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历史特点

1. 美国大学地理位置特点

美国有超复过50个州，各类大学地制域分布很广，其中有四个地区是教育资源良好的地区。
新英格兰地区，北美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很多排名百名左右的大学，却有超过200年的历史。在纽约、宾州、新泽西、麻省、华盛顿D.C 等为教育中心的地区集中了全美最优秀的大学。这个地区的教育文化相当于中国的京津地区，甚至教育资源更加集中。
五大湖区，以芝加哥为教育中心，集中了美国传统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是美国近代文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教育支柱力量。
加州地区，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在文化上，华人文化非常重要。而加州大学体系的9所公立大学全部在前100。还有斯坦福、南加州等知名学府。生物、海洋工程、化学工程、数学、计算机都非常优秀。
华盛顿州，以西雅图城市为中心，是大陆新兴移民的新大陆。有华盛顿大学和背靠加拿大温哥华的美加经济教育核心区。有著名的华盛顿大学。

2. 美国大学各自有哪些特点

在专业的选择体制上，美国的大学和我国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国内一般是回在入学前就答把专业定下来，学生在学习期间改变专业是比较困难的。而在国美的大学(本科)，入学时不必决定专业，多数是在二年级末或三年级初再确定专业。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在接受两年教育的过程中认真考虑自己的专业方向。只要学习了一定的科目并取得了一定的学分，学生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从本科课程阶段就先规划将来从事的职业，并选修该职业的有关课程。比如希望进法学院的学生，可以学习专业法学教育初级阶段的宪法、政治法等预备(Pre-Law)课程，而想要进医学院深造并计划将来当医生的学生，可以学习医学预备(Pre-Medical)课程。

3. 美国私立大学的特点及优势有哪些

美国私立大学的特点和优势：
美国私立大学的历史比公立大学远为悠久，美国传统名牌大内学如东部常春藤联合容会的8所院校，都是私立的。在美国，许多私立大学享有其他国家私立学校所难以企及的声誉。私立大学不仅仅是成功的学府，还成为产业的核心。
相对于公立大学低廉的费用，私立大学的学费要稍微高一些，每年的学费在3.5万美金以上，但是私立大学培养了大批的成功校友，每年都收到很多校友及企业捐赠的款项。有了这笔钱，私立大学的奖学金相对于公立学校来讲，要丰厚的多。
私立大学在成本控制、运作效率、吸引学生及响应社会需求方面，都比较灵活和有效。私立学校的资金来自基金会，资金运作很灵活。它们能够以更大幅度的高薪来挖研究大师，提供研究启动经费，它们可以创设新的学科，这种灵活运作的方式正是市场经济的独到之处。
因此私立大学可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学生。而且，更自由的环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学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吸引杰出人才，而杰出的人才向往灵活和自由的环境。

4. 美国社区大学的起源和历史是什么

社区大学却其理念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来自于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顶级学府芝回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答威廉·哈珀。
美国的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是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两年制的初级高等教育。
美国共有一千两百多所社区大学，拥有一千多万注册学生。社区大学的学生平均年龄是29岁，40%的学生21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学生也十分常见。其中60%的学生是边工作边读书。只有很少的社区大学附带学生宿舍。社区大学38%的资金来自州政府，学费收入占20%左右，自地方政府的资金接近20%，剩余的由其他形式的资金来源补足。
社区大学的年平均学费为两千多美元，普通公立大学的年均学费接近六千美元，社区大学的学费不足公立大学的一半。不仅如此，如果学生上社区大学，学校家较近，食宿费用上也可以节省很多。

