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唐雁教授

1. 求！不是天才的数学家的故事，有这样的数学家吗

刘 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 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 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 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华罗庚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华罗庚1924年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专家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
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
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 今仍是最佳纪录。
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
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 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
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 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 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 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 “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 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陈景润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3 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 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 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 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197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 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 16
，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 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

苏步青（1902－2003） 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任教，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3年起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1985年起任温州大学名誉校长。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兼任学术委员会常委，专长微分几何，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撰有《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等专著10部。研究成果“船体放样项目”、“曲面法船体线型生产程序”分别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苏老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苏步青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平阳人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与家乡人民的感情极深，他的名字早已与家乡的许多方面连在一起。
当我重新捧读“卧牛山下农家子，牛背讴歌带溪水。欲砍青阶竹作鞭，牵牛去耕天下田”的诗句，更是别有一番思绪。苏步青不仅是中外闻名的数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一生与诗结缘，诗中不仅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的精神，还渗透了浓郁乡情。仅以《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几百首诗来说，赞美家乡的就有几十首：瓯江雁荡、卧牛带溪、农家风情、儿歌俚语，都在诗词中尽展风姿，其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诗是苏步青的人格投影、情感物化和生命结晶。读他的诗，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参照。
早在抗战时期，苏步青居于西北的一个小镇上，身处“流亡大学”的困难境地，仍不忘家乡父老，以诗寄情：“画角声声催铁血，烽烟处处缺金瓯。”“万里家乡隔战尘，江南烟雨梦归频。”“遥怜儿女牵衣小，无奈家山归梦长。”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负责接收台北大学，很多朋友劝他留在台湾，但他依然决定回浙大。1946年3月，苏步青在从台湾归来的飞机上作《忆秦娥》，充满思乡之情：“台湾峡，深蓝一片波声歇。波声歇，孤机遥指，浙东瓯北。白云开处山重叠，晴空万里归时节。归时节，红楼幽楼，菱花新雪。”后来，蒋介石发动内战，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苏步青的诗词重又流露出感时伤世、心忧天下的情愫：“极目东西无净土”、“愁闻鼙鼓动余哀”。在旧中国的灾难岁月里，他的诗词多忧患之音，沉郁之作，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苏步青的家乡诗情在南雁这个主题上表现最丰富。他出生于1902年，1919年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此后一直生活在他乡，可心中最牵挂的是家乡的南雁荡山，描写南雁风情的诗就有几十首：会文书院的古风、仙姑洞的香火、碧溪渡的竹筏、顺溪的香鱼、腾蛟的古桥……1940年他回乡时，写下了《南雁爱山亭晚眺》：“爱山亭上少淹留，烟绕村耕欲渐休。牛背只应横笛晚，羊肠从此入山幽。云飞千嶂风和雨，滩响一溪夏亦秋。长忆春来芳草遍，夕阳渡口系归舟。”由于诗人对环境十分熟悉，顺手拈来，把碧溪渡、东南屏嶂、云关等景点描绘得呼之欲出。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多想回家乡看看，可苦于没有机会，于是在《梦游仙姑洞》中写道：“梦里仙姑画里行，居然一水竹排轻。不知窗际寒灯影，竟化山头皓月明。”窗前的寒灯竟成了家乡的明月，可见其情深意切。他的《忆游南雁》、《南雁佳景吟》、《思乡》、《南雁寄怀》无不在回忆和思念中写就。1942年，友人在送他的诗中写道：“子规声里情难遣，心逐飞鸿雁荡边。”他和道：“云关千级迂仙道，月牖孤悬印雁行。”家乡的老同学施锵带来了南雁特产香鱼干，他又深情地写下：“闻道家园秋已晚，西风不用忆鲈鱼。”
家乡的故居前有座山叫牛山卧，是南雁景观之一。苏步青的诗中屡次出现此山，并自称是“卧牛山下看牛郎”、“ 卧牛山下旧耕农”、“卧牛山下农家子”。他与著名文史学家苏渊雷教授是同乡，两人同在上海工作，对南雁都深怀感情。1983年苏步青给苏渊雷写了《南雁荡寄怀似仲翔》：“一别名山四十春，有时归思寄南云。仙姑何幸馨香火，孙老无端榜会文（孙衣言题会文书院一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牛背笛横斜日渡，羊肠径逐故园门。秋来处处堪留恋，朱橘黄柑又几村。”接到诗稿，激起苏渊雷无限怀想，写下了《步老寄示南雁荡长句儿时就读会文书院有同感焉次和却寄》：“南雁回翔六十春，辅仁会友气凌云。木樨淡放知无隐，华表斜看有逸文。野渡半篙真罨画，青灯一味足玄门。珂乡未觉灵山远，起凤腾蛟别有村。”两位名人的诗如今成了家乡的珍品。1985年，苏步青为《平阳地名志》题词，写下了“地灵人杰我平阳，鳌水雁山鱼米香”，诗句后来成为赞誉平阳的名句。
读苏步青的诗词，不难感觉到他是性情中人。其实，他无心做诗人，但经久不衰的生活热情，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学功底，加上炽热的怀乡情感，却使他每有所作皆臻佳境，成就为真正的诗人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来:苏步青.(前复旦校长)
苏步青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1919年苏步青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从这里我们看到,成为数学家,成为天才,并不是要一定很高的天赋,而是他的研究他的作为是否有思想,对社会是否有贡献.
我中学时是学文的(我文科很好的哦),大学时学习工程造价,毕业后学习计算机编程,至今.
我不知道你现在跨专业学习计算机是哪方面的,但我没有感到编程对数学基础有什么多高的造赋或要求,虽然算法有时会让人晕头转向.原因只是不你太不认识他了,熟悉一下,你会发现你的思维会是这么的清晰.
面向对象思想和数学一样,只是从一切实际出发的客观事物的分析思想而已.

