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沃尔斯大学

1. 温沃斯理工学院怎么样

温特沃斯理工学院（Wentwort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缩写：WIT）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所私立大学，1904年依照波士顿商人阿黎约客·温特沃斯（Arioch Wentworth）的遗嘱，以其捐出的价值700万美元的地产为基础建立，最初的目的就是教授理工类课程。现其主要为就业导向型学校，提供建筑等理工类的本科和硕士学位。2015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其列在“北部地区大学”排名中的第12位。具体的你可以去海蛋网看看。

2. 谁能提供美国兰德公司的具体情况

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和华盛顿著名智库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它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包括对邻国的叛乱推波助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农民千禧年主义”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摧毁整个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王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会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像过去清朝那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转变否定了中国近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外国品牌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化接轨。中国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控制的更加严格。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调整阶段。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到3000万个。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通用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汽车，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通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IBM从该业务解脱出来，可以进入更高端的科技市场，并且提高了财政水平。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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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著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后仍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

目前，中国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3. 美国新保守派指的是什么

美国新保守派的来龙去脉 （原标题：战略家与思想家）法国《外交世界》

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一起，在美国总统的决策中起实质作用的新保守派是哪些人？激励他们的思想家又是谁？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吗？

乔治·W·布什于2月26日在华盛顿对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他以真诚赞美的口吻说：“你们是这个国家最具智慧的一些人”，“是如此优秀”，他接着说，“我的政府中有20个像你们这样的人”。

他这是在向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堡垒之一的思想库致敬，向作为本届总统标志的思想学派敬礼。他表示自己是多么感激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潮流。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被新保守派包围，并且在政治决策中放手让他们起中心作用。

六十年代初，约翰·F·肯尼迪招募了一些中左的教授，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用作家大卫·哈尔伯斯坦的话说，这些人是从“最好和最聪明”的人中选出来的。乔治·W·布什选择了任用那些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反对中间路线的人。中间路线即那时处于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

他们是谁？他们的历史如何？谁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布什新保守主义的知识根源又在哪里？

千万别把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相混淆，后者也是布什的幕僚。新保守派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无关。后者来自南部圣经地带，是当今共和党中正在成长的力量之一。新保守主义来自东海岸，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加里弗尼亚。它的鼓动者们通常是“知识分子”，住在纽约，是犹太人，而且开始时常常是左倾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称自己是民主党人。他们聚集在文学或政治刊物周围，而不是圣经。他们穿斜纹牛仔衣。多数时候，他们在社会和道德问题上声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他们既不禁止堕胎，也不要求学校祈祷。他们的野心在其他地方。

但是，皮埃尔·汉斯纳解释说，布什当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两股潮流熔合在一起。布什促使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达成共同的事业。在布什政府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是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洛夫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则是新保守派的一颗明星。以中右路线竞选的布什，没有明确的政治纽带，已调制了一杯令人惊异的——爆炸性的——意识形态的鸡尾酒。他使两个对立的世界，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沃尔福威茨和阿什克洛夫特联姻。

阿什克洛夫特曾执教于南卡洛莱纳的鲍勃·琼斯大学。该校在学术上并不为人所知，但却是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堡垒。在那里，接近反犹太主义的立场是很普遍的。沃尔福威茨是来自学者家庭的犹太人，是东部大学的优秀学生。他师从六十年代最杰出的教授中的两人。一个是艾伦· 布鲁姆，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门生；另一个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数学教授和军事战略专家。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名字。新保守派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战略家和思想家的庇护伞下。

保守派的命名是不恰当的。他们并不是那些以保卫现存秩序为目标的人。他们恰恰拒绝欧洲所理解的政治保守主义品质。他们中的一员，以《历史的终结》一文扬名的弗兰西斯·福山说：“无论如何，新保守派对保卫建立在等级、传统以及人性悲观论之上的现存秩序毫无兴趣。”（《华尔街日报》，2002年12月24日）