5. 郭秉文倡导的美国大学模式有何特点

郭秉文（1880—1969），男，字鸿声，江苏江浦人，生于上海青浦[1] ，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1]
郭秉文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1]
郭秉文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人。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1880年，郭秉文出生于江苏青浦[1] （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2] 。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弃职就学，远涉重洋，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乌斯特学院攻读理科。[3]
1911年，郭秉文从乌斯特学院毕业后随即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 ，邀请他做教务主任。同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1]
1915年，应江谦之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
1918年3月21日， 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1]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1]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同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开放“女禁”。[1]
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1]
1921年东大成立后，郭秉文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 同年，“南高”商科扩充改组并迁址上海，成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4]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国首席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地区主席，之后连任两届。[2]
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1]
1924年，郭秉文奉派为保管美国庚款华籍董事之一，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2]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于国务会议上通过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决议。[1]
1925年2月1日，东大校董会举行会议，否认教育部易长之令，请郭秉文照旧任职，先请赴国外考察教育。[1]
1926年5月，与门罗（Paul Monroe）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2]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长。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国，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2] 。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央贸易协会主任。[2]
1945年抗战胜利，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2]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国。[2]
1957年，郭秉文与恒慕义（Arthur Hummel）及曹文彦、鲍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组织华府中美文化协会（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举办学术活动，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应邀担任“中华民国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国逝世。
教师任用
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因此，他认为办学的首要任务是聘请优秀教师，并为此不遗余力。[5] 在创立东南大学之初，郭秉文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6] ，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为学校积累雄厚的师资力量。每个学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学术水平出色的专家学者。郭秉文非常重视吸纳留学生，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在国外考察之余，他经常设法向各校探听中国留学生的情况，通过听课、观察和面谈等方式深入调查，并亲自走访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诚邀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归国后在南高师和东大任教。郭秉文不仅延聘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讲学，更亲自到国外邀请世界知名大师来校讲学。[5]
高等教育
郭秉文认为办理大学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7]
通才与专才平衡
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设立多种学科，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7] 郭秉文认为，一所综合大学，可以既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同时又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两者互补，相得益彰。[7]
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7]
师资与设备平衡
郭秉文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7] 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7] 对物资设备的规划与努力，目的在于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7]
国内与国际平衡
郭秉文认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7]
三育并举
郭秉文执掌东大，贯彻实施“三育并举”的办学宗旨。所谓“三育并举”包括三方面：一是坚强的体魄，二是充实的精神，三是道德、学术和才识。“三育并举”旨在促使学生养成完善的人格，成为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国民。郭秉文坚信：“欲广求知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在办学措施方面，他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并把心理测验运用到入学考试中。另外，他格外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5]
师范教育
郭秉文认为师范生不仅要具备普通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更要重视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识抱负的秉持。在郭秉文看来，一所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而一所学科专业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因此，郭秉文认为要培养高质量的教师，必须将高等师范学校并入综合大学，将师范教育放在综合大学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兼办师范学院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观点。[5]
郭秉文认为，凡中等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并且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单科性的师范院校里，是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师资的质量，所以在综合性的大学里学科齐备，各科知识互补，才是造就师资的理想场所。郭秉文指出，“师范学院办在大学里，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院校。”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经过一番教育理论的训练，定可成为卓越的师资。[6]
大学自治
郭秉文主张大学自治，办学独立，学校为教育和学术的神圣殿堂，应独立于党派，不应与任何党派发生纠葛。“学校是教育、学术性机构，是培养人才、振兴科学之地。非学者不能担当此重任”，“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6]
郭秉文倡行学者治校，发展民主治校体制，校务实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并行，即一方面确立校长总理一切校务之责，一方面规定凡学校大政方针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议决。校务会议相当于学校的立法机构，所作决议经由校长批准后即由学校行政部门付诸实施。同时，成立各种常设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将学校的各种事务交由教职员自行办理。经过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会制、校长制与“三会制”并存的学校治理模式，即校董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校长总事校务，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各司其职，评议会议处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议处全校教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事宜，行政委员会统辖学校行政事宜。[6]
郭秉文提倡学术自由。从政治思潮来说，当时学校所在的南京，共产党被当局视为异端赤党，国民党亦处于地下状态，东大却包容着持有各种主张的师生，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社会主义等种思潮，汇于一堂，成为自由思想的堡垒。[6]
郭秉文提出“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治素养。自动主义，对在校学生而言，指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种学术、文化、体育活动上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自动主义”的熏陶也培养了学生自治、民主的现代共和国民素养。。[6]
教育经费
郭秉文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办学经费，使学校从社会各方面获得支持和资助。[6] 其中，由校董会出面集资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6]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或是请人来华讲学，或是出国考察讲演，积极扩大东南大学的国际影响，从而争取国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机构的援助。[6] 郭秉文还模仿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学方式，鼓励私人捐助办学。[6]
教育管理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8] 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8]
公共性
郭秉文认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8] 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政府。[8] 郭秉文指出，要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8] 。
本土化
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8] 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中国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8]
历史感
郭秉文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8] 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8] 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8] 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8] 他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8]
渐进性
郭秉文对于教育改革持渐进立场，他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

