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年代山东大学物理教授的情况

Ⅰ 山东大学的历史沿革

山东大学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其前身是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在济南创办的官立山东大学堂。建校以来，山东大学随着社会的变革，由晚清王朝、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历史阶段。期间曾几度更名，有过停办、重建、合校、搬迁的多次变革，曾在不同时期汇纳过各类大学，也曾分出过十多所高等院校。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是年10月《折稿》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周学熙任管理总办（校长）。第一批招收学生300人，分专斋、正斋、备斋、分斋督课。聘请中西教习50余人，后增至110多人，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外，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等20多门。学制初为三年，后改为四年。
1903年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分出成立，成为独立的师范院校，亦是今山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1904年，学校迁入济南杆石桥新址，改为山东高等学堂。
1911年又改称山东高等学校。方燕年、陈恩焘、萧应椿、陈庆和、周学渊、魏业锐、陈恩畲、李豫同、李联璧、范之杰、黄国恩、丁维椽等先后出任校长。
1911年4月17日，齐鲁大学医学院正式成立。
1912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的体制，山东隶属中心城市北京，按章大学堂应予裁撤，因为等候正科两班结业，至1914年停办。师生分别转入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医学六个专门学校，校长丁维椽继任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校舍由法政专门学校使用。山东大学堂在建校14年中，共培养毕业生770人，选送去欧美和日本留学的59人。其中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山东大学堂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1906年在济南皇华馆设立法政学堂，翌年再设法律学堂，时称第一、第二法政学堂。1913年合并为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07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吴廷斌又在济南东关全福庄设立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以南郊千佛山、马鞍山北麓五千亩土地作为学堂的林场，1913年易名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12年，留日学生叶春墀请准在济南南关设立商业学校，随后定名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912年，青州府高密中等工业学堂和济南工业学堂合并，后又并入山东第一中学，于第二年在一中尚志堂校舍成立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5年，山东省设医学讲习所，1916年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学校，校址在济南北园白鹤庄，1920年正式命名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1920年，又将矿业传习所扩建为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校址设在济南东关。上述六个专门学校课程均为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师多为欧美和日本留学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医学四年，十余年共毕业学生4000余人。在山东大学的发展历史上，这六所专门学校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1923年，齐鲁大学医科开始招收男生。
1924年8月私立青岛大学正式创立，高恩洪自任校长。设工科和商科，学制四年，学生修业期满考试及格者授予学士学位。学生除中国外还有南洋华侨和朝鲜学生。革命活动家罗荣桓、彭明晶等系该校学生。校董事会聘请学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人为名誉董事。选用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俾斯麦兵营作校址。1925年直奉战争再起，直系军阀失败，高恩洪下野，学校濒于倒闭，校董会公推山东省议长宋传典接任校长，勉强维持。1928年北伐军进抵山东后，奉系败逃，学校经费逐渐断绝停办，学生按大学结业处理。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的报告，下令在省立山东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并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1929年6月， 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杨振声为校长，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初设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分为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系八个系。1932年9月，教育学院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时增设工、农两学院。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和机械工程学系。农学院设于济南，设研究、推广两部。不久，又将文、理两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学校设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负责议决一切重大事项。校长杨振声思想进步，富有远见，效法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如闻一多、黄敬思、黄际遇、任之恭、傅鹰、沈从文、梁实秋、闻宥、游国恩、曾省、汤腾汉等著名学者均在校任教。 1932年行政院议决，将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任命赵太侔（赵畸）接任校长。赵太侔原为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赞同杨振声的办学方针。接任后增聘老舍、洪深、张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专家学者，师资阵营更为整齐，同时撙节行政费用，添购图书、仪器，先后建成科学馆、工学馆、体育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等，改善了办学条件。此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校内人才荟萃，名流云集，师生勤奋教学、成就蜚然，成为学界仰重的国内知名高等学府。国立山东大学实行“学年学分制”，学制四年，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学校先后创办有学术刊物《科学丛刊》、《文史丛刊》、《励学》、《刁斗》等。
