我读书的小学：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A”出发，沿着图上依稀可辨认的小路向南行，再向东南走，爬过—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的清华园围墙（“B”），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二十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件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图97f.7中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即今天的蒙民伟楼）旁的桥（“D”）。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图里面的第三条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在“C”附近）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得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8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ardy的Pure Mathematics与E.T.Bell的Men of Mathematics给我看。他和我讨论ser theory、不同的无限大、the Continuum Hypothesis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40年以后在Selected Papers（1945—1980）with Commentary（Freeman & Company，1983）第74页上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年秋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今年（1997）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8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结束时我家的情形：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难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二
1946年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举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Fermi）教授去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比我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20世纪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
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因为它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因而也与群论有关，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1955年因多年糖尿病加某种感染，不能吸收胰岛素，医生曾认为已无希望，后来幸能克服感染，但身体仍十分虚弱），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
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六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Rue de Vermont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
有一天他给致礼和我写了两句话。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
1960年夏及1962年夏，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的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讲一些自己的和家人与亲友们的遭遇。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 de 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1962年5月21日父亲和母亲到日内瓦，我去机场迎接。见面时父亲悲感满面。图为黄长风所摄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三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年底在香港，那时他六十八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世，享年七十七岁。5月15日在上海为父亲开的追悼会上，我的悼词有这样两段近两年来父亲身体日衰。他自己体会到这一点，也就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想得很多。1971年、1972年我来上海探望他，他和我谈了许多话，归根起来他再三要我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这个教训两年来在我身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父亲于1973年5月12日长辞人世。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昨天收到他一位老同学，又是老同事的信，上面说“在青年时代，我们都向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解放以后20多年来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当时我们青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新中国实现了。”我想新中国的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事实以及它对于世界前途的意义正是父亲要求我们清楚地掌握的。六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四 百载魂牵黄土地 三春雨润紫荆花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音乐声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J. 珍妮·狄克逊的早年生活

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天，一直对吉普赛人十分着迷的弗兰克·平克特听说一位吉普赛妇女扎营在附近，便让妻子带着八岁的女儿珍妮.平克特去见见吉普赛女人。
