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王少磊教授

① 名人犯错是怎样面对的

名人犯错时，总是和理面对：2009年8月11日，身为制片人兼主演的章子怡亲自来到上海大宁国际广场，冒雨为时尚喜剧大片《非常完美》造势 。 中新社发 汤彦俊 摄

从“泼墨门”到“诈捐门”,再到眼下愈演愈烈的“倒章”运动，面对这场无形的道德审判，纵是笑傲国际影坛的章子怡也无法应对，不但失去了若干广告代言，公众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一扇扇关不上的门，让“国际章”狼狈万分。事后，章子怡虽然公开回应质疑，但网友的声讨似乎并未平息，讨伐声此起彼伏，网上甚至出现了《细数章子怡十年骗术人生》这样充满文革式语言的帖子。有着道德硬伤的章子怡，终于尝到了现代版的“人言可畏”，深切体会到了“网杀”的威力。

泛娱乐化时代，章子怡事件带来的边际效应其实早已超越了某一扇门的范围，媒体、网民更在其中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其实，我们在用“慈善”拷问章子怡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受着一次拷问――在文明社会，我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监督者？

“秀捐”是章子怡无法回避的错

客观来说，如果不是这次的“诈捐门”，章子怡会主动站出来向公众解释“认捐”和“实际捐款”的差距吗？章子怡在戛纳仅募得现金捐款总计1300 多美元，迄今为止，50万美元“认捐”中仍有40余万美元没有兑现。当然，章子怡如今已经表态，如果认捐的人无法将捐款到位，她将用自己的钱款来补充其中差额。

而在此之前，章子怡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10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工作人员的沟通问题”，其中16万元最近才到账。章子怡对此表示“承担主要责任”。

如果仅仅是把这些事披露出来，那应该算是一次正常的追求真相的媒体行为。但随后一系列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则让人有些茫然。连续数月，章子怡始终占据着娱乐版头条，甚至最新的手机病毒都扯上了章子怡，用“墙倒众人推”来形容章子怡此刻的窘境，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这次危机中，章子怡及其团队的危机公关能力又显得很业余，不仅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低姿态，反而在初期拒不承认，人为地陷入被动，“被倒”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诈捐门”的愈演愈烈，也有人提出有幕后推手。电影人程青松就通过“微博”透露，圈内一直有人要修理章子怡，“章子怡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近年来的确得罪了不少人，他们这么做主要是为出气。”今年以来，不少娱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能收到短信，提醒记者注意章子怡的最新负面消息即将曝光，事后每每能得到验证，这也让人怀疑似乎真有“幕后黑手”的存在。

但即使有“推手”，章子怡仍无法回答网友的质疑：为何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接受许多慈善大奖时，她都没有向大家澄清捐款内幕？如果她真把慈善当作一份事业，想必不会落到今日之尴尬境地。

莫让网络民意变身网络暴力

值得警惕的是，在这次“诈捐门”事件中，尽管多数网友是出于正义，但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下，爱心和正义正演变成可怕的“网络暴力”。有人感慨，“章子怡做得再不对，也不至于将她一棍子打死吧!”

确实，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暴力”已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一些热点事件出现后，参与网民数量之多、声势之浩大令人难以想象。更可怕的是，网民的道德审判会对现实生活形成冲击，甚至给当事者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北大张颐武教授在说出“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之后，很快便遭到网民的一致声讨。他只能无奈地发出“在网络暴力面前，我就是一个弱者”的感叹。

章子怡为“诈捐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对她的讨伐，也应适可而止。如今网上网下那种“置人于死地”的做法，已经超越了道德批判和媒体传播的底线，实不足取。

应该说，在章子怡的“诈捐门”事件中，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复杂的角色。正如资深媒体评论人颜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以一种爆炸性披露方式，颠覆一个偶像人物，是所有商业媒体的通病。媒体煞费苦心地培育出一个偶像，再亲手将其毁灭，一捧一杀，至少有两重利益。媒体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因为他们的读者就爱看这个。

早在章子怡回应之前，杨澜就曾表示，“诈捐门”更应引起媒体的反思，应当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督机制，而不是针对章子怡个人。此后，唐师曾、洪晃等名人也纷纷表态，认为应当对章子怡宽容些。即使事情最终未能尽善尽美，也不能抹煞“捐款”本身始于善意。

对此，知名学者、社会学教授金一虹就说，网络舆论是很容易被人操控的，网民也很容易盲从。在这场批判章子怡的“网络狂欢”中，有多少网民是真的想探究真相，又有多少人只是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呢？尽管章子怡确有不对之处，但这次对她的批判确实过头了。起码，她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才去筹款的。这个出发点，不应被否定。

如何对待犯了错的名人

前几天，凤凰卫视知名记者闾丘露薇从社会与公权力的角度为章子怡说话。

对于“诈捐门”，闾丘露薇说，如果这件事涉及到违法，司法自然可以介入。章子怡并没有利用公权力做了什么，她只是用了自己的名声和能力，却不至于到了侵害公共权力的程度。而媒体如果通过手上的舆论工具对章子怡进行审判，这才是真正的“公器私用”。

传播学者、南京师范大学王少磊老师告诉记者，老虎伍兹爆出“车祸门”，西方的大多数媒体更多地关注这将对高尔夫运动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国内的媒体呢？为了满足部分受众的窥私欲，将更多的笔墨用在老虎情人的排序上。谁更漂亮、谁和老虎有过几次婚外情。他们只是打着公益的旗号，行娱乐之实，追求所谓的“眼球效应”罢了。