1932年8月，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校址设在济南市趵突泉前街，占地212.84公亩，房舍564间，学制5年（后改为4年），课程设置按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专科学校规程》开设课程。在学校侧壁设附属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1月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不久再迁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分批运出，损失严重。1938年春学校在万县复课，不久教育部下令“暂行停办”。师生分别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图书、仪器、机械分别暂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保管使用。
1944年中共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基础上，创办华中建设大学。校址设于苏皖边区的旰眙县新埔，由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兼任校长。设民政、财政、文艺三系和一个高干班。
1944年10月16日，经军部批准建立新四军军医学校，江上峰（炳炎）任校长，宫乃泉（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副校长。
1945年5月4日，华中建设大学正式开学。8月份，首届学生结业，学校迁清江市。1946年初，校长彭康率领部分干部教师和学员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校长由李亚农继任，解放区知名人士贺希明、张劲夫、张茜、夏征农、戴白韬、阿英、孙冶方、范长江、车载、朱维基、黎冰鸿、黄源、陶官云等在校工作和执教。学校拟办成一所正规大学，设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学院和预科。 1945年8月，山东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创办了山东大学（为了区别国立山东大学，称临沂山东大学），由李澄之、田佩之任正副校长。设预科部，招收知识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46年初，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率领该校师生400余人北上，并入临沂山东大学。师资力量得到充实，学校规模有所扩大，设立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四系，转入以专业为主的学习，解放区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何封、薛暮桥、李仲融、王淑明、孙克定、刘力行、胡考、宋日昌、尚钺、宋之的等在校执教。
1946年春，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复校后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计有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水产水15个系，医学院不设系，并附设一个大学先修班和高级护士学校。各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四年，其中工学院五年，医学院六年，实行分学制和必修制、选修制。1946年10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知名学者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应聘来校执教。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率领军管小组进校，对学校进行接管整顿。
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济南解放后，于11月迁入济南。迁济后成立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附属中学。1949年5月，韦悫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彭康接任校长，学校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1月，教育学院划出，后成为山东师范大学。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田佩之、华东大学教务长余修分别担任第一、二任院长附属中学交济南市领导，改为实验中学。
1948年8月18日，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院。院长由省立医院院长王宝楹担任。济南解放后由军管会接管，11月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
1949年7月到10月，由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华东交专徐州分校、华东高级工业学校、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部工业学校、生产部青岛高级工业学校、华东财办工矿部济南工业学校全部系科师资设备等经过调整集中，组建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省第一所工科高等院校——山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1947年1月，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为纪念白求恩同志，军医学校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由宫乃泉副部长兼任院长。随部队在山东各地战斗，1948年9月，学校迁入济南，驻经五路纬九路处，11月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
