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㈠ 王义桅的人物简介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察哈尔学会、春秋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及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

先后担任天津联合化学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他是“一带一路”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

(1)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扩展阅读：

学术贡献：

一、率先出版多本、多语种“一带一路”研究专著和文章，全球巡讲“一带一路”，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反响，率先在高校开设“一带一路研究”课程。

二、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率先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中国公共外交论文。

三、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及大欧洲研究，倡导海洋文明研究，代表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引起中欧学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光明日报》2013年6月18日专门就该书举办学术研讨会。

四、推动中国北约问题研究，主编“中国北约研究丛书”，率先在高校开设“北约研究”课程。

五、推动中国梦的国际内涵与世界意义研究，率先提出“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引发国内外讨论。

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基本状况

国际关系学院目前是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全的国际问题和政治学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科研基地之一。现有在校生近千人，博士研究生105多人，硕士研究生220多人，本科生450人，港澳台学生12名，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约200人，其中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近100名外国留学生。
国际关系学院下设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和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等8个教学研究单位；并以项目运作的方式组合在职或兼职的教学研究人员，建立了美国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联合国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以及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公务员研究所等开放性研究机构。
学院设有图书资料馆、网络计算机室和国际政治经济模拟实验室等教学科研辅助机构，其中图书资料馆共有中文藏书3万余册，外文藏书5千册，中外文期刊近百种。

㈢ 金灿荣是什么民族

金灿荣是汉族。

金灿荣，196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学习经历如下：

1980年金灿荣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

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4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扩展阅读：

金灿荣教授的文学领域主要成就如下：

1、1989年至2017年9月，金灿荣共编写、翻译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和评论800余篇；

2、199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发展》（2.3万字，《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获中华美国历史学会论文奖。

3、1999年，《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1.9万字，《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4、2001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㈣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访问中国