送给你一句我最喜欢的,也是一位数学家的话: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

2. 沈重的资料

沈重（1915—1986），原名沈大经，战地记者，原籍浙江省吴兴县人，中共党员。身回有残疾，一答目失明。 1936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系求学。

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晋区新华社冀晋支社副社长、察哈尔日报社副社长、张家口日报社社长、察哈尔省中共雁北地位常委、宣传部长。

太原市建设局局长以及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中央建工部华北工程局局长、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太原市副市长等职。

在抗战时期作为《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主要在冀西游击区参加部队和地方的军事活动，因此，他的通讯报告作品大多是武装斗争的题材。

沈重作品

(2)西南大学唐雁教授扩展阅读：

主要成就：

1、《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11月，抗战时期的战地报道《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后改名为《狼牙山五壮士》入编小学语文课本作为爱国主义教育课文。

2、迎泽大桥-新中国初期公路桥之最

建国初期，作为太原市建设局局长及总指挥主持了当时太原市市政建设历史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项目、也是中央政府对太原市的首次投资—太原市迎泽大桥，该桥是当时全国新建的最长的公路桥，堪称太原市市政建设工程历史的杰出范例。

3. 几个关于经济史的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以来并没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那 号称网络全书式的巨著《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都有记载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 专篇——‘书’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单独成篇，各志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也不多 。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也没有交通这一类目 ，因为那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两晋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创设了《舆服志》， 有了记载车辆的内容，与交通史有密切关系，可惜志书的用意是在阐明礼制，虽然罗列 了不少车的名目，却反映不出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不但是秦汉时代，整个中国古代的 知识体系中，交通始终没有独立地位。这从清代一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分 类中就可看出。”(赵瑞民：《采铜于山，熔炼新篇——读＜秦汉交通史稿＞＝，《中国 书评》总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结构中，只有《舆服志》、《车服志》等涉及交通等 级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配入《后汉书》，此外， 如《晋书•舆服志》、《南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宋史•舆服志》 、《辽史•仪卫志•舆服》、《金史•舆服志》(注：《新唐书•仪卫志》、《宋史• 仪卫志》和《金史•仪卫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元史•舆 服志》、《明史•舆服志》等，只有9部史书有记述相关内容的“志”。可知以“舆服 ”、“车服”制度勾画的“交通史”，也是片断不完整的。