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调整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系，转入正规化的业务学习。1950年冬奉命迁青岛，1951年在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都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近一万名干部，为革命战争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1年0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仍命名为山东大学。华岗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童第周、陆侃如为副校长、设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分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矿物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农艺学、园艺学、病虫害学、政治学、艺术学18个系。其中政治和艺术为两个直属系。学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教学改革，大力开展科学研究。1951年创办《文史哲》杂志和《山东大学学报》，开辟了科学园地，促进了学术争鸣。从此山东大学又进入了学术繁荣的新阶段。
1951年6月13日，山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升格并更名为山东工学院。
1952年夏，进行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山东大学根据中央教委部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案，调整的院系有：（一）政治系，迁至济南，组成山东政治学校（今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二）艺术系戏剧组，迁至上海，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今上海戏剧学院）。（三）艺术系音乐、美术两组，迁至无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四）工学院和土木系，和原山东工学院的土木、纺织系合并，组建成青岛工学院，后又迁至武汉与有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测绘学院）。（五）工学院的机械、电机两系，迁至济南，调入原山东工学院，组建成新的山东工学院。（六）农学院的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学三系，迁至济南，与原山东农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七）医学院1956年独立，扩建为青岛医学院。（八）理学院的地矿系迁至长春，与有关院校系科合并，组建成长春地质学院。（九）1954年教育部拟改变高等学校的布局，指令由山东大学负责，在郑州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由山东大学支援师资，即现今的郑州大学。（十）在迁校济南时，留在青岛的系科，独立建立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
1952年9月，经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决定，撤销齐鲁大学，其医学院与原山东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设在原齐鲁大学校址。
山东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分出的系科和其他院校组建了十所高等院校，取消了院一级组织，留有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水产八个系，增设海洋学系，建立文学历史和海洋物理两个研究所，成为教育部直属的以文、理为主的综合大学。中文、历史两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还接收朝鲜、越南、苏联等国的留学生，学校的影响扩及国外。1955年华岗受诬陷去职，稍后童第周调中国科学院工作。1956年7月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外文系师生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外文系撤销。1958年夏晁哲甫奉调回省，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校长兼校党委书记。
1958年7月，山东大学归由山东省领导，同年10月奉命迁校济南。文科的中文、历史两系和理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搬迁济南，海洋、水产和正筹建的地矿三系留在青岛。这期间根据科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于1959年秋恢复了外文系，1960年重设政治系，建成原子能系和电子系，学校由迁济时的6个系10个专业，增至政治、中文、历史、外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原子能（后学生并入复旦大学，该系撤销）、电子10个系。建立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美国文学、中国古代史、微分方程（控制论）、磁学、晶体、微生物九个校属研究室。有八个专业接受培养研究生。设有三个专业业余大学，六个专业函授班，并招收函授研究生，在校业余和函授生达到4000人。同时，恢复了外国留学生培养工作。学校迁济后，从1959年开始兴建新校舍，到1966年“文革”前七年，共建成文史、化学两栋教学校，6栋学生宿舍楼，三个食堂，13栋教工宿舍楼和部分辅助用房，总面积五万平方米。全校九个系分住两地，校部机关和外文、物理、电子、生物四系仍住原处，称老校；政治、中文、历史、数学、化学五系迁新校舍，称新校。1961年学校复归教育部领导，学校在文史见长的优势中，向社会科学领域开拓；在理科的扬长避短中，突出数学、磁学、晶体、微生物的六十年代新特色，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6月殃及山东大学校园，全校机构随之瘫痪。1967年后，校内山头林立，学校的一派组织夺权后，把校名改为“鲁迅大学”，直到1970年才又恢复了山东大学校名。1970年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政治、中文、外文、历史四系南迁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时称为山东大学；生物学系迁奉泰安，并入山东农学院；校部机关和数学、物理、电子、化学、光学（新建）五系留在济南，成立山东科学技术大学。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得悉这一情况，立即签署恢复山东大学原建制的指示，1974年初山东大学恢复原建制，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即行撤销。
1978年底，国务院决定对山东医学院实行由卫生部和山东省双重领导，并以卫生部为主的新的领导体制。
1983年9月1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山东工学院改名为山东工业大学。
1985年5月，卫生部决定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
1997年，山东大学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
2000年7月，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大学。
2001年2月，进入“985工程”序列。
2015年10月，山东大学被确定为第一批“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与烟台大学、山东政法学院等5所高等院校接受了授牌仪式。

