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鲁迅
Ⅰ 鲁迅一生曾任教过的大学
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版
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权子高等师范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5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
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Ⅱ 鲁迅的老师是谁。
鲁迅的老师有三位:一位是鲁迅在读私塾时的寿镜吾先生;一位是鲁迅在日本时教回他解剖学的藤答野严九郎先生;还有一位是鲁迅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鲁迅还有一位良师,那就是书籍。鲁迅一生读了大量的书籍,使他受益匪浅。可以说,没有广泛深入的阅读,就没有我们现在认识的鲁迅。
(2)大学教授鲁迅扩展阅读:
1902年4月,鲁迅22岁,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去日本留学,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1904年9月,转赴仙台,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现名古屋大学)的藤野先生,在鲁迅入学的两个月前,升格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
鲁迅在此认识了这位日本学者,并且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抱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Ⅲ 鲁迅是哪所大学的文学院教授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
1910年版,绍兴府中学权堂任教员。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1920年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5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
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1931年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1932年十一月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ps:他在回国之后到处授课 到处演讲 没有找到他在大学有去文学院授课的确切信息
Ⅳ 鲁迅的老师叫什么
鲁迅的三位尊师
鲁迅在诸多的老师中,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
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
关于寿先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极方正、质朴、博学”。他教学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常帮助有困难的学生,鲁迅父亲病重,亟需一种“三年以上陈仓米”,鲁迅多方搜求未果便告知了寿先生。几天后寿先生自己背了米送到鲁迅家里,所以后来鲁迅无论求学南京,还是留学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乡便不忘去看望寿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回乡完婚,仅在家十天,也要去寿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进京工作后仍与其保持书信联系,1915年底寿夫人病逝,鲁迅又主动送挽帐致哀。
鲁迅与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同样情深意厚,说“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1926年,“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1935年,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要定稿时,他回信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直到鲁迅逝世前,他还曾让增田涉打听藤野先生的下落。鲁迅认为:“他对我的热心的希望,小而言,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鲁迅对章太炎先生的感情要比前两位老师复杂些。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从鲁迅先生与他的三位老师之间的关系来看,鲁迅尊师,便尤其重道,这既是他尊师的标准,也成为后来为师爱生的准则。
Ⅳ 鲁迅研究专家有哪些
周建人(复1888-1984)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
包括陈漱渝、张梦阳、阿部兼也等国内外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
鲁迅研究专家 太宰治
鲁迅研究专家 吴中杰 先生
鲁迅研究专家 王锡荣 在其《鲁迅生平疑案》(以下简称《疑案》)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城。”
日本著名的 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先生
鲁迅研究专家 陈鸣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爱知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张梦阳先生
鲁迅研究专家 黄乔生
鲁迅研究专家 王观泉
专访鲁迅研究专家 林贤治
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Ⅵ 鲁迅在哪所大学教过书﹖
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
1910年,绍兴府中专学属堂任教员。
1911年的辛亥革命,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1920年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10月,鲁迅开始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5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
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1931年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1932年十一月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Ⅶ 鲁迅先生到厦门大学任教,担任哪些课程的教授
鲁迅来到了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厦门大学,在这里,他担任“中国文内学史”和“中国小说史容”两门课程,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10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很冷清的。可是鲁迅每次来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当时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甚至年轻的教员和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簇拥一室。大家都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Ⅷ 鲁迅有教授职称吗
鲁迅时代的职称并不如今天一样由某级的评审委员会来统一地评审,再由单位聘任,而是纯粹由用人单位聘任。他在北京教过大学,也教过中学,当过讲师,也当过教授,还当过一般教员,但所讲授的主要课程便是一门:中国小说史。
从1920年8月到1926年8月,周树人曾在八所学校兼课,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