《清史稿》则于承袭《舆服志》而外，又始创《交通志》体例。其内容为《交通志一 •铁路》、《交通志二•轮船》、《交通志三•电报》、《交通志四•邮政》。《清史 稿》的编写，从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设置，体现了20世纪新的历史观和文 化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想战线》1980年第2期，收入《滇史论丛》第1辑，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冯汉镛《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考——兼考蒙古入大理的中 、西道》(《文史》第30辑，1988年7月)，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古代交通 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 论敦煌行人部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杨铭《唐代吐 蕃——勃律道考》(《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洛桑群觉、陈 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等。

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也以一定的篇幅论及交通，利用了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以其中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为例，在丙编《典 志》的第4章《手工业技术》中，有“交通运输”一节，讨论了“陆路交通”和“水路 交通和造船业”。第7章则为《国内外交通》，其中第1节为“秦的水陆交通和直道、驰 道的修建”，第2节为“汉代水陆交通的发达”。第2节论述了“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 转移”、“汉代的陆路交通”和“汉代的水路交通”诸问题。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傅筑夫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凡5卷，其中4卷都专门列有 关于交通运输的专题。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章《秦汉时代的经济区及其变化 和发展》中的第2节，是“秦汉时代的交通和运输”。其中论述了(一)作为全国大动脉 的交通干线，(二)陆路交通的开发，(三)水路交通与漕运的开发，(四)管制交通的各种 制度。所论述的专题，大体覆盖了当时交通的各个主要方面。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章《两晋南北朝时期几个主要经济区域的变迁》中的第3节，是“晋南北朝时期 的水陆交通与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章即《隋唐五 代时期的交通》，在第1节“道路”中，论述了(一)官道，(二)地方道路的增修，(三) 通边区及外国道路；在第2节“运河”中，论述了(一)大运河及相关的运河，(二)地区 性运河；在第3节“漕运”中，论述了(一)盛唐时期的漕运概况，(二)中唐时期的漕运 概况，(三)晚唐时期的漕运概况；在第4节“交通制度”中，论述了(一)关津，(二)桥 梁，(三)驿、传、旅店。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章即《宋代的交通运输》，在 第1节“漕运”中，论述了(一)漕运对宋王朝的重要性，(二)汇集京师的主要运河及各 河负担的漕运任务，(三)主要运道与历朝漕运定额，(四)漕运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在第 2节“陆路交通运输”中，论述了(一)道路，(二)驿，(三)陆运。虽然没有对先秦时期 和宋以后历朝的交通状况进行总结，而且各卷涉及交通的文字体例不一、详略各异，但 是都是在相对成熟的研究基础上以认真的态度进行论述，篇幅总合已经超过12万4千字 ，阅读有关部分的内容，可以大略了解自秦代至宋代的交通史的概况。因而如果缀联傅 筑夫笔下的这些章节，几乎可以看作一部简明中国古代交通史了。

傅筑夫、王毓瑚编《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虽然是资料汇集，然而分类详明，编列之间，已经可以看到通过结构设计所体现的研究 功力。此后出版的傅筑夫编《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则将“交通”列为第2章《经济地理》中的一节， 下有列目：(一)道路；(二)传、递、邮、驿；(三)水路；(四)海路。所收容资料的分量 ，远较《秦汉三国编》薄弱。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的许多省市地方志中都有交通志。作为史志整理和研 究的成果，河北省交通厅史志编纂委员会著《河北古代陆路交通简史》(河北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6年)出版较早，西安市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著《西安古代交通志》(王开 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作为志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古代名都西安地区交通 事业的历史发展。其中又专置《西安古代交通文献汇辑》部分，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所附《考证》题下的22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许多都是西安交通史的专题学术论文。于是 全书与其他有关论著不同，既有资料价值，也表现出一定的研究水平。例如其中李之勤 《关于古代子午道的走向、改线和部分资料的考析》、《＜读史方舆纪要＞陕西省汉中府 ＜傥骆道＞条校释＝，李健超《长安细柳营》、《唐长安临皋驿》等论文，都以在中国交 通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而使全书得以增色。