2003年10月28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应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邀请，赴上海进行学术交流。为期12日的中国之行，米尔斯海默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进行了演讲和研讨活动，并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继续“中国威胁论”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落脚于应对“欧亚大陆可能出现的地区霸权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美国式的经典命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可与之匹敌的对手是中国，而且中国将比20世纪美国所面临的任何对手都更强大。
早报：在复旦的四个讲座结束以后，您对复旦大学的学生有什么印象？
米尔斯海默：他们非常聪明，对国际政治非常认真，很关注。我可以感觉到，复旦的学生已经阅读了相当多的中国书籍和外文书籍，他们不仅了解中国，也了解国际事务。当我和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与给美国最好的学生上课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面对他们，就像面对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
早报：第一次到中国，踏上这片土地，有没有改变您以往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国印象”？
米尔斯海默：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文献，很多文献。我读过西方历史学家写的中国历史，也读过中国一些古典军事文献，比如《孙子》。到了上海，我看到了现在的中国风貌。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上海的描述都是很精确的。美国人不光谈到上海是一个繁荣的城市，而且提到上海的规模很大，人口很多，有很多的建筑。当我与中国学者和中国一些外交决策人员接触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他们和美国的同行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很相似，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也没有重大的差距。
早报：那么这次中国之行，并没有改变您“中国威胁论”的观点？
米尔斯海默：在没来中国之前，我通过文献以及和一些研究中国方面的人接触，对中国已经有很多了解。到了中国之后，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民，但是，并没有改变我对中国的基本观点。在美国，我与很多的中国学者有大量接触，他们与我谈论中国。我发现，我看到的中国和我想像的中国并没有太多差别。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他们与欧洲和美国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在来中国之前和中国之后的体会，类似于妇女生育孩子。在她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会很紧张，只有当她有了这个行为，她才能真正体会其中滋味。
早报：一个国家的文化常常不能在文献的具体数据中获得，这有时候是两回事情。
米尔斯海默：我并不认为文化在对外战争中起到作用。国际政治是现实的，国际关系在本质上非常凶恶无情，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危险之中。而且，很多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化。
早报：您很喜欢提“孙子兵法”。但是我想说，“孙子兵法”在中国语境中是一种方法论，他与中国的“道”其实是两回事情。
米尔斯海默：我知道，中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强调和谐、和平、解决冲突。
早报：那么您的“中国威胁论”从何说起呢？
米尔斯海默：中国的儒家文化并没有教导中国人民很多关于中国的对外政治知识。这正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政府对外政治的决策方面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帮助。中国有“和为贵”的文化，其实，美国很多人也是这样认识和期盼的。我认为，您的问题，是“中国例外论”的明显例子。
早报：相反，看您的作品，我感觉到您身上的“美国例外论”。
米尔斯海默：我不认为有“美国例外论”，我觉得那是个神话。美国在对外政治中是强硬的。美国领导人对美国人民展露的是美国的美好。中国的儒家文化应该也是一样。何况，我们应该注意，中国现在的周边环境不是很安全。
早报：东方有朝贡国际体系的历史，这个事实可能表明即使中国有一日强盛，也不可能按照美国的经验去行事。
米尔斯海默：我本人对中国的朝贡体系知之不多。在中国古代，小国对大国进贡食物和其他物品，大国控制周边的小国，这也是权力的体现，这就是大国政治。
早报：您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我的侵略性？
米尔斯海默：我并不相信中国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如果有一天，中国非常强大，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它一定会受到对外侵略的诱惑。小国受到侵略，不是马上诉诸战争，而是以一种非常细微的方式。今天的美国，对外也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但是当你和一帮美国人谈话的时候，你也不会感觉到这种侵略性。
国际政治中没有上帝
作为学者谨慎和严谨的一面，米尔斯海默低头思考的侧面，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虽然米尔斯海默的学说并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威胁论”，但其指向确实是中国。《大国政治的悲剧》翻译之一王义桅认为：米尔斯海默的“中国威胁论”与以往“中国威胁论”版本的区别在于，他认为竞争的原因并非任何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因为国际关系就是一场赤裸裸的“丛林竞争”。
早报：10月15日，中国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它是否有可能会被西方一些战略学家作为是对美国太空资源乃至整个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例证？
米尔斯海默：中国太空成功发射，是一个最强烈的证明：中国要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大国，中国也想和美国平起平坐。但是，中国的太空技术现在还不足以强大到对美国的太空技术构成威胁。
早报：它会被看作是对中美之间大国权力竞争的一种新模式的起点么？
米尔斯海默：不会。
早报：毕业于西点军校，之后又在美国空军服役五年，这段军事经历会否使您过度关注军事。
米尔斯海默：我在军队学习的时候学到了两个事情。第一，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军事力量也是有限度的。我与布什政府的观点有截然的差别，布什认为可以利用军事优势来重新塑造世界的秩序，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没有参军过的人，会认为军事很容易被利用。相反，参过军的人，会知晓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有效地利用。
早报：您一直强调，日本和德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如果美国撤离保护，他们有没有能力制造核武器？
米尔斯海默：这是冷战结束以后带来的国际政治的结构。冷战期间，美国控制了日本和德国。显然，没有控制中国和苏联。冷战结束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还是由美国在控制。如果美国不给日本和德国提供安全保护，他们会获得空间，将会给日本和德国的邻国带来不安，中国也会为此不安。中国并不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离开亚洲。
早报：由此可见，日本和德国有潜力成为大国。
米尔斯海默：中国和俄国已经是大国，日本和德国有可能成为大国。
早报：您曾经说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处是自由主义，但往往根据现实主义行事。这其实是在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喜欢披上道德外衣行使权力利益。这些理论，有没有使您的同胞们不高兴？
米尔斯海默：当然，他们很不开心。
早报：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欺负，您会怎么处理？
米尔斯海默：如果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攻击，我会叫他去向上面的领导报告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些不管用的话，当然这很有可能，我会叫他直接反击。如果他的领导失职的话，我们应该像国际政治一样，自己保护自己。
早报：那么，您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像大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充满紧张？
米尔斯海默：不是。
因为在日常的生活里，通常上面会有一个权威，而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上帝。我想告诉你，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差距。谈到“欺负”这个词的话，如果中国足够强大，没有人会欺负你。记住，在国际体系中，当有国家欺凌你的时候，你是孤力无助的，根本没有人会来帮助你。你只能自助。