保守派是理想主义的、乐观的。他们确信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他们想要终止现状和软弱无力的舆论。他们相信政治能够改变世界。在国内阵线上，他们从各方面批评了福利国家，而那正是努力应付社会问题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成果。在外交事务上，他们谴责七十年代的缓和战略。根据他们的看法，缓和战略对苏联的好处比对西方要多。作为“六十年代”成就的批评者，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外交现实主义的反对者，保守派是不满现实的。欧文·克里斯托和诺曼·鲍德赫瑞兹是《评论》杂志的创始人。他们来自左派，是纽约新保守派的教父。他们曾经草拟了一份控告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起诉书。

在《不要马克思，也不要耶稣》中(1970, Robert Laffont)，让–弗兰西斯·雷维尔描述了一个在六十年代陷入喧嚣的社会革命的美国。今天，他把新保守主义看成是对六十年代革命潮流的反动。这首先是在国内阵线上的。新保守派追随列奥·施特劳斯，批评六十年代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导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的正确性”。

另一个正在这儿指挥战斗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他的朋友索尔·贝洛在小说《混乱先生》(Gallimard, 2002) 中描绘了他。1987年，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消失》中抨击了把任何事物都平等化的大学环境。“一切都变成了文化”，他写道，“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团伙文化等等，没有任何最细微的辨别。文化的失败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布鲁姆，如同他的导师施特劳斯一样，是伟大的经典著作的诠释者。在他看来，六十年代遗产的一部分“导致了西文文明对自身的轻蔑”，让–弗兰西斯·雷维尔解释说，“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样好。布鲁姆对那些学生和老师们感到惊讶。后者很愿意接受通常与自由敌对的、同时对西文文化十分粗暴的非欧洲文化，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有任何优越性。”

然而，就在“政治正确性”似乎主导潮流时，新保守派却不断得分。布鲁姆的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外交事务上，一个真正的新保守主义学派成形了。网络也建立起来了。在七十年代，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死于1983年）批评意义重大的核裁军条约。在那时，他就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战略家，他们中有理查德·珀尔和威廉·克里斯托，两人都上过艾伦·布鲁姆的课。

在政府内外，理查德·珀尔偶遇保罗·沃尔福威茨——因为两人都为另一个缓和政治的批评家肯尼思·阿德曼工作。他还遇到了国务卿手下的查尔斯·费尔班克斯。在战略问题上，他们向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看齐。后者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以及五角大楼顾问，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美食家，美国核原则的创始人之一。（沃尔斯泰特死于1997年）

更准确地说，沃尔斯泰特最先重新思考所谓“确保相互摧毁”（MAD）的传统核原则。该原则是威慑战略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论，有能力造成对方不可挽回损失的两个集团的存在，使领导者们不愿发动核战争。在沃尔斯泰特和他的学生们看来，“确保相互摧毁”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对平民造成毁灭，也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了核武器的相互平衡。没有一个政治家给出过理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美国总统决定“相互自杀”。相反地，沃尔斯泰特建议“分等级威慑”。例如，接受有限的战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以及能够打击敌方军事装备的“巧妙的”精确制导武器。

沃尔斯泰特批评与莫斯科共同进行核武器限制的政治。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抑制美国的科技创造力，与苏联维持一个人为的平衡。罗纳德·里根听从了他的建议，发起了战略防御（SDI）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那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学生们所进行的反导弹防御体系的前身。这些人也是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最积极的团伙。在他们眼里，反弹道导弹条约阻碍美国发展防御体系。他们也已说服了乔治·W·布什。

艾里奥特·艾布拉姆与珀尔和沃尔福威茨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如今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事务。还有道格拉斯·菲斯，是国防部长助理之一。不管在耶路撒冷的是什么政府，两人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这种坚决支持以色列的主张解释了他们何以毫不犹豫地认可沙龙。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是这些人拥有最初的政府职位的良机。

在华盛顿，新保守派编织了他们的网络。他们有的是创造力。在许多年里，他们排斥民主党中间派或中左的知识分子。在主导政局的思想得以形成的领域，他们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这就是诸如《国家评论》、《评论》、《新共和国》（该刊一度由年轻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安德鲁·舒利文编辑）的评论刊物；有默多克集团拥有的《每周标准》，该集团的福克斯电视网确保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在大众传媒上的传播。此外，还有像《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社论，由罗伯特·巴特列指导，放肆地灌输好战精神；有研究机构，著名的“思想库”，如哈得逊学院、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也有家族：欧文·克里斯托的儿子是温文尔雅的威廉·克里斯托，《每周标准》的主编；诺曼·鲍德赫瑞兹的一个儿子曾在里根政府中工作；理查德·派普斯——一位流亡的波兰裔犹太人，1939年移民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是苏联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儿子丹尼尔·派普斯谴责伊斯兰教是威胁西方的新极权主义。