中国水运史丛书的编写出版，对于中国交通史的研究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按照编写 规划，其中包括中国海港史、中国内河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也包括水运史中若干重 要事件和重要机构，如郑和下西洋、招商局史、民生公司史的研究。交通史志研究有关 论著的问世，有些收到比较好的社会文化效益，对于中国交通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作 用，如彭德清主编，包括“古代航海史”、“近代航海史”和“现代航海史”三个分册 的《中国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 路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等。

4. 从中国石油大学走出过哪些名人

石油大学作为一个石油类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并且为早期以至现在国家石油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人才基础，被誉为 “石油人才的摇篮”。

辰东校友就是最好的例子。

感谢邀请，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5.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2011年 0488 《大学语文》作业的答案

2、阅读下面的材料，提炼出观点，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700字的文章，除诗歌专、戏剧外的属文体皆可。
材料：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威克教授做过一个实验，把几只蜜蜂放进一个平放的瓶中，瓶底向光；蜜蜂们向着光亮不断碰壁，最后停在光亮的一面，奄奄一息；然后在瓶子里换上几只苍蝇，不到几分钟，所有的苍蝇都飞出去了。原因是它们多方尝试――向上、向下、向光、背光，一方不通，立即改变方向，虽然免不了多次碰壁，但最终总会飞向瓶颈，脱口而出。

6.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资力量

2009年，有教职工65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9人，博士（含在读）18人、硕士29人。硕士生导师20人、省突出贡献专家1人、云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2人、云南省高校教学科研带头人1人、云南省优秀社科专家1人、校特聘岗位教授3人、校学术带头人4人、校骨干教师8人。拥有一支素质高、有潜力、充满活力的学术梯队，梯队结构合理，后继有人，年轻的学术骨干正在迅速成长。
2009年，有在校学生人数为1497人，其中硕士研究生74人，本科生1423人。学院坚持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基本目标，优化专业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专业知识、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杨林，男，汉族，1963年2月生，云南通海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兼职博士生导师。任云南师范大学校长。
丁文丽，女，汉族，1972年4月生，江苏人，中共党员，教授，金融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云南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云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系中共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代表。
武友德，男，汉族，1964年12月生，云南禄劝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区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特聘岗位教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和云南省高校教学科研带头人培养对象，云南省优秀社科专家，云南省人口学会和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人口发展战略专家组成员等。任云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校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常志有，男，1965年9月生，汉族，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经济学硕士导师。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云南省市场学会秘书长。
杨永生，男，1962年4月生，汉族，云南昭通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现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云南师范大学MBA中心副主任，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云南省金融学会理事。
陈新，男，1967年9月出生，汉族，湖北当阳市人，教授，经济学博士，财政学硕士生导师。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会计学院院长、高尔夫学院副院长，校财政与税收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云南省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财政学会理事、云南省税务学会理事、云南省国家税务局特聘专家，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获“全国税务系统优秀教师”、“云南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李正彪，男，1971年5月4日生，云南盈江人，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博士，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人事厅考试中心公务员考评专家,云南省人事厅军队转业干部培训特聘专家，云南省工商局干部培训专家以及昆明市委组织部特聘专家。任云南省人事厅考试中心副主任。
赵敏敏，女，1962年4月生，云南楚雄人，教授，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校级精品课程《管理学》负责人。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系主任。
杨青，女，1964年8月生，山东胶州人，教授，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任民建会员，昆明市政协第11届委员会委员，昆明市教育局爱心监督员。
樊冀，女，汉族，1957年11月生，河北人，教授，任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会主席，工商管理系教师。
姜家雄，男，汉族，1971年4月生，云南腾冲人，中共党员，教育学与法学硕士，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任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院长。
叶育甫，男，汉族，1966年7月生，重庆人，副教授，经济学硕士，证券分析师，金融学硕士生导师。
陶伦康，男，1971年2月生，河南信阳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任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税系系主任、昆明企业联合会法律部副部长，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栋会，女，布朗族，云南南涧县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南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任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系主任。
张广斌，男，1973年8月出生，河北省沙河市人，中共党员，副教授，理学博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任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兼金融系主任。
邓雁，女，汉族，1972年11月生，云南昆明人，副教授，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曾任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系主任，任云南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
杨杰，男，汉族，1975年2月生，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理学硕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任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桂丽，女，汉族，1973年6月生，云南个旧人，中共党员，副教授，经济学硕士，财政学硕士生导师。
师佳英，女，1967年3月生，汉族，云南昆明人，副教授，天津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硕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任学校市场营销研究所副所长，会计与税收研究所副所长，云南师范大学青年骨干教师。
李雪梅，女，汉族，1970年6月生，云南禄丰人，经济学硕士，副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金融学硕士生导师，任学院财务与税收研究所所长。
李艳，女，汉族，1973年6生，云南昆明人，副教授，四川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金融学硕士生导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学者，云南师范大学MBA教育中心EDP办公室主任，云南师范大学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李云矫，女，汉族，1973年2月生，副教授。经济学硕士生导师。1999年硕士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进修，201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做访问学者。
刘敏，男，汉族，1961年2月生，云南曲靖人，副教授，任云南师范大学财务与税收研究所副所长。
卢玮，女，苗族，生于1964年1生，贵州贵阳人，副教授。
罗汉，男，汉族，1963年5月生，云南景东人，副教授。
孟少伟，男，汉族，1963年12月生，云南昆明人，副教授。云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金融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王浩，男，汉族，1960年4月生，山东茌平人，副教授，任经济与管理学院培训部主任。
张军毅，男，汉族，1964年6生，云南楚雄人，副教授，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7. 被流放宁古塔的官员们的不幸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宁古塔为古地名，约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范围大概是图们江以北，乌苏里江东西两岸地区，地靠日本海，旧属吉林管辖。满语数之六为宁古（ninggun），个为塔，所以宁古塔的意思是“六个”。