名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如何对待犯错的名人，金一虹教授提出了“不应消费章子怡”的观点。她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章子怡只是一个被消费的符号。我们不应借批判名人的机会，消费名人。不管是美国的伍兹还是英国的特里，他们都做出了有违社会道德的事情，但他们的社会依然给了他们重新融入的机会。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环境，一个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理性和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我们的舆论，总是习惯于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为了聚焦而刻意放大一些声音、过滤一些声音。过度地“讨伐”章子怡，而不对“明星做慈善”进行社会与心理层面的探讨，不仅让我们失去了认识慈善事业的一个机会，也是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一种打击。

当然，对章子怡们而言，他们首先需要知道，慈善应该是在慈悲心理促使下做出的善举，而不是表演的舞台。另外，无论是谁，都不应该接受本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如果接受了，请真诚、及时地道歉。

② 女性延迟退休的相关看法

一、延迟退休可减社保基金压力按照目前规定，我国退休年龄为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去年9月，人保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正在研究我国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的问题，一时引来热议。此次将延迟退休的对象限定在女性，并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修订女性退休年龄，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更为温和的试探民意的方式。记者昨就此采访省和南京市的养老保险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延迟退休对于缓和社保基金紧缺的现状肯定是件好事。以我省为例，伴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退休人员数量也在高速增长。我省退休人员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1997年全省退休人员是157万人，去年底已经超过了400万，仅去年新增退休人员就有20多万人，其中一半为女性。如果每位女性延迟一年退休，多缴一年保费，少拿一年退休金，一进一出可以有效减轻社保基金的压力，更何况全国每年有那么多退休人员。
不仅如此，由于现有养老保险政策实行“多缴多得”原则，在不考虑养老金上调的前提下，多缴一年养老保险费，意味着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也可随之增加。另外，目前女性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且普遍高于男性，延迟退休也有操作性。
二、早退还是晚退待遇是关键采访中，绝大多数女性赞成自主选择退休年龄，但因行业不同带来的退休待遇差距，也让她们对是否延退看法不一。南京文枢中学老师周彩萍说，这两天办公室里都在议论延迟退休的事，“普通女老师几乎没有人愿意晚退的”。今年46岁的周彩萍按规定要到55岁才能退，她说如果可以，自己想50岁就退了。“我做了20多年老师，和很多同事一样，患有咽喉炎、颈椎病等各种职业病，现在中学老师考核压力又大，50岁以后真是干不动了。”不仅是工作压力，让她们毫无顾忌想提前退休的，是退休后工资并不会因此减少。和周彩萍一样，今年42岁在姜堰新型纺织公司做布品检验员的陈琴也“盼”着早点退休。她说自己现在每个月拿1800元，有时还要加班，退休后也可以拿到1000多元，既轻松收入又不缩水。也有不少女性希望能和男士同龄退休。“提前退休只是年轻时候的想像，并不现实。何况现在物价上涨，退下来之后一个月只能拿一两千元，和在公司时一两万的收入简直没法比，还不够养老的。”在美国“惠普”南京公司工作的张露说。而南京某医院博士、副主任医师章女士表示，“患者到医院都希望看专家门诊，作为主任医师，我们干了那么年，好不容易积累了经验，到头来还要比男医生早退休，太不公平了。”省人社厅每年都会接到一些女性因为退休年龄问题与单位发生争执的投诉，甚至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据了解，这些女性大多任职于待遇较好、收入较高的行业。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莉表示，政府应健全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让职工在退休后经济上有保障，对退休后的物质生活状况没有顾虑，这样无论是早退还是晚退都没有太大关系。陈莉还讲了自己身边的一个例子：同事的老丈人是南京一名牌大学的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每月退休工资也就5000多，而同事的姐姐是中学教师，每月退休工资却是6000多。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人退休前后的待遇差别很大，所以不愿退休。三、退休年龄双向选择更合理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多年的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陈颐表示，退休年龄自从执行以来就是一个争议话题。其实要不要调整女性退休年龄是一个两难选择。当初让女性早于男性退休，就是出于保护女性的目的，让女性劳动者在同等前提下可以比男性更早领取退休工资。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科教文化、技能岗位，让女性提前退休就显得有些浪费，毕竟，50岁正是一些行业的中坚力量，过早退休确实可惜。如果真由女性根据自己的身体、家庭等实际状况选择退休时间，要合理得多。不过他认为，完全将选择权交给劳动者也值得商榷，应在一个年龄范围内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机会。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认为，中国要想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延迟退休年龄势在必行。首先，目前世界上很多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出台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目的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即使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没有对退休年龄进行调整，国民也要等到65岁后才能拿到足额的退休金。随着我们国家快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也在增加，目前接近74岁，今后平均寿命还会更长。如果对现行的退休年龄不做任何改变，这将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目前的民营、外资企业比较多，现在出现的“用工荒”，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因为没有开发利用好劳动力资源造成的。很多企业都喜欢招年轻人，40、50岁的人反而很难找工作，造成劳动力短缺。推迟退休年龄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几年有关要不要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一直在提，在这个问题上，制定政策要真正立足于大众利益来考量得失利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王少磊老师说。从国际惯例上来说，王少磊赞成“男女平等，同时退休”，因为“现代女性从体力、收入上来看，不一定不如男性。但还要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引发新一轮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