兼课也是从熟人、朋友开始的。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后,在1920年8月聘请他为本校讲师和北大研究所国学委员会委员。1923年7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师大前身)校长的许寿裳聘他担任小说史教员。1926年2月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培基聘他为国文系教授,这是鲁迅第一次担任教授。
这时期的周树人早已名动京华,可官还是教育部科长,职称也基本还是讲师,直到即将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又有厦门大学送了教授的聘书来。一同寄来的还有路费和预发的工资,那是林语堂的好意。
厦门大学表面是很客气的。和北大一样,周树人被聘为国文系教授的同时,也被聘为厦门大学研究院的教授,月薪400大洋。但很多学生开始并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反而责怪学校骗人,明明听说新学期鲁迅先生来国文系任教,怎么又变成了周树人?稍后当然明白了周树人就是鲁迅,可鲁迅却开始决定离开这里了。原因较多,但生活的不便和校方的出尔反尔是主要的原因。用鲁迅支持过的一个学生刊物《鼓浪》上的打油诗概括他的生活,是“到校二三月,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如果说生活上尚可坚持,校长林元庆的丑恶表演更让他心生去意。一是林要国文系教授能多出书快出书,有了书稿马上就印。结果鲁迅交出了一部书稿给他,不到半小时就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了。二是将去广州时,林元庆一面假惺惺地退还鲁迅的辞职信,一面为他饯行。三是一次吃饭时,有个厦大董事在侧,林介绍说:“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说话。”鲁迅借着酒意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铜板说:“我捐给厦大一个铜板,我要说话!”耿介如鲁迅者,岂能受你这等眼色!原定的两年聘期,被他自行缩减了四分之三。他向林语堂宣布,从1927年元月1日起不再上课,也不要报酬了。
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聘,鲁迅来到广州,被聘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500大洋。但9月即离穗。从此,再也没有专门从事教育工作了。
在北京时他是兼职教师,教育部里还有着名义上的300大洋的月薪。但在厦大、中大时以教书为业,一生中也就这么一年左右的光景。至于职称,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的地位了,那几乎不是一个教授的头衔可以说明得了的。尽管他写这些书时好些学校只聘他为讲师,但实际水平早已非常人能及。
其实,鲁迅最喜欢自己的两个职业:当作家和当老师,但他又很矛盾,他认为当作家需要激情,而当老师需要冷静,两者不能兼顾。他在兼顾两个职业多年后,终于只选择了当作家。而那时的作家不如今天可以评个几级作家,然后由政府发工资养着。他的作家没有职称,没有什么机构给他去评个什么几级作家,但他靠自己的一支笔养活全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Ⅸ 有没有关于鲁迅在北大执教的情况 啊!!
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
吴中杰
鲁迅是北京大学文化营垒中的健将,是蔡元培校长所器重的人物,
而且被反对者指为“北大派”。他自己也觉得被派进这派里去,并没有
什么不好,说是:“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
居了。”但是,他在北大教学多年,却始终只是一名讲师。这使后人感
到困惑,于是议论纷纷。
前几年有文章说,鲁迅在别的学校能当教授,在北大只能当讲师,
这是因为北大的要求高,言下之意是说鲁迅的学术水平不够。近来“百
年北大”纪念活动中,又有文章说,北大只给鲁迅讲师职称,是因为任
期短的缘故。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犯了以今例古的错误,很经不起推
敲的。
以学术水平而论,鲁迅并不比别的教授差。而且许多教授,特别是
那些新派人物,进校担任教授之初,似乎都没有什么学术著作。他们的
学术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册)、《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都是
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属于教材一类。鲁迅
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但其学术水平之高是公认
的,连后来因道不同而明显对立的胡适,也始终不否认其独创性。当时
在学术水平上受到非议的,倒是陈独秀,——当然大半还是出于政治上
的原因。因为陈独秀非常激进,要拖出四十二尊大炮来轰击旧物,难免
遭恨,别人就攻他在学术上没有专长,不配当教授和学长。于是有几位
语言学教授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是陈独秀一向研究小学,且写有专著,
只是还没有出版而已。这场风波也就平息下去了。陈独秀对文字学素有
研究是不假,但直到他离开北大,专著都还没有出版。陈独秀的去职,
并非由于学术上的原因,而是被人抓到了别的把柄。这位先生文化思想
虽然激进,但在生活上却不检细行,是八大胡同中常客,别人抓住这一
点,说不配为人师表。这使蔡元培很感为难,无法为之辩护。因为其时
他正组织了进德会,其中就有不蓄妾、不嫖妓的约定。但蔡元培还是保
了陈独秀,只要他辞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仍保留其教授职衔。后来陈
独秀因为要搞政治活动,就连教授也不做了,此乃后话。
可见鲁迅在北大没有当上教授,并非因为学术水平的关系。那么任
职期限呢?鲁迅在1920年8月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聘书,
到1926年8月离京,整整在北大任教了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
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为北大
设计过校徽,指导过学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参加过种种活动,总之,
任期不能算短,关系不能算浅。但他始终只是个讲师。而别的许多人呢
,一进北大,就是教授头衔,其中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当初更无名气
,还是鲁迅介绍给蔡元培的。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大找蔡元培时,
因为是在学期中途,无法排课,蔡曾要他到预科教国文,周作人不就,
再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到9月4日,新的学期开始时,周作人也就接到文
科教授的聘书了。可见任教期限亦非定职的根据。
鲁迅在北大只能当讲师,显然另有原因。这原因,就在于蔡元培的
教育改革和办学方针。
北京大学是由前清京师大学堂延续下来的,保留有京师大学堂的许
多陋习。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准备出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有许多
朋友劝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去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员的学
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学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
,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常有带着听差去读书的,而监督及教员都
被称为中堂和大人,可见整个学堂官气十足。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些京
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的风气是,平日对于学问没有什么兴