Ⅱ 山东大学彭实戈班如何

山东大学彭实戈班不错，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教学建设：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4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1个，本科招生专业9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2个，涵盖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门类。

有18个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和贡献能力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5个学科进入ESI前1‰，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所学校签署了校际合作协议。

师资力量：专任教师4530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含双聘）19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0人、青年项目入选者1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53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7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7人、青年拔尖人才12人。

质量工程：截至2016年8月底，山大近届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数为18个，省级教学成果获奖数为140个；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4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6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38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7个。

山东大学特色：

特别是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青岛办学时期的辉煌与发展，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者，以及像《文史哲》这样备受关注的学术阵地。2015年8月，学校成功举办了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这是大会成立115年来首次走进亚非拉国家，创造了大会举办以来在注册参会国家数量、发展中国家历史学家参会人数和青年学者参会人数等多方面最高纪录。

三校合并以来，新发展的金融数学、晶体材料、凝聚态物理、胶体界面化学、微生物、机械、材料学、心脑血管功能修复、新药制造、中国古典哲学等学科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有些方向和领域已处在世界水平。

以上内容参考：山大-简介

Ⅲ 山大历史系八大教授的详细资料

你可能说的是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八马同槽” 吧。

这8位历史教授：杨向奎、赵俪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童书业、张维华、王仲荦。其中，赵俪生、陈同燮、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是1950年后，进入山东大学的。现在，8位著名教授，历史学家都已经逝世。
“八马同槽”，是山大历史系在青岛的一个鼎盛时期，但仅仅局限于50年代初期，5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运动搅乱了山东大学。

杨向奎，是青岛解放后，新成立的21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8人中，就他1人进入委员会。1950年3月，山大决定：文学系和历史系合并组成文史系，杨任系主任。文史系里分为文、史两个组。1951年3月，杨正式就任山东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1952年6月，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6年6月调北京工作，离开青岛。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清史研究室主任，是位历史学的大家，一代宗师。
杨向奎在青岛时，曾任著名刊物《文史哲》的主编。这本刊物1951年5月1日在青岛创刊，创刊当年的夏天，陈毅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1954年，刊物受到领袖的青睐。
当年在《文史哲》上开展了《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杨向奎对《红楼梦》下了工夫，特别是对宁、荣二府的来源，对丰润和辽东两个曹氏族谱和宗谱的研究，有很大成果。这可能和杨向奎是丰润人有关。
1954年，《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领袖发表了他的那篇文章，引发了全国文艺界的一些大事。
对于《文史哲》的创刊，不知道为什么，《青岛市志.大事记》中，没有记载。
那本1954年在青岛编辑出版的《文史哲》，青岛文史界是否有研究文章呢？

这8名教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赵俪生，这位“信仰马克思的自由主义者”。他有跌宕传奇的一生。
赵教授山东人，原名赵甡，取自《诗.大雅》“甡甡之鹿”。在原籍景德镇小学毕业后，上世纪20年代随母亲到青岛，生活困难，住在西镇贫民院。在多人的帮助下，到铁路中学上了6年学。1932年就在《胶济日报》发表过作品。我不清楚20至40年代西镇的贫民院中，是否还出过其他的教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家”。
他的自传中有“一二.九的五次游行，我全参加了，而且掌过门旗；我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过清华文学会的主席”等等。
我是从他的自传，才记住“12.9运动”共游行5次。
也就在“12.9运动”中，蒋南翔动员他参加组织，他考虑一番，表示想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原话好象是“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
他1950年回到青岛，到山大任教。
1955年华岗出了问题，又赶上肃反还没结束，赵俪生被揪了出来，批斗一番。好在问题得到改正，夏征农来青岛，到山大宣布给他平反。但57年的“反右”中，他又倒霉了。
夏征农现在健在，104岁。和赵俪生都曾经是“左联”成员。前几年北京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是青岛某人的爷爷，不知道真假。这是位老资格，可能是现在唯一健在的“五四运动”参加者，仅有的两位健在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另一位肖克）。他和山东及青岛的许多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6年6月，杨向奎调动工作离开青岛，由黄云眉接任山大历史系主任。
他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学者、教授。