这些人都不是孤立主义者。正相反，总体上他们非常有教养，对他国颇有见识，还常常说一些外语。他们绝不像帕特里克·布坎南之类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者，后者赞成美国转向致力于国内问题。

新保守派是国际主义者，是美国扮演坚决的全球行动主义角色的促进者。不过，他们并不以旧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老布什）为楷模。后者相信政治现实主义的价值，不关心美国与之结盟的政权的性质，以保护自身利益。在新保守派看来，基辛格是一种反面模型。但他们也不是民主的威尔逊传统（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国际联盟的不幸的创始人）的国际主义者。那是吉米·卡特或比尔·克林顿的传统。后者相信国际机构能传播民主，最终却以天使般的或者幼稚无知的形象离职。

再看看那些思想家。在新保守主义正式出现以前，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死于1973年）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有着根本不同，在新保守派的网络中，一些人已在两人的学说间架起了桥梁，

不管作为根源还是偶然的影响因素（对艾伦·布鲁姆，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施特劳斯的思想已经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人们阅读他的文章，认识到了他在经典的希腊著作和基督教、犹太族、穆斯林经文上的博学。因为在演绎方法上的能力，他受到尊敬。被导师雷蒙德·艾伦送到美国学习的让-克劳德·卡萨诺瓦评价说：“他成功地以德国人的深刻把经典的哲学嫁接到了一个缺乏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国家。”雷蒙德·艾伦非常敬佩施特劳斯，二战前两人曾在柏林见过面。他建议他的几个学生，像皮埃尔·海斯纳以及若干年后的皮埃尔·马内特，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多加注意。（译者注：雷蒙德·艾伦是二十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政治领域也同样重要。他曾为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政治家做顾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列奥·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赫斯的科奇恩（Kirchhain, Hesse），希特勒上台前离开德国。他在巴黎和英国作短暂停留后，来到纽约。他先是任教于社会研究新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社会思想委员会，后者成了“施特劳斯主义”形成的熔炉。

把施特劳斯的学说概括为几点原则，如布什周围的新保守派所做的，是一种简单化和归约化。与施特劳斯学派不同，新保守主义扎根于传统。但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借鉴形成了目前在华盛顿起作用的新保守主义的大背景。它使人认识到，新保守主义在何种程度上不单是一些鹰派人士的冲动，并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理论基础。尽管这种理论基础也许有可疑之处，但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新保守主义将自己置身于施特劳斯思想两条路线的接合处。

第一条思想路线与施特劳斯的个人经历有关。年轻时他经历了被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打垮的魏玛共和国的衰亡。他的结论是，如果民主继续软弱无力，不起来与专治、扩张主义者作斗争，甚至诉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优势。他在《斯宾诺莎对信仰的批判》的序言中写道：“魏玛共和国是虚弱的。它只有瞬间的有力：1922年犹太族外交大臣沃什·拉什瑙被暗杀后的极端反应。整体上，它体现的是没有力量的公正，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诉诸武力的公正。”

第二条思想路线是他阅读古典著作的结果。对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二十世纪造就了两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即施特劳斯更喜欢称的“专治”呢？这个问题使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困惑。施特劳斯对此的回答是：因为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

施特劳斯认为，在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这种抵制的根源。启蒙运动几乎必然造就历史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即不承认在具体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施特劳斯认为，不应该把更高的善降低为具体的善。一个难以达到的善，应当作为衡量真实的善的标准。