6. 美国大学文化具有哪些特色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简称UMich)创建于1817年，位于美国密歇根州，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今天主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密歇根大学特点是什么。
密歇根大学(UMich)有三个分校，分别是安娜堡(Ann
Arbor)分校、迪尔伯恩(Dearborn)分校和弗林特(Flint)分校。密歇根大学建校以来，在各学科领域中成就卓著并拥有巨大影响，被誉为“公立常春藤”，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素有“公立大学典范”之称。密歇根大学同时也是美国重要的学术联盟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的12个发起者之一。
密歇根大学著名的原因很多，校园占地3，176英亩，550多幢主要建筑，800多万册藏书，9个博物馆，9家教学医院，150个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实验中心，400多个主要实验室以及一个面积为84平方公里的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密歇根大学研究经费在美国大学中数一数二，但它不仅是学术的重地，也是文化的中心，有上千个学生社团及组织，各种性质的活动，应有尽有。
另外，大学的多所博物馆、剧场、音乐中心、艺术中心、公园等等也是学生课余休闲的好去处，校园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大学有极强的体育传统，各种运动团队在比赛中屡屡获奖，大学著名的密歇根竞技场可容纳10万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橄榄球场地，吉祥物为WOLVERINE。相应的，大学的学费也是公立学校中最贵的(2009年约为$40，000)，接近部分常青藤大学。而捐款数亦为公立大学中最高，总额达到78(AUG，
2008)亿美元，为美国大学捐款总额第七高，远超其他公立大学。

7. 宾夕法尼亚大学特点是什么

宾夕法尼亚大学：常青藤盟校之一，于1740年由美国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

宾大不同于依照英国模式开设老式课程的殖民地学院，它标志着新的高等学府模式在北美洲的诞生，开创了现代美国教育制度的先河。她不仅首先设立了科学课程，同时还是第一个开设历史、数学、农学、英语和现代语言等课程的美国大学。

在其它许多领域，宾大也作出了很多开创性贡献。如：18世纪时曾任大学副校长的天文学家大卫?里顿豪斯创建了几座著名的机械天文台，其中的一座保留至今，成为校园的景点之一。这种被称为“太阳系仪”的机械装置实际上就是一种机械模拟计算机。1946年，宾大莫尔电子工程学院又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数学计算机“ENIAC”，开创了计算机的新时代。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门上镂刻着"我们定会找到办法，否则就创造出办法" （Wewillfindawayorwewillmakeone）。这集中体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勇于创新的精神。

该大学共有15位教授及校友荣获过诺贝尔奖，4位教授荣获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现宾大全校共有41名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和近40名国家科学院院士。

宾州大学的商、医、法等学院无不是众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文理各科也多在一流，工科稍弱。在理工科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工程学、考古学、基因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研究在全美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学和城市研究等学科都在学术界相当有名。

商学院第2，医学院第4，法学院第7，教育学院第6，工程学院第29，护理学院第3;

理科类综合第17：生命科学第23，化学第18，计算机第17，数学第16，物理第20；

人文社科类经济学第9，历史学第13，新闻传媒第33，哲学第24，心理学第15，社会学第11；

NRC排名：艺术人文类第9，生物科学类第14，工程科学类第17，数理类第31，社会科学类第11。

8. 美国公立大学特点

   美国大部分的公立大学是由州政府出资创办和运营的州立大学，比如加州大学伯内克利分校和纽容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还有一种公立的社区大学，提供低学费的两年制教育，有的学生可以通过先读两年的社区大学再转学到其他学校。  
美 国公立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是由政府拨款为本州的纳税人服务的，纳税家庭可以在州立大学享受低费用的高等教育。  
美 国私立大学的历史比公立大学远为悠久，美国传统名牌大学如东部常春藤联合会的8所院校，都是私立的。
  直到19世纪后半期，一流的公立院校（如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才纷纷崛起。