吉普赛女人坐在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外面，马车的帆布顶上冒出一只烟窗，一只只母鸡将脑袋伸出车门，一匹系在树上的大马发疯似的踢着跳着。她抓起珍妮的双手翻了过来，突然长长呼了一口气：“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手掌纹路哩！”接着，她指着珍妮的左手对其母亲说：“这是颗大卫星，从这颗星向外伸出的双头纹路，足以说明她具有预言天才。她的米庇特山（看相用语，指食指根部的驼峰。）上也有一颗星！再看看右掌吧，有颗十分硕大的星，射向四面八方，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头纹。你看它，横跨手心，而且还包住了整只手，在外掌上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它意味着......吉普赛女郎突然变得庄重起来：“她将能够预见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因为上帝赋予了她预言的能力。”说完，她走进那辆封得严严实实的马车里，拿出一个水晶球，递给珍妮：“这个你留着，将来你能借助它思考。”
珍妮迫不及待地抓过那光彩夺目的新“玩具”，突然大叫，说球里有波涛汹涌的蓝色大海，并将自己所看到的景物描述了一番，认定那吉普赛女郎就是从那里来的。吉普赛女郎承认，那正是她记忆的故土。接着双手拿着水晶球的小女孩又高叫，要吉普赛女郎小心别烫伤了。原来，她在水晶球里看到吉普赛女郎正把双手伸向一只奇怪的烧锅。不久，吉普赛女郎做饭时，不慎将一锅开水打翻，两只手严重烫伤。
实际上，弗兰克·平克特先生让妻子带珍妮去见吉普赛人是有他的原因的，珍妮从小就显得同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不同，还在呀呀学语时，一天，她趔趔趄趄地走到门前，请求让她玩玩“那封镶了黑边的信”，当时，平克特夫妇茫然不解，回答说没有这样一封信，但十天后，一封从德国寄来的黑边信带来一个噩耗，平克特夫人的父亲去世了。一年后，平克特先生出差去了芝加哥，珍妮告诉母亲：“父亲将带回一条很大很大的，又白又黑的狗。”果然，平克特先生回家时，带回一只罕见的黑白相间的大牧羊犬。他们都问小女儿是怎么猜到的，珍妮说：当时她“看见”父亲在买那狗。曾有一位印度的研究生命奥秘的人告诉珍妮夫母，珍妮手上这种与众不同的纹路，也许一千年都见不到一个。 有段时间，珍妮将吉普赛女郎给的水晶球当成玩物，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图像，就像万花筒似的，只供取乐。但她的母亲却不然，因为在她眼里，水晶球只是水晶球而已，根本没有图像，但女儿总能看到什么，而且她说出来的，最后总能证明是事实。 小女孩能卜知未来的故事传开了，亲友们发现了她的超能力，甚至陌生人也慕名求教来了。珍妮九岁这年，一个自称是玛丽·德雷斯勒的女郎慕名找到她，说正考虑开办一个供膳食的寄宿处，因为当演员没有出头之日了，请珍妮为她卜一卜。小女孩往水晶球一瞧，整个水晶球象国庆节的焰火，光芒四射，射出了数不清的百元、千元面额的支票。九岁的孩子仰起头对那位默默无闻的演员说:“你将成为大名星，有很多很多的钱。”当玛丽·德雷斯勒的大名开始闪耀在影剧院门外，当她的形象风霏全国各地时，她常跟人讲，当初多亏了小珍妮，否则早已弃舞台而它就了。 珍妮让众多的通灵现象调查研究者着迷，因为她的预卜是通过如此多而不同的渠道显现出来的。有时，她仅仅碰一碰某人的手指，立即便知道此人前途如何，仅仅问一下对方的出生日期，便能丝毫不差地说出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重大事件，而这些人常常是她从未谋面的；有时，她的预见是通过细观水晶球获得的，有时，则是来自不期而获的影像，一般地，对国际事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的预见，都来自影像。
对于珍妮，影像和水晶球里的图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当一个影像形成时，珍妮觉得万物都变了，连空气也变了，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大气层中，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安宁、祥和。她感到超然物外，一切世俗的东西都远离她，她是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朝下看，而且常常奇怪，为什么其他人看不到她正看到的事情？至于为了帮助他人寻找答案而观看水晶球，则要消耗她的大量精力。因为她必须找到那个人的色道，并且还常常得对付对方身体的4调，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对路？从中取出这个人的生命。观看水晶球图像，会常常令珍妮感到疲惫不堪。
影像常常是不期而至，而预见的事不是正在就是几天或几年后才发生的事。一天，珍妮和哥哥厄尼正在玩耍，哥哥将妹妹掀进一个干草堆，一晃之间，珍妮看到一个景象，立即高叫：“噢，厄尼，你将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运动员，我刚才晃了一眼，看见你正在玩球，好多好多人在向你欢呼呢。”果然不到十年，作为全美橄榄球最佳选手，厄尼·平克特的大名刻进了位于纽约的历史名人纪念祀。
对自己家里的人，珍妮的通灵感历来非常敏锐。她十六岁生日那天，平克特先生买了部小汽车给她，这是当父亲的惯例，对每个孩子都如此。但是珍妮说：“爸爸，等小伊林长到十六岁时，她会要架飞机而不是汽车，你会买给她的。”她父亲将信将疑。结果，当伊林·平克特十六岁生日那天，她在自己的要求下得到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她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之一，并以姐姐曾经预见的方式进行跳伞训练，她是唯一受美国军队之聘，向部队飞行员教授特技飞行的女性。 从孩提时代起，珍妮就一直偷偷地爱着吉米（吉米·狄克逊）。但珍妮的父母是天主教徒，而吉米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但两家却是好朋友。吉米的年龄比珍妮大得多，珍妮十三岁的时候，吉米已结婚，珍妮很伤心，从此躲着吉米。同她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发现了她的心事。一次，当他们在海滨消夏时，那位小朋友突然大叫：“吉米.狄克逊。惨遭杀害了！”珍妮蹦了起来，飞跑到附近的电话亭，直拨洛杉矶吉米办公室，接电话的正是吉米，珍妮瘫在电话旁，起不来了。吉米一点也不知道这位少女的痴情。
珍妮二十一岁这年，热衷于唱歌和赛马。她天生一副美妙的女中音嗓子和表演才能，在荷里活表演赛期间，她在“基督的一生”这戏中饰演配角玛丽亚。开演的前一天晚上，无数贺电和鲜花涌进了她的后台化妆室。她想，这次声名远扬的首场演出，应该引起吉米的注意了，记起她这位“小女孩”吧！不料，仍然没有吉米的只言片语。而吉米则生意做得红火，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谢弗洛丽特的销售股份。一天，他同朋友一起赴好莱坞赛马场，一头撞上一个一身黄衣的丽人，一看是珍妮，不禁惊叫：“天啊，这小姑娘长大成人了！”这回轮到吉米的心突突直跳了。回家后，他神魂颠倒并发誓：“这位将是未来的狄克逊夫人。
当天晚上，吉米就打电话约珍妮，并提到自己已经离婚，一场旋风式的恋爱开始了。珍妮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要与一位已结过婚的男子珠联璧合谈何容易？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得到了双方家长的同意和天主教会的特许。五周后，婚礼在天主教堂里举行，一位牧师主持了仪式。
婚后的一天清晨，珍妮正对着水晶球冥想，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坠毁，烟雾腾空而起。当天下午，吉米回家，收拾行装准备飞往芝加哥。珍妮将水晶球的影像讲给他听，并规劝他必须换乘火车。吉米不以为然，珍妮气急败坏，大发雷霆，一改温柔善良，好脾气的常态。夫妻情深，为了让妻子高兴，吉米手持机票却改乘火车。结果，那架飞机在芝加哥郊外坠毁，机上乘客无一生还。吉米的母亲老狄克逊夫人十分感谢儿媳，死后，将全部财产都留给了珍妮，分文都没留给自己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