童书业是学究式的教授，和黄云眉一样，都是浙江人。青岛解放后的1949年下半年，经杨向奎介绍，他从上海来到青岛。他的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在青岛，一次华岗作报告，讨论时对华岗讲话中的细节发生争论，于是请童教授评判，他把报告背了出来。当时医学院的人没去听报告，由童书业去传达。他不仅完整的复述一遍，就是华岗讲话时咳嗽的地方，他也咳一声。
这位老教授在青岛时，多次挨整。
赵俪生曾回忆童书业，大概意思：1948年时，童参加过顾祝同的一次会议，国军的人员说，打共产党，一夜可以消灭千把。童回来后曾向一些人说过。经过多人传播，成为童书业一夜打死过上千共产党员。他的档案里就有这样的揭发材料。所以，50年代中期，他成为山大历史系三大“反革命”之一。
还有一段：60年代初台湾当局要反攻大陆，叫运动整怕了的童知道后非常紧张。他找到党支部书记说，国民党来了肯定要我带领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敢不带他们去。现在我就跟你约定好，到时候我就使劲咳嗽，听到咳嗽声，你马上躲起来。
文革中，童教授的一大罪状，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联系上了。
以上对童书业的描述，是否有演绎的成分？我就不清楚了。

张维华，山东人，是个有气节，敢说实话的教授，1952年到青岛。
50年代中期，他也是山大历史系的三大“反革命”之一，而且位于3人之首。

先发到此，有时间再继续发。

Ⅳ 山东大学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有那些

山东大学设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命科学与技术六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多年来，基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后备人才，逐步成为我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杆和教学改革的窗口。为了发扬传统、弘扬学术，更好地激励广大师生向杰出人物学习，不断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 6个国家基地均以学界泰斗命名。学校为基地班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实行导师制，采用国际化课程、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材，营造国际化氛围，为培养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的精英人才创造条件。基地班60-80%的优秀学生可以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
闻一多班：中国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闻一多，文学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在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教授，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该班探索培养中文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潘承洞班：数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潘承洞，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先生专长于解析数论的研究，尤以对歌德巴赫猜想的卓越研究成就为中外数学家所赞誉。该班探索培养数学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王淦昌班：物理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王淦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先生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1934年至1936年期间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该班探索培养物理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邓从豪班：化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邓从豪，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山东大学校长。邓从豪先生自1948年至1998年在山东大学工作了50年，为我校化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该班探索培养化学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童第周班：生物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童第周，生物学家、教育家，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山东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童第周先生一直从事实验胚胎学、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该班探索培养生物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曾呈奎班：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曾呈奎，海洋生物学家、藻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山东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曾呈奎先生在海洋生物学资源环境的基础理论研究及中国海洋水产农牧化领域取得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成就。该班探索培养生命技术学科未来的杰出人才。