9. 美国教育的历史

美国教育的历史，从1636年哈佛学院建立算起，迄今不过300多年的历史，却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发展变化大致分为4个阶段：

1、教育的移植阶段。从17世纪至独立前是殖民地时期，其教育是宗主国教育模式的移植。教会垄断教育，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从初等学校一直到高等学校大多为移植宗主国的学校形式。

2、教育的改造阶段。美国独立后至南北战争前，是教育制度的初创阶段。

3、从南北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美国教育的创新阶段，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基本形成。美国教育领导权实行典型的地方分权。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是美国教育大发展和大改革阶段。主要有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颁布，60年代开始的“中小学课程改革运动”，1971年的“生计教育计划”，70年代中期的“恢复基础运动”。进入80年代后，美国朝野教育改革呼声强烈，但前景如何尚难预料。

(9)美国大学的历史特点扩展阅读：

长期以来，教育公平缺失是美国民众“痛感”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近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起大规模高校入学骗局让这一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根据法庭文件，33名家长通过一名招生咨询顾问，以作弊造假的方式帮助孩子进入美国顶尖大学。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好莱坞女演员菲丽西提·霍夫曼已就被指控的共谋与欺诈罪等罪名发表声明，对受控罪行供认不讳。

另外13名学生家长也作出了同样表态。这一案件折射出美国教育体系的深层弊端。专家认为，美国大学现行的申请体系，正让富裕家庭子女在进入优质大学方面拥有不成比例的明显优势，教育体系公平性缺失愈加严重。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入学骗局”。

根据检方公布的文件，从2011年起，涉案家长向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招生咨询机构的经营者威廉·辛格提供资金，由后者出面贿赂高校体育教练和入学考试机构工作人员。

受贿者通过将子女包装成运动员、请枪手代考标准化入学考试或篡改考试答案等手段提高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涉案家长则为这种“服务”支付高达数十万美元的“酬劳”。

这起案件被媒体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入学骗局”。卷入舞弊案的高校包括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乔治城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多所知名大学。

共有包括家长和大学体育教练等在内的50人被提起诉讼，涉案资金达到2500万美元。涉案的33名家长多为法律、金融等行业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

10. 美国历史及其现状简介。

美国的高校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侧记
作者：徐国利

2005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随“安徽大学高级教育行政管理人才赴美培训班”到马里兰大学进行了为期3周的培训和考察。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州立的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乘地铁便可到达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约位居40名左右。期间，除了倾听美国学者和管理人员讲授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状况和管理外，我还结合自己的专业，注意考察和了解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发展的一些问题。为此，我采访了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高峥博士[1]，和他进行了两次较深入的交谈，以期尽可能地了解马里兰大学乃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一些状况。这里，便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专业和历史教学，重点介绍和总结我所了解到的美国高校的历史教育、美国历史研究现状和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当然，由于考察的时间短，了解的面很小，因此文章所谈只是个人一孔之见，而且也未必就很正确。之所以写出，是认为此一孔之见或许能对我们高校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开展有所启示。文章不当之处，欢迎同仁批评指正。