用政治哲学的话来讲，相对论的极端结果是美苏趋同论。这一理论在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了对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道德等值的承认。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政权有好有坏。政治反思不应该抑制对价值的判断。好的政权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如果把这一主张直接转化成布什所指责的“邪恶轴心”，会显得过于单纯。但是很显然，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施特劳斯主义者发展了这种核心政治观念，把它作为他们的政治哲学之母。他们对美国的宪法历史很有兴趣。施特劳斯本人仰慕英伦帝国，敬佩温斯顿·丘吉尔—— 一个具有顽强意志的政治家的典范。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即使利益倾向于取代道德成为政权的基础，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比美国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以促进人类繁荣。

但是，这首先是他的学生如沃尔特·伯尔尼、海威·曼斯菲尔德、哈利·杰法等人，丰富了美国宪法学派。这个学派，甚至包括像哈利·杰法这样的圣经教义者，认为，在美国的各种机构中，这些更高的原则比建国之父们的思想应用得更多。在任何情况下，宗教——或者说公民的宗教，必须把这些机构和社会粘合在一起。对施特劳斯来说，诉诸宗教是不陌生的。但是，这位犹太无神论者——用乔治·白兰德的话说——“喜欢掩饰他的轨迹”。施特劳斯认为，宗教对于维持大众的幻想是很有用的。没有幻想，就不能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他也力图保持他的批判性思维，把自己的创见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但那些有德性的知识界精英还是能理解的。

为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倡导回归远古。但他仍然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自由民主是启蒙运动和美国民主之子，而美国民主又是启蒙运动的精萃。这矛盾吗？无疑是的。但就像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一样，施特劳斯愿意承受这种矛盾。由于自由主义可能迷失于相对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生存是必要的。如果什么都可以清晰表达，还需要追求真理吗？在施特劳斯看来，关于善的相对主义会导致人们无力反抗专制。

积极捍卫民主和自由再次出现在政治原则中，成为新保守派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政权的性质比所有机构或者国际协议重要得多。最大的危险来自那些不愿共享（美国）民主价值的国家。改变那些政权，鼓励民主价值的传播，就成了加强（美国）的安全与和平的最好方法。

有很多观点是充斥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标志。例如，政权性质的重要性、崇尚以武力推广民主、对美国价值的准宗教的提升、坚决反对专制。它们源于施特劳斯的学说，有时又被第二代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修正。但在有一点上后者与他们公认的导师不同：新保守派试图用沾染了救世主即将来临之信仰的乐观主义把自由带给世界（昨天是对德国和日本，明天将对中东），好像对政治意愿的信仰能改变人性。这也是一种幻想。对民众而言，这种幻想的传播可能是好的。但那些思想家们，却不应该允许自己被欺骗。

这仍然是一个谜：起初由于大师超凡的魅力而创立于口头传播的、又在一本本质朴的书中表达的“施特劳斯主义”，何以影响总统的施政？指导在巴黎的雷蒙德·艾伦研究中心的皮埃尔·马内特认为，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在美国的大学环境中所遭受的排斥，把他们推向了公共服务、思想库和媒体。在那里，他们的声音被过度放大。

另一种补充的分析认为，冷战结束后有一个战略思想的真空。“施特劳斯学派”以及追随他们的新保守派，似乎是填补这一真空的准备得最好的学派。柏林墙的倒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政策造成了苏联的崩溃。“9·11”袭击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面对不同形式的专制，民主具有脆弱性。从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他们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推翻一个“坏的”政权是可行并且令人想往的。作为这种倾向的替代方案，诉诸国际法能得到某种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除非进一步补充增强，国际法缺乏定罪和强制执行的力量。