1、路途遥远。

宁古塔在黑龙江牡丹江一带，而古代交通不便，前往宁古塔路途遥远，周围不是森林就是沼泽，人烟荒芜，常有虎熊出没。很多被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根本都到不了宁古塔就已经死在了路途之中。

2、环境恶劣

据《研堂见闻杂记》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宁古塔常年冰封。吴兆骞在给其母的信中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方拱干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3、生活困苦屈辱

不管你曾经是王子还是少爷，带上镣铐，走进宁古塔，就是等于已经被剥夺了之前的身份地位，到了宁古塔后便被当地的八旗子弟瓜分，成为了他们的奴隶，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在做苦力中度过自己的下半生。

对于有一定姿色的女子而言，她们的生活更为凄惨，有的会被他人糟蹋，有的会直接被卖到青楼之中。著名作家余秋雨曾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写道：“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

而这里距离京城十分之远，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很难传到京城中去，因此当地部分有权有势的人便成了地头蛇，对流放之人百般折磨，更无人追究责任，可谓命运一点不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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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文化地理传承

从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他们当中有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家属等等。

他们的到来，传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两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沟通。流民的涌入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生活方式，教他们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使农业耕作得到发展。

时存300年多年的国防重镇，遗留下许多历史文物，其中古城城东4公里的觉罗古城最为著名，传为清始祖发迹之处，城外有古坟多处，包括萨布素将军墓；城内庙祠有二三十座，可惜大部已损坏；还有天聪年间修建的大石桥和桥下的泼雪泉等。

宁古塔无塔，吴江学子吴兆骞（字汉槎）曾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二十三年。末期好友顾贞观以《金缕曲》二首言于纳兰性德，通过大学士明珠（纳兰之父），吴才得回故园，三年后病逝，有《秋笳集》传世。

当时清朝朝廷的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

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走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许多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参考资料：网络-宁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