一、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

美国的高等教育十分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在美国是较普遍地设置的。如，马里兰大学是一个由马里兰州办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由十三所大学组成，我们培训所在的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是这一大学系统中最主要的大学，它拥有师资和研究力量雄厚的历史系，所开设的历史课程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这样的历史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问高峥博士马里兰大学系统的其它院校是否孝有历史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都有。”而马里兰大学系统中有些是工科或自然学科类的大学，如，University of MD Biotechnology、University of MD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这在中国大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地区拥有人文系科的高校的比例也是相当高的）。现在，我们拥有历史系等人文系科的高校并不多，主要是综合类大学和师范类院校。而且，目前或缩小招生规模，或是将历史系易名，或是将其改为其它系科，中国的许多高校是唯恐有历史系和哲学系等人文系科。同时，在美国的大学中，人文历史学科的课程是大学生必修课的重要内容。而中国高校的人文历史课却基本是面向各自专业的，非人文专业的学生学习人文课的很少。当然，这种状况目前已经得到改善，我们的许多大学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包括科学素质。如，许多非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人文学院等。但是，与美国大学久成体系的人文历史教育机制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美国的大学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人文和历史教育呢？究其根源，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实际上是整个的美国教育）以“通才”教育为根本理念的教育精神和原则决定的。而人文历史教育是“通才”教育的基本内容。所谓的“通才”教育，即，不论是文科、理工科还是其它学科，都把全面培养大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作为办学的宗旨和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养成学生兼具人文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由于美国的大学是将向大学生全面传授各种知识作为重点，因此，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是第二位的。这在其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体现。高峥博士说，美国的大学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从来没有哪所大学以自己是“工程师的摇篮”一类的荣誉来自诩。美国大学十分重视人文知识的培养在专业与技能学习中的基础地位，不少专业性和技能性较强的学科和专业在本科阶段是不设置的，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如，律师是美国最吃香的职业，学习法律的人自然也相当多。但是，美国的大学本科没有法律系和法学专业，只有修完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大学生才有资格去进一步学习法律。我认为，这种思路和做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法律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它是附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现实社会的法律是对历史上法律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那么，法律对他来说只是一堆机械的条文，他也就不能真正很好地懂法和执法。

美国的大学都普遍设有人文历史学科的院系，也与这些院系的毕业生就业不难，而且往往能在社会竞争中出类拔萃直接相关。高峥博士介绍说，在美国历史学毕业生不仅就业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人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人才，如，美国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历史系毕业的，美国总统也不乏历史系出生的。历史系学生如此，其它人文系科也不例外。因为美国是一个讲实用的社会，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那它在美国社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当然，美国人文历史毕业生就业容易，与他们大学期间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全面合理有关，因而具有较为全面的学科知识有关。上面已说，美国大学讲“通才”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生是文理科的知识都要学的，人文历史系科的学生则必须学许多其它学科的知识，因此，美国的人文历史毕业生往往既掌握了较为全面的人文历史知识和思维方式，又兼具科学知识和思维能力。如，以马里兰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四年所修的120个学分中有一半左右是非历史类的，其中包括不少自然学科的课程。那么，人文历史学科的学生怎么能听懂理工科的课程呢？高峥博士说，美国大学的自然学科课程有不少是讲基础性知识的，而不是讲某一学科很专深的知识。加上美国中学阶段也没有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那种文理分班的作法，因此，学生听课并没有什么困难。美国大学重视人文历史教育，不单在于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人文历史知识，更关键得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思维能力。实际上，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是很快的，大学所学的不少知识往往会过时的，但是，人文历史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却是最根本的，是不容易过时的。由此反观中国大学的人文历史院系和专业不受重视，反差何其鲜明啊！我想，究其根源，除了社会上不重视人文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以致学生就业难外，更深层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人包括学生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文历史知识和素质的学习和培养对人自身的发展和参与社会竞争的决定性意义。其次，也与我们国家目前人文历史学科教育内容的教条、僵化和脱离现实生活及教育方法的落后等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正起到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作用。

我们的大学经常说要培养大师级的学者，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学；我们的学生也经常立志在走向社会之后要成为激烈社会竞争的佼佼者。那么，如果对中美大学人文历史教育理念作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从中是否能反思和悟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呢？

二、美国的史学硕士和博士的教学和培养

美国和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也有其特点。这里，就我所特别关注、并了解的情况作一简介。

关于硕士的教育。高峥教授说，美国的硕士课一般不由导师满堂讲授。每门课（1学期）一般由老师指定12—13本专业书。一般是要求学生每周读一本。然后，下周进行讨论。上课时，就上周所读的书的问题进行讨论，一般是要求学生提出二、三个问题。由于美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并不限于导师自己的学生，感兴趣其它方向和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因此，一般一门课有十几、二十个学生上。那么，一、二十个学生提的问题就会很多，为此，老师一般是选择学生最为关注、提的最多的问题来讨论。讨论是由学生发言，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和点评。课后，则由学生根据所讨论的问题，写成一篇小论文。一般是每学期写2到3篇这样的小论文。学生的课程成绩多是根据这些小论文的成绩来评定的。也有在学期末，由学生写一篇比较长论文来考核其学习成绩。