早报：您心中的英雄是一个什么概念，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米尔斯海默：这很不容易得出推论。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很多将军，他们赢得了很多战役，有助于击退日本侵略者。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他们就是英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一些中国人，他们没有去参加抗日战争的话，不是英雄。但是，他们都热爱和平。（沉思）谁是英雄呢，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少，看得也很少。我头脑里基本没有英雄的概念。这不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
早报：多年来，我不断感觉到周围在变化，您始终有自己信奉的观点，您是否为此感觉幸福？
米尔斯海默：我对自己的信念非常有信心。但是我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基本是悲观的。
我喜欢读马克思
从穿过“的士”前后座隔板远远伸过来的双手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米尔斯海默的热情。11月的上海夜晚已经很有凉意，他安静而长久地为在车内整理东西的同行朋友开着“的士”车门。之前，他去了豫园，并在襄阳路买了很多衣服和生活用品。他笑说，对于家中期待礼物的孩子来说，这些东西是他进行“自我保护”的武器。
早报：您在童年里爱看童话么？
米尔斯海默：我的童年里没有童话。童年的时候，我对军事也不感兴趣。我喜欢运动，特别喜欢篮球。我想成为姚明。
早报：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您的童年？
米尔斯海默：我出生在纽约市，是冷战的产品。我是我们家五个孩子中的其中之一，我是老大。在二战前，美国的家庭还是很小的。二战后，出现了婴儿高峰，孩子很多。1947年，我出生了。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美国出生率最高的一年。这个事情不难理解，二战是1945年结束的，接着战士们复员回家，接着1946年他们结婚，接着1947年，他们开始生育孩子。
早报：您现在的家庭？
米尔斯海默：我有五个孩子。如果是在中国的话，我可能要惹大麻烦了。（笑）我的大女儿是营养学的硕士，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马上将要毕业。我的二儿子学习绘图设计，将要本科毕业。我的孩子中，有一个学习历史，我的小女儿现在在读小学一年级。最小的儿子是我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他老是喜欢在家具之间走动。我的妻子是财务顾问，做理财工作。我很爱他们。
早报：您有宗教信仰么？
米尔斯海默：宗教有很好的作用，大多数的西方人应该有一个信仰。这样可以安全地生活，克服生活中的艰辛。大多数的宗教都是教给人们良好的信念，社会可以变得更美好。但是我本人并不信教。
早报：我感觉到您受到过尼采、福柯、韦伯的一些影响。
米尔斯海默：是的。所有这些给我们带来伟大思想的智者，他们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他们都很看重强权，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我也是。
早报：您也喜欢读哲学书？
米尔斯海默：是的，主要是政治哲学，我喜欢读马克思的作品。我喜欢雄辩的理论，这个理论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依然喜欢。现实中有很多问题，中美关系也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重大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他们之间未来的发展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中美的问题，我喜欢和有理论的、有观点的、有想法的人交谈。
早报：您的理论中，哪些地方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大多数人对早期的马克思有印象。晚期的马克思是个结构主义者。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强调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当然，马克思与现实主义是有差别的。
早报：结构在你的理论中有很重要的分量。一个持有结构主义的人，通常会弱化人的作用，而强化结构。
米尔斯海默：是的。结构的作用是大于人的，人是结构中的人。我的观点是，结构领导人来确定对外政策。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和一个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是不一样的。结构对个人有深刻的影响。
早报：你觉得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米尔斯海默：如果不谈家庭的话，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
约翰-米尔斯海默
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2003年3月，米尔斯海默被评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被称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约翰·米尔斯海默，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米氏的观点被认为与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虽然其理论延续了现实主义学派静态历史观的局限性，但还是引起国际关系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争鸣。进攻性现实主义是否是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论源泉？米氏如何用他的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实践？在米尔斯海默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记者抱着这些问题，坐在了他的面前。
米尔斯海默曾有过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涯。由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十分强调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因此令人很容易想到这段经历对其后来理论的影响。于是，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围绕这段经历展开。有意思的是，尽管认为这段经历使他意识到权力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但米尔斯海默并不认为这对其后来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当记者就“先发制人”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询问其看法时，米尔斯海默却有惊人之语：布什政府偷换了概念。2002年9月17日，即“9·11”事件发生一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美国国家战略》。在这个文件中，布什系统阐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提出了“先发制人”这个概念。米尔斯海默认为布什政府口头上说对伊拉克发动的是“先发制人战争”，而真正付诸实践的却是“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战争”与“预防性战争”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证据和情报的基础上的，对方的确有进攻的意图或能力，而后者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米尔斯海默认为，“先发制人战争”是“各国能接受的”，而“预防性战争”则是对可能的威胁的一种想象，不具有合法性。很明显，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布什政府为什么要给这场战争贴上“先发制人”的标签呢？米尔斯海默认为，布什政府必须这么做，否则它无法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会陷入“情报门”，在情报问题上被紧追猛打、备受质疑。
事实上，米尔斯海默本人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这并不涉及他对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判断，而完全是理论演绎的结果。米尔斯海默认为，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有害无益，事实上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尽管军事上获得了成功，但美国在战后却陷入了更大的泥潭。米尔斯海默认为，继续核查和避免战争是更合理的选择，因此美国其实是错失了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最好时机。
既无证据，又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布什政府为何执意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呢？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米尔斯海默的回答很简单：这一切是为了重塑中东秩序。对于美国来说，解决了伊拉克问题就能进一步介入中东，从而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施加影响。如果这次战争成功，那么对接下来解决伊朗问题甚至对解决巴以冲突都会有所帮助。然而，事实证明，一切正在朝白宫预想的相反方向发展。