会,却很注重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对于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不见得欢迎
,而对于前来兼课的政府要员,尽管他们时时请假,而仍旧欢迎得很,
——目的是寻找阔老师做靠山。蔡元培认为这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劣根
性,必须革除,他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
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打破旧有观念,首先
要整顿师资队伍。他解聘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员,包括一些兼职的官员
和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这自然会引起风波。据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
学的经历》里说,当时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他,有一英国教习竟要英国
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他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
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不予理睬。可见当时矛盾之尖锐,也可见蔡
元培改革决心之大。但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则无论属于哪一个派别
,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都表示欢迎。于是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
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
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刘师培虽然
政治大节有亏,但因为旧学有根底,还是聘用了;梁漱溟资历甚浅,没
有上过大学,但因为学有专长,破格聘为讲师。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
,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至于鲁迅,蔡元
培一向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识见,还在民国元年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把他
招至教育部任职,但也正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在北大是兼职而
非专任,所以只能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这就是原因所在。但这
并不妨碍鲁迅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北大所发挥的作用。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过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文章开头就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政治者”。他
认为前者是专制时代所派生,而后者则为共和时代之产物。他是主张学
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所以他去北大之后,就推行兼容并包主义,只要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各种见解都可发表。于是新旧派在学校里就斗得
很厉害,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新派
也不示弱,我们只要看看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在文章中大骂国粹派,就可
以想见一斑。北大的学术空气也空前地活跃起来,它之成为全国的学术
中心,并非由于前清皇上的钦定,而是由于蔡元培推行新的教育方针的
结果。
但是,到得蒋梦麟、胡适主持校政时,情况就起了变化。他们虽然
也接受了不少西方民主教育,但襟怀远不及蔡元培开阔,排斥异己、培
植私人势力之风渐起,干出了许多与蔡元培办学方针背道而驰之事。如
:解除了马裕藻中文系主任之职,要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把黄侃、
林损等对立派陆续排挤出北大。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北大的力量,磨损了
北大精神。
但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在中国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造就
了一代独立的知识阶层,培养了一种自由的学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
代进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五四时期的北大,只成为历史的胜景,供
人景仰而已。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为这个理想境界而斗争。比如,192
5年鲁迅等人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1938年朱光潜等人在四川大学反对
教育部委派CC系特务头子来校,就都是为“教育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这些斗争虽然取得局部的胜利,但在当时中国的大背景下,最终还是失
败了。女师大后来还是合并了;而朱光潜也终于挡不住政治压力,在国
民党政府有关学校“长”字辈都要入党的规定下,加入了国民党。而这
一切,留给人们的却是无穷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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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
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从一般的课堂里,并没有得到多少有益的东西,作为精神的食粮、灵魂的药饵,则是鲁迅与封建复古派、帝国主义洋奴们战斗的小说和杂文。鲁迅的文章,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发表,我们争购、传诵、讨论,有时也和外地的朋友通信谈读后的感想。
可是我们都还年轻,阅历浮浅,对鲁迅深刻的思想和写作时的心情,体会是很不够的。此外,则是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为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Ⅹ 鲁迅是什么学历啊,曾经就读于什么学校
鲁迅的学历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肄业,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三味书屋、南京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鲁迅的求学经历:
光绪十八年(1892年),鲁迅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肄业,相识藤野严九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10)大学教授鲁迅扩展阅读
鲁迅的个人作品:
一、小说集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二、杂文集
鲁迅生前所创作的未结集出版的杂文作品死后由蔡元培、许广平等整理出版纳入第一版鲁迅全集中,然而时间仓促,难免遗珠。
1948年、1952年唐弢又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些文章后以不同分类方式纳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
三、学术专著
《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