美国研究生教学的这种模式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或是长处，一是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也不同程度地做了，但是做得不够。二是，养成学生大量和快速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养成学生快速把握所读书籍主要思想和观点的能力。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现在是一个知识快速增长的时代，即便是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的增长和更新也是相当快的。而学术研究的基础便是在了解和把握前人的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如果不能养成快速了解和把握专业领域知识和学术研究背景的能力，便难以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对此，我们重视不够。当然，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也面临着实际的困难，一是我们的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无法向学生提供这么多的专业图书资料，学生常常无书可读；二是，我们的研究生素质总体上呈下滑趋势，阅读专业书籍的能力和知识背景都不够，要大量阅读这些书也难以全面做到。但是，美国研究生教学和培养的这种模式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关于博士的培养。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全国并不统一，名牌大学和公立学校之间的要求有相当的差异，但是，总体上说比我们要严格，至于名牌大学的博士培养则十分严格。像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高校，培养一个文科博士往往要8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到历史学博士的培养而言，一般是第一年了解自己博士论文选题在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然后用二、三年时间来搜集相关的资料。在这两个阶段，学生往往要作田野调查，也就是到外地、甚至是国外相关的学术科研机构、院校和地域进行资料的采访、搜集，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相关史料。然后是作开题论证报告。最后的三、四年时间用来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美国的一般大学，博士生在读时间也需要四到五年，如马里兰大学是四年。美国对博士生导师所带的学生数量一般没有限制，但是，导师在带博士生方面却比较慎重，多量力而行，这既是因为带博士生的许多工作，如指导学生阅读，看、改和评学生的论文等都不算是教学工作量，是“义务劳动”；其次，也是由于美国的导师重视学生的培养质量，带一个学生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指导工作，因此，为保证培养质量，一般情况下只带一到二名学生。由此可见，美国的博士培养制度和方法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博士培养往往不重视质量，博士在读时间太短，培养制度也不规范，执行不到位，对导师的监督不力，一些专业招收的学生过多过滥。有些导师一届博士生就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而在带学生时又是放羊式的管理和指导，根本承担起导师应有的职责，而却可以多拿许多好处。这既有我们的博士培养制度的问题，也有导师的职业道德水平问题。我们在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难以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与国外、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博士相比，总体水平存在相当差距。

在美国的高级历史研究人才中，十分重视史学理论的教学。如，美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史学理论课是历史学专业所有研究生必修的课程，而不是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才学的。其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意识。正如下文所说的，美国目前的史学研究，以重视理论架构和方法论意识的科学派史学十分盛行，这种史学自然要求研究者要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方法论的自觉意识。

三、美国的历史研究的两大流派

通过这次访问，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发展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与我在国内所接触的书报资料所说的不尽相同。高峥教授介绍说，目前美国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派，一种是历史研究的艺术派。

科学派主张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框架，问题意识很强，认为通过历史研究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本质和真像。据我所知，这一派在中国很有影响。如，目前介绍到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著述，多是这方面的著述。美国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和重点。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柯文的讨论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一直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时常为人提及。而且，这一派的研究方法也对当代中国史学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有一种倾向，即重视所谓的“历史研究模式（或范式）”的建构，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美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过，中国大陆史学界目前所提出的“史学科学性”或重视历史的实证性研究，实证史学成为主流，又与美国的科学派史学有不同，中国的许多主张实证史学的人往往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倾向于中国传统的乾嘉史学和近代的新考据派史学，而不强调甚至是反对史学理论构建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先导性与方法论意义，认为这种重视“范式”的史学往往是不科学的。

而艺术派则重视历史研究的语言叙述，强调历史语言叙述的生动和优美。但是，艺术派并非不重视史料，而是在阅读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来叙述历史。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史学是艺术的主张是有差异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史学是艺术，往往是强调历史认识的非科学化，主张以直觉等所谓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为根本。极端者还包括为求历史叙述的生动和优美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如19世纪的英国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而高峥教授所说的美国的史学艺术派却并非如此。他在谈到自己的导师，美国著名史家、耶鲁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史景迁教授时，说史景迁教授的著作文笔生动，能将枯燥的档案文献史料变为生动的历史。他的《曹寅和康熙皇帝》（1966）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使用的基本是宫廷档案史料，但却写的生动入微。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朱政惠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美国的中国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也说，“史景迁的研究特色则在于，以潇洒和生动的笔触，将前人的史事重现于纸笔。这一特色使他的研究深入浅出，既有趣味性，又有知识性。他的著作洛阳纸贵，拥有很多西方读者，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P183页。）由此可见，美国当代的这种史学艺术派更像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著述风格，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所主张的艺术派史学不尽一致。