4. 军情六处的创始人

军情六处创始人是赫赫有名的英国“情报之父”卡明。1922年，卡明给自己取了个代号“C”，从此以后军情六处一直被外界称为神秘的“C”。而英国007系列“间谍小说之父”弗莱明所创作的第一部007系列小说《皇家赌场》中的双面女谍琳德，就是以被丘吉尔称为“心爱女谍”的军情六处女间谍克里斯汀为原形改编的。可以说，神秘的“C”在战争中为盟军提供了许多有战略价值的情报。
新掌门人
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2009年11月1日迎来了新掌门人
——现年53岁的约翰·索沃斯。索沃斯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但他在情报工作方面却资历浅薄，不少人对其任命持保留态度。而在索沃斯接受任命不久，他的妻子就将数十张家庭生活照曝光于社交网站，更惹人质疑他的专业素质。
引起争议
反对
一些军情六处前首脑将照片曝光事件视作索沃斯缺乏情报工作经验的表现，认为不应该任命他为这一机构的掌门人。“这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军情六处一名前首脑直言不讳地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发泄自己的不满。在他看来，任命一名只在军情六处短暂工作过的人为首脑，会打击特工们的士气，“他们（特工）把一生奉献给了秘密情报局。”“我知道什么样的人受欢迎：拥有政府部门工作风格丰富的人际关系等。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挑选军情六处首脑的主要标准。首脑的主要职责是领导秘密情报局，尽管索沃斯有许多才能，但我并不确信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这名前首脑还毫不留情地抨击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认为他不该选择索沃斯为军情六处新掌门人，“一名毫无经验的外交大臣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索沃斯有能力，工作也相当勤奋。但米利班德没有考虑担任军情六处局长所需的能力。” 军情六处首脑人选原则上由外交部常务次官彼得·里基茨等3名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但英国政府一名内部人士说，首相戈登·布朗授予米利班德决定权，人选事实上由米利班德一人说了算，“如果你把3名常务次官放进一个房间里，他们总会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想要什么结果”。
英国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说，米利班德之所以支持索沃斯出任军情六处掌门人，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一情报部门的掌门人需要具有外交谈判和政治技巧，以处理军情六处眼下面临的复杂形势。这名消息人士说，索沃斯的任命让军情六处不少内部人士感到相当失望和不满，他也认为索沃斯上任前不应出现家庭照曝光的事件，“他（索沃斯）一年前就知道自己会得到这一职位，结果还弄出这种事情，真是荒谬。”
支持
索沃斯也不乏支持者。他们认为索沃斯丰富的外交经验能帮助他胜任军情六处局长这一职位。索沃斯曾任英国驻美国叙利亚忿门埿幓等国外交官和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获任军情六处首脑前是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我完全支持对约翰（·索沃斯）的任命，”前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说，“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位，我从来不认为这存在任何问题：他聪明而严肃，富有经验。”索沃斯当年离开军情六处后进入英国外交部，于上世纪80年代被派驻南非，当时的英国驻南非大使是罗宾·伦威克。伦威克是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器重的大使，得到他的青睐是索沃斯后来开拓仕途的重要财富。
在索沃斯驻南非期间，正值种族隔离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英国需要与南非黑人团体加强联系，包括索沃斯在内的一帮年轻外交官因此得到提拔响た啒现个人才能的机会。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期，索沃斯受命负责策划英国轮值欧盟主席国任期内的事务，在撒切尔下台后，他又得到新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的常务秘书这一美差。布莱尔上任后，立即发现索沃斯的才能。“他（布莱尔）有点厌烦了那些拿腔拿调的上流精英阶层总教训他不该做什么。约翰（·索沃斯）有点像他自己--直爽迿意但很有权威——我觉得他（布莱尔）在索沃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点影子，”一名观察家说。
索沃斯200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大使，两年后布莱尔将他派往伊拉克，负责评估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局势。索沃斯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不久就发回一份题为《伊拉克：出了什么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英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略。他抨击美国对巴格达的管理呈现“难以置信的混乱”，建议英军接管巴格达防务。尽管布莱尔最终没有派遣英军接管巴格达防务，但索沃斯的建议得到不少人赏识。欧文说，假如当时英国政府听从索沃斯的建议，“至少可以减缓”巴格达局势恶化的态势。索沃斯还曾经作为英国外交使团负责人参与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索沃斯大学时学习物理专业，“他可能是（使团中）那个真正明白核弹是怎么回事的人，” 使团一名成员说。

5. 去哈佛大学参观要申请吗要的话怎样申请

不用申请，美国大学校园是开放的，没有像国内大学这样有个大门把关，所以就到Harvard University去就行了。

佛广场位于哈佛大学外，如果乘坐地铁来哈佛大学，出站后就是哈佛广场，所以这里会是参观哈佛大学的第一站。

位于哈佛广场的Harvard Coop有三层楼，商品种类非常多，值得一逛。哈佛广场旁有多个进入哈佛大学校园的大门，进入之后就是哈佛大学本科学院-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所在地，也是游览的主要部分。