㈤ 中国智库都有哪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上海社会科学院 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5 、中共中央党校 6、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zd研究院 7、 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委员会、 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9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10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专究院 、11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12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13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14 中国经济属体制改革研究会、 15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16 中国社会经济杂志社 、17 中国金融40人论坛 、18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19 中国国防大学 、2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1中国智库观察分析推理团队（就是智库的升级版，世界上最厉害的团队）

㈥ 金烂荣什么民族是朝鲜族吗

不是，是汉族。

金灿荣，196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

1980年金灿荣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

1999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4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金灿荣的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

(6)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扩展阅读：

中国人大的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导师，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金灿荣教授作了一个讲座。

金灿荣在讲座上还有一段话：“相反我们对美国不是很怕，因为我们跟美国两次交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我们都赢了，至少是打平了。可是对日本没有，所以我觉得等到中国崛起到一定程度以后，一定会收拾一下日本，否则心理改不过来。”

听着金大教授如此叫嚣，真是不寒而栗。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百姓也就罢了，但堂堂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导师，教授国际关系，且还是人大的特约研究员，以如此思维教书育人，岂不是误人子弟。

金老师的一些结论，恰恰能够迎合当下国内一些民众的世界观和民族情绪。

在金老师眼中，

印度国民行为奇葩，宛如跳梁小丑；

日本人老龄化严重，经济回天乏术；

西方诸国日暮西沉，政治内斗耗尽家底；

非洲兄弟箪食壶浆，敞开怀抱欢迎中国；

唯有中国政治清明，威服四夷，科技蓬勃发展，经济蒸蒸日上，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和希望。

这些或真或假或夸张的故事，勾勒出了大国崛起的喧嚣基调。

如果，金老师仅是一位知乎大V或是时政评论家，说这些本来无可厚非。毕竟这个社会需要各种声音。但是，金老师作为国际关系教授，一个可能影响战略决策的专家。如果对于世界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一味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就不得不让人遗憾和警醒。

他嘲笑美国制造业外移，却忽略了美国依然强劲的科技创造力；

他嘲笑欧洲政设施老化，却忽略了欧洲健康的投资环境和完备的法律体系；

他嘲笑西方分权政治效率低下，却忽略了分权带来的极低统治成本和试错成本。

更可怕的事，金老师仍然将国家的强大程度完全等同于国家的工业水平，忽略国家文化输出、制度创新等因素。这同100多年前，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乎没有差别。