Ⅳ 邓从豪的人生经历

邓从豪1920年10月10日生于江西省临川县，1998年1月17日于济南逝世，生前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邓从豪院士是当代著名化学家，专长量子化学与分子反应动力学，在配位场理论方法及电子相关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中外化学家的高度评价。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及教材5部。培养了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究生30余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邓从豪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幼年的他经历了贫穷的磨练，深受其父优良品格的熏陶，把“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邓从豪天资聪慧，学习特别优秀，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昌一中，成为当时崇岗乡唯一的中学生。在校期间，他读了《牛顿传》和《居里夫人传》，受到巨大的震动和启发，立志攀登科学高峰。1938年他被保送该校高中，学习非常刻苦，放假回家则尽力帮助父亲干活，乡亲们亲昵地称赞他既是“洋学生”，也是“泥腿子”。1941年夏天，邓从豪千里迢迢步行到厦门大学投考，并以优异成绩跨入了这所著名学府。
在厦大求学的四年中，他不仅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而且选修了数理系的绝大部分课程。每当回忆起在厦大求学的艰苦岁月，他总要深情地谈到两位物理化学授课老师傅鹰教授（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蔡启瑞教授（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他说：“傅老师和蔡老师深入浅出的讲学、勤奋刻苦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正是由于两位老师的教诲，使我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大学毕业后邓从豪即开始自学量子力学，并选定了量子化学基础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45年夏，邓从豪从厦大毕业，先受聘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次年秋回到了母校南昌一中，冬季再到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教。因参与学生的爱国运动，1947年他被学校当局解聘，这促使了他北上山东大学任教的决心。在齐鲁之邦，他奉献了毕生精力，为人民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奋斗了近五十度春秋。
邓从豪教授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导师。50年来，他曾先后在山东大学化学系、物理系和光学系讲授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二十余门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有些课程是在全国首次开设的。
邓从豪教授的讲课特点是侧重推理，逻辑性强，思想严密，内容新颖而充实。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用讲稿，总是适时地介绍国内外同行及他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使听课者很快地进入本学科的前沿。有一次他患了病，右肩肘疼痛难忍，但他仍然坚持按时给研究生上课，右手抬不起来就用左手写，一堂课下来累得脸焦黄，出虚汗。他常说，凡事贵在坚持，要有择善固执的精神，如果碰到一点困难就放弃，成功不会向你招手。邓从豪教授治学精神和授课风格影响了一代人，他指导出来的研究生和他的助手也都承袭了这种传统。因此，由他创建并领导的理论化学研究室，学术思想活跃，民主气氛浓厚，开课质量高，科研成绩大，是毫不奇怪的。邓从豪教授学风严谨，科学思想深邃，研究成果累累。但他更为重视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总是抓住科学前沿的关键性问题，力争取得重大成果。他在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其科学价值及对学科发展的贡献都为国际国内同行专家所公认。邓从豪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从50年代初他就开始了理论化学的研究，并在这一崭新学科领域里辛勤探索了半个世纪。1963年至1965年，他参加了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教授主办的“物质结构学术讨论班”。这期间，他从事的“配位场理论研究”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70年代末，他所提出的“过渡态和产物态相互作用的矩阵元”被学术界称为一条新的化学动力学原理。邓从豪教授在物理学、光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1979年他在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自发辐射的线宽与原子能级移位”一文为克服光子场发散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电子相关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量子化学理论中重要而又最困难的问题之一，80年代以来，邓从豪教授主要从“选择相关函数的条件”、“修正的Hartree-Fock方程”等不同角度研究电子相关问题，经过近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探索，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以超球坐标下的超球谐和广义拉革尔函数两个完备基作展开，获得了对多电子原子、分子Schrodinger方程的直接求解。该方法开辟了严格求解多体化学体系的新途径，为精确理解与电子相关有联系的化学物理问题奠定了基础。
邓从豪教授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八五重大项目和高等学校博士点基金项目，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山东省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6、1988、1990年三次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2年获得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11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邓从豪教授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从1956年起，他先后担任过化学系、光学系的主任、副主任，从1980年起，先后担任过山东大学副校长、校长。作为一名教师，他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作为一名行政领导，他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蓬勃发展，他时刻关怀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教育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知人善任、奖罚得当是邓从豪教授做行政领导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1962年化学系有一位应届毕业生，聪明勤奋、成绩优异，但纪律松懈，说话偏激，毕业分配时，某些领导曾提出处分该生，时任化学系副主任的邓从豪教授则力主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主张免予处分。在邓从豪教授的坚持下，这个学生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并于1997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数次应母校邀请回山东大学讲学，每次谈起邓老师给予他的教育和爱护时，都是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没有邓老师的关心爱护就没有他的今天。
邓从豪教授十分强调学风、校风和作风建设，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时提出了“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16字方针。他曾多次率山大代表团访问英、美、日、澳、加等国，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研究，建立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他身体力行，不仅自己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还善于倾听下级、学生和教职工的意见。邓从豪教授还十分注意培养、奖掖学生和青年教师的自学本领与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他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解答疑难，一丝不苟地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审阅、修改学术论文，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而且用由他主持的科研成果所获得的资金建立了“青年理论化学研究基金”，奖励做出优秀研究成果的研究生和青年理论化学工作者。邓从豪教授历经磨难。在1959年的那场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他曾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剥夺了化学系副主任职务。在“文革”动乱中，他又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身心倍受摧残。但是他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进行科学研究，顶着压力为青年教师开设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邓从豪教授也重新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事业中去。许多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助手和学生发出由衷的感叹：邓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做学问，而且用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邓从豪(1921．10～1998．1．17)男，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原校长。江西省临川县人，中共党员。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考入南昌一中，1938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高中。1941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1945年毕业，先后到厦门集美中学、南昌一中、南昌中正大学化学系任教。1948年应聘赴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58年随校迁居济南。在山东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光学系主任、化学系主任、副校长，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任校长，并一直担任山东大学理论化学研究室主任。他先后为化学系、物理系、光学系讲授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物质结构、量子化学、化学动力学、量子力学、激光原理、配位场理论、分子反应动力学、振动耦合理论、电子相关理论等20余门课程。50年代，在著名化学家唐敖庆的帮助和影响下，开始理论化学的研究工作，1955年发表量子化学方面的首篇论文《键函数》。此后40多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基础理论和微观反应动力学。他锲而不舍，勇于开拓，相继在“双原子分子的势能函数”、“配位场理论”、“化学反应速率量子理论”、“电子相关理论”等前沿领域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外发表160余篇学术论文，成绩卓著，赢得广泛声誉。他的“配位场理论研究”成果，1966年被“北京国际暑期物理讨论会”评为10项优秀成果奖之一，认为这项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配位场理论，为发展化学工业催化剂和受激发射等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处于国际领先地位。1982年该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1987年起连续当选为山东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中国化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理事，1993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1995年4月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1月17日在济南病逝。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403~422页整理而成