四、历史研究的致用性问题

通过这次考察，使我对美国的历史研究的致用性有了一些新认识。在我与高教授的交谈中，虽然没有直接和专门讨论美国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从我们所谈的以下两个问题却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研究是重视致用性的。而目前国内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研究不应当过于强调其致用性，过于强调或不适当地主张历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反对史学的致用。而且，往往是拿西方史学研究崇尚学术独立自由作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我们较多地谈到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及其范式的转化问题。这是一个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高峥教授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十分发达，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印度同样是亚洲和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是一个文明古国，但是，印度史的研究在美国却远不如中国史研究受到关注，原因即在于它不如中国在现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大。由此可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出“史以致用”的原则。不仅如此，我认为其中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化实际也说明了这一点。高峥教授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演变概括为四种模式，亦即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拓者费正清及其时代的一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其研究解释方式被概括为“冲击——反映”模式。后来，这种模式被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部动力”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发展使不少美国学者认识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在理论上的解释力存在相当局限和不足。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又出现了“革命模式”，因为，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具有世界影响力，有独特的魅力。到了90年代以后，又被“现代化模式”所取代。因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的体会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转换固然在其内在的学术动力，即前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出现了“危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发展了，发展了中国现当代历史和世界现当代史迫使他们要提出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解释模式，但是，同时也正说明，旧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要建立新的历史研究和解释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的提出实际反映了一种西方历史中心论，适应了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而当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后，这种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从而为其现实服务时，便被另一种研究和解释所取代。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现代化研究”模式的兴起正是为了适应中国当代新形势发展，为满足美国与中国的更好的交往需要而提出的。这不正是历史研究的致用性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吗？可以说，重视历史的致用性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推动力。

关于美国的历史研究课题经费的申请。高教授说，美国的史学研究经费的申请主要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向私人的基金会申请；一个是向学校申请。而经费的申请便导致了以“研究问题”为主的科学派史学的盛行，即，要申请到经费，研究者必须要提出你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以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种理论和方法应当是当时的史学界流行的主导理论和方法。如果你的申请研究课题或项目不在这种理论或方法之内，研究者就会被视为“不入流”，从而被排除在主流的学术圈之外，便得不到学术的资助。高教授认为，这也与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制度有关。因为，研究项目申请的评审往往并不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因此，专家在评审申请者的研究项目时，最关注的就是申请的研究项目明确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从美国历史研究经费的申请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研究必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致用的，历史研究不仅要讲学术价值，还要发挥其社会价值。否则，你就得不到研究经费的资助。

当然，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将历史研究的致用性简单地等同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主张过的史学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历史研究致用应当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民族的进步服务，而不仅限于某些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体。而且，讲历史研究的致用决不是否定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决不是牺牲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求真性（科学性）。其次，美国的学术研究也受到联邦或州政府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往往受到影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Bob Berdahl教授便指出了国家科研基金与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他说，美国学者的研究经费有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这样，其研究必然要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政策和利益的左右，由此便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科学性。不过，由于有了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和长期形成的学术独立的传统，总的说，美国学术界对学术的求真性（学术价值）和致用性（实用价值）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注：此文略经修改发表于《安大史学》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 高峥，浙江杭州人，曾为北京大学助教，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美国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攻读博士生，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出版专著两部：《面对技术的进步：铁路时代中国和津巴不韦的社会变化》（Meeting Technology's Advance: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and Zimbabwe in the Railway Age ）（1997），《共产主义接掌下的杭州：城市和干部的改革（1949—1954）》（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004).（2004），主要论文有：《从农村革命到城市革命：鲁中南的个案研究》，《战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运动：1850—1853》、《17世纪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革命中的两个敌人》、《英雄士兵的神话和敌人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