㈦ 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职研究生有哪些优势

近年来咨询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的在职人士越来越多，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专业众多，师资力量雄厚，受到广大报考学生的欢迎和认可。人大在职研究生正在热招中，其中以商学院最为受欢迎。那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都有哪些优势呢？
优势一：中国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历史悠久学科齐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前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和会计系，是人民大学最早的院系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开办MBA教育的商学院之一。作为我国工商管理教育的重要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下设企业管理系、组织与人力资源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贸易经济系、市场营销系、会计系和财务与金融系，是我国学科门类设置最齐全的商学院之一。
优势二：人大在职研究生教学科研实力雄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作为我国排名前列的优秀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的重要基地，学员师资力量完备，结构整齐，有着雄厚的教学科研实力。拥有国家重点以及学科工商管理，国家二级重点学科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和会计学，囊括了工商管理学科包括本科、成人教育、硕士、在职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在内的所有学位和培养项目。以及工业经济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调查所、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会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与财务管理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亨利·明茨伯格研究中心、中韩企业经营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优势三：人民大学在职研究生课程与世界一流MBA教育接轨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与英国、丹麦、爱尔兰、芬兰、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著名大学建立了长期、密切的人员互访、学生交换及学术交流等合作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作为我国MBA教育的主要基地之一，其MBA教育凝聚学院半个多世纪以来管理理论研究与企业实践的精髓，汲取欧美当代MBA教育的精华，形成了“前沿专题与系统课程并重，资深教授与企业家联袂，西学精英与本国经验融合，模拟训练与案例研讨互动”的一整套具有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特色的MBA精品课程。
优势四：学术氛围浓郁理论实践并重
任何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学术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作为我国经济管理学教育基地，科学研究一直是学院发展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强调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并重，始终把学术科学研究与国家进步和改革开放发展相联系，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帮助。

㈧ 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专业硕士是不是住校外的学校不提供住宿吗

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专业硕士是在学校住的，部分学生是在外面租住。学校拥有8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居全国第一；拥有5个北京市重点一级学科，1个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4个北京市重点二级学科。

拥有13个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名列全国高校第一；拥有5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拥有2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3个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其他情况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截至2020年9月，先后同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国索邦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61个国家和地区的304所高校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与港澳台地区25所高校（研究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截至2020年9月，作为中方合作伙伴，学校共参与了海外9所孔子学院的建设。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简介

㈨ 中国最好的智库有哪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3 、上海社会科学院 4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5 、中共中央党校 6、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7、 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委员会、 8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9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10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11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12 国际专家决策集团有限公司、 13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1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15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16 中国社会经济杂志社 、17 中国金融40人论坛 、18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19 中国国防大学 、2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㈩ 温铁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温铁军
职称：研究员
职务：中宏网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改革》 《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
工作单位：《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
研究领域：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7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期满，获法学士学位。

1987年公派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ISR)和世界银行进修，获抽样调查专业结业证书。1991年，自费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并到康奈尔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讲学交流，其间参加密执安大学夏季学院量化分析培训，获ICPSR（国际社科联）颁发的统计分析专业结业证书。

1995－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经管学院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7月-97年2月通过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考试和教委外语统考后转修博士课程，1998年7月修满学分通过各科考试获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

温铁军1983年毕业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研究室。1985年末调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从事农村调查研究工作。1987年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正式组建后调入，1988年任监测处副处长，1993年任调研处长，1995年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98年试验区办公室机构变动，调任农研中心科研处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农业的稳定性等问题。曾经获国务院农研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科委等中央五单位联合颁发的“农村改革十周年优秀论文奖”、农业部农研中心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2004年起先后被校内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和农林经济管理分委员会主席。2005年以来先后被校外聘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农业部、国家林业总局、卫生部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2007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2008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温铁军 - 代表著作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温铁军 - 研究领域
国际方面——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
国内方面——国情与增长、制度变迁、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及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等。
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是国家985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温铁军 - 成果荣誉
温铁军教授1998年获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部级，第一获奖人），2000年获长江读书奖（优秀论文奖），2003年获 “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央电视台），2005年获杜润生基金会农村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环保部等7部委），“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谐中国年度人物奖”；2009年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省部级，第一获奖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温铁军 - 倾情三农
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一个叫“温铁军”的经济学家。
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是第一位的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
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他说:“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是20世纪中国两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说过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的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
功夫在农外
“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的经济科学，没有单纯的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现在的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才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之难，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就要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发展乡镇企业要形成规模，便都落脚到了小城镇。小康城镇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相对贫困。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
尊重农民的情感
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至今，温铁军难忘自己的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
济学家吴敬琏。“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我私下有一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学，图给他当一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什么秘书汇报什么的。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涉及到你这次调查有没有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的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给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说到对“温三农”这个绰号的观点，温铁军说:“其实，‘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到我的农村情结，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身为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
他坐在田间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个颁奖典礼上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聚思广益，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的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显学和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为危言耸听，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目前“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已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
“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绕不开的坎。冬天快过去了，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温铁军认为，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农民生计问题，其次才是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农业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