Ⅵ 束星北的名人轶事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3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摘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拿手的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它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的，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
束星北教授与中国洲际导弹试验
3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 （时称 “运载火箭”），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当时能发射洲际导弹的国家并不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抢到弹头数据舱。不过，对中国来说，一旦丢失导弹数据舱，记录着导弹飞行全部过程的技术数据便付诸东流。导弹发射技术数据一旦被西方国家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据说前苏联导弹发射弹头落海后，曾被美国抢走弹头数据舱，苏联人为此大伤脑筋。 为防止万无一失，我国洲际导弹一旦发射后，从空中飞落到海上，必须要考虑诸多海洋环境条件。这项工作由国家海洋局牵头技术负责。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现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他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认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检查当时该所为洲际导弹监控的测量船只提供风浪波谱参数的项目组工作。同时，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该所教授、国内外著名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束星北老先生。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陈炳鑫接着问道：如果我们的打捞时间较充足呢？束教授笑着说，如果过半小时船只打捞当然更保险。当时，因为导弹试验属于政治问题，容不得出现任何闪失，有人提出拨专款立项研究和试验。
这期间，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笔者从束星北先生当年培训班学员、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员5月20日的课堂笔记里获知，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培训班里进行讲解。束教授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舰船组成的我国海上编队早已在东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横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国各种测量船的监控中，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10时30分，周围的驱逐舰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对周围环境严密保护。然后就是验证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
从海军打捞部队提供的有关消息，情况的确如事先担心的那样：我国海军整个舰艇编队往返航行和在弹头降落试验区活动期间，澳大利亚海军一艘舰艇企图驶向弹着落区域，我国海军驱逐舰阻拦其前进航向，周旋了近两小时后澳舰才无奈离开；我国直升机在打捞弹头数据舱的同时，导弹着落点上空有美国两架直升机在50米低空盘旋，并在弹着点附近投下声呐浮标，当看到弹头已被我国取走，仅晚了一步的他们，只好在导弹降落点提取一桶海水离去。可见如发现数据舱过晚，或打捞行动迟缓，数据舱确有被美机劫走的危险。还有，当时澳大利亚 “GT203”号训练舰和新西兰 “莫诺威”号打捞船分别被我国两艘驱逐舰盯死，未能进入试验区。
据我国发射导弹期间统计：在导弹降落海域附近先后发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飞机78架次；日本、苏联、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舰船77艘次，再次验证了这些国家对我国发射导弹极度关切。好在我国护航编队驱逐舰出色地完成了驱离任务，为直升机迅速取回弹头提供了安全保障。
时过境迁，人们对当时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过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束星北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难怪束老先生当年的弟子——国际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程开甲和吴建雄对恩师束星北一直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