哈佛广场有书店、服装店、咖啡店、餐馆、日用品店等，是哈佛学生的生活商业中心。如果你想购买一点哈佛大学的纪念品，那就必须去哈佛大学的书本和纪念品商店Harvard Coop。

(5)美国沃尔斯大学扩展阅读：

攻略：

从哈佛广场旁边的瓦兹沃尔斯门(Wadsworth Gate)进入，道路右侧的建筑就是瓦兹沃尔斯屋，是哈佛大学现存的第二古老的建筑，由哈佛大学校长本杰明·瓦兹沃尔斯建于1726年。

瓦兹沃尔斯屋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栋建筑物成为了乔治·华盛顿的第一个马萨诸塞州总部，许多作战计划也都在这栋建筑物里产生。

现在的瓦兹沃尔斯屋里面是办公室。离开瓦兹沃尔斯屋继续往校园里走，会看到一个大草坪，这里就是旧园(Old Yard)。

马萨诸塞大厅位旧园的西侧，是哈佛大学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建于1720年。现在的马萨诸塞大厅低楼层是办公室，高楼层是学生宿舍。

6. 谁可以解释一下兰德公司！！！美国的

美国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而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外政策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

兰德的由来

兰德公司正式成立于1948 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负责与政府联系。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军事工作，把运筹学运用于作战方面，获得成绩，颇受朝野重视。战后，为了继续这项工作，1944年11月，当时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提出一项关于《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要求利用这批人员，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民之间进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以避免未来的国家灾祸，并赢得下次大战的胜利”。根据这项建议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兰德（Rand）”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不久，美国陆军航空队独立成为空军。1948年5月，阿诺德在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的兰德公司。

兰德的辉煌
兰德的长处是进行战略研究。它开展过不少预测性、长远性研究，提出的不少想法和预测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想到的，尔后经过很长时间才被证实了的。兰德正是通过这些准确的预测，在全世界咨询业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誉。成立初期，由于当时名气不大，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有一件事情令兰德公司声誉鹊起。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组织大批专家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得出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欲以200万美元将研究报告转让给五角大楼。但美国军界高层对兰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当时的新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却被兰德准确言中。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 二战结束后，美苏称雄世界。美国一直想了解苏联的卫星发展状况。1957 年，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地推断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结果与实际发射时间仅差两周，这令五角大楼震惊不已。兰德公司也从此真正确立了自己在美国的地位。此后，兰德公司又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进行了成功预测，这些预测使兰德公司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为美国政界、军界的首席智囊机构。
兰德的运作
兰德公司又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通常是与其客户建立合同关系，兰德公司的很多合同是同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的，比如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等。兰德公司和许多上述客户有着3～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务合同，合同额在数千万美元左右。在合同所规定的范围内，有时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提出具体的项目建议，有时是客户自己提出需求，然后双方通过会谈、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形式的通信方式进行交流讨论，对具体内容进行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最后形成《项目说明书》文件，包括问题、方法、背景、数据、进度、预算、时间表等。接下来项目开始执行，预算到位，兰德公司按时间表提供报告研究的结果，完成项目。兰德公司每年有700～80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除了大部分根据长期合同和政府预算来安排的政府项目外，还有部分项目是兰德认为有意义或会造成重大影响而自主选择。对后一类项目，开题后兰德会向可能的用户推荐和兜售，或研究结束后，以粗线条方式告诉潜在用户，动员他们来购买研究成果。一般情况下，兰德会向项目委托人提供多达5个决策咨询选择，并将每一种选择在政治、经济、公共关系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利弊，一并忠告用户。对决策者提供科学、客观、公正而全面决策建议。不同的人和不同性格的决策者，会从这些选择中作出不同的决策，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兰德现有1600名员工，其中有800名左右的专业研究人员。兰德集团除自身的高素质结构之外，还向社会上聘用了约600名全国有名望的知名教授和各类高级专家，作为自己的特约顾问和研究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兰德的高层管理和对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分析和成果论证，以确保研究质量及研究成果的权威性。
兰德的独立性
长期以来，兰德坚持自已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只有一种客户合同关系。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虽然兰德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