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大学教授自杀

⑴ 高崇熙的人物简介

高崇熙（1901—1952），字仲明，祖籍河北省雄县。
1901年9月14日生于山东省济南市。高崇熙父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刻苦攻读自然科学，立志振兴国家民族。1919年，高崇熙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在伦赫（V．Lenher）教授指导下，于1926年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获博士学位。 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在分析化学和稀有元素化学方面，尤其对含硒化合物的研究以及微量元素的测定颇有造诣。在治学思想上，他认为“化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作为一个化学家，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熟练的实验技能，才能为应用打好基础”。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发表论文多篇，就显示了他精湛的实验技巧。
高崇熙一生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对Se2Cl2的研究。自贝采里乌斯（J．J．Berzelius）于1818年由硒、氯两元素直接合成Se2Cl2后，经过6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而不得与水接触。
1925年，高崇熙先后用8种新方法试验，证明Se2Cl2可在含70%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他最后提出的制备步骤是：将1摩尔SeO2，溶于含6摩尔HCl的浓盐酸（含21摩尔水）中，再加入3摩尔Se，于是生成2摩尔Se2Cl2，余下2摩尔HCl形成2摩尔水，后者共有23摩尔。然后滴加浓H2SO4至驱净HCl，此时溶液变热，冷却时一层红棕色的Se2Cl2浮出。分离后经浓H2SO4洗涤，可得纯的Se2Cl2，产率为90%。这一结果得到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他用同样的方法制得了Se2Br2；他测定了Se2Cl2的物理性质，并改进了硒酸和一些硒酸盐的制备方法。高崇熙还曾研究了两种对Se和Te的定量分离方法：一是改进了戴弗斯希摩斯法（1884），即于盐酸溶液中用SO2处理，而使Se沉淀出来，然后用盐酸肼沉淀Te。另一方法是在盐酸、酒石酸或柠檬酸介质中，用盐酸羟基胺作为分离剂。他还研究了从含10%HCl的水溶液中萃取HAuCl4，指出最好使用乙酸乙酯。此法可以定量地除去Na，K，Mg，Ca，Sr，Ba，Cr，Mn，Fe，Co，Ni，Cu，Zn，Cd，Hg，Sn，Pb，Sb，Bi的氯化物及H3AsO4。1926年，高崇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了将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毅然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此时清华刚由单纯的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高崇熙被聘为新成立的化学系教授，担任无机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课程。
1928年又接任系主任的职务。为办好清华化学系，他邀请当时国内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主讲普通化学和定性分析化学）、萨本铁（主讲有机化学）、黄子卿（主讲物理化学）等3人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他们和后来应聘的李运华等人一起为清华大学化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我自己虽是一个化学家，但决不是全才，所以各门主要课程都要请专家来教，这样才能博采众家之长，不存门户之见。”当时国际上地球化学和生物化学已经在发展，他以未能聘到这方面的有关专家来校授课为憾。
30年代初，清华大学筹建化学馆，高崇熙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经常废寝忘食。从设计、施工到安装电气、上下水、煤气发生罐及管道、通风系统等，他都亲自参加。对工程质量认真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楼体力求坚固、结构合理，以保证适合各种实验之用；而楼外的装饰，则力求节约。工程不到两年建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30年代初期，高崇熙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了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如诺伊斯（A．A．N0yes）和布雷（W．C．Bray）在1927年出版的《稀有元素系统定性分析》一书中，缺少1925年诺达克（W．Noddack）等发现的铼。高崇熙通过过筛试验，找到Re出现于Tc－Cu组，它存在于Ir－Rh沉淀后的滤液中，并对第72步操作作了修正。当试样中有100，10，1，0．1毫克KReO4存在时，检出量分别为90，7．4，0．6，0．1毫克。经详细研究，可排除其他元素Pb、Bi、Cu、Cd、Tc、Mo、Ir、Rh的干扰，结果增加了第79步操作，即铼的检出。第80步操作是铼的鉴定，鉴定系用双锥正交晶体RbReO4显微法。此外，他还研究了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
高崇熙于二、三十年代在无机化学领域中所做的上述研究工作，对中国无机化学的研究事业起到了开拓作用。
高崇熙在有机化学领域内的工作，其一是对有机合成的研究，涉及庚烷、C5—C10醇及C5—C10酸乙酯、苯甲醛、癸酸、腈类、丙二酸酯、苯乙酸酯、芳香酰胺、大麻子油的综合利用，以及乙醛酸的衍生物于霍普金斯－科尔反应中的应用等。其次是对有机分析的研究，他创建了采用邻溴代苯甲酰肼、间溴代苯甲酰肼、对溴代苯甲酰肼、间甲苯基胺基脲作为醛类及酮类的鉴定剂；采用二甲二氢雷锁辛作为醛类及醇类的鉴定剂，采用间硝基甲酰异硫氰酸酯和对溴代苯甲基叠氮作为胺类的鉴定剂。
高崇熙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主张科学为生产服务，立志振兴我国的科学技术。如在30年代，他从大麻子油合成有机产品的研究中，就已经考虑了中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在从事中国出产的稀土矿石分离稀土化合物的研究时，用分级结晶法做了大量的实验，制备出大批稀土化合物样品。遗憾的是这些样品在抗日战争撤退转运途中，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而全部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和科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多品种、大批量的化学试剂，高崇熙根据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进行自制试剂所积累的经验，决心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实现中国化学试剂生产工业化贡献自己的力量。1950年，他积极倡议成立专门的研究所，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在他主持下，北京新华试剂研究所筹建成功。当时，只有12名职工，他们利用10间平房，因陋就简生产硫酸、硝酸、盐酸、草酸、苯、甲苯等50余种化学试剂，不仅满足了建国初期对化学试剂的需求，也培养了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后来新华试剂研究所不断发展，1953年改名为北京试剂研究所，1958年改名为北京化工厂，成为我国最大的化学试剂生产企业。
高崇熙在1949年前后，还从事过硬质玻璃的研制，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为北京玻璃厂奠定了这方面的技术基础，进而实现了硬质玻璃化学实验仪器的国产化，结束了我国完全依赖进口外国硬质玻璃化学实验仪器的历史。
高崇熙在我国化学试剂生产和硬质玻璃生产方面所做的贡献，对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高崇熙一生，发表重要论文30余篇。他的学术生涯与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建立和发展密切相关。他在清华大学从教25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清华回到北平，担任化学系主任。当时，除图书杂志全部南迁运回损失较小外，其他化学仪器、药品被洗劫一空，实验室设施惨遭破坏。为使清华化学系重建，他付出巨大辛劳，终于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为全系师生创造了一个较为满意的教学环境，治愈了战争创伤。他在清华教学期间，担任定量分析化学、高等无机化学、稀有元素化学、无机制备、有机合成等课程。他讲课生动，内容丰富，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同学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他还十分重视实验课教学，要求非常严格。这对培养学生掌握实验技能和独立工作能力，效果卓著。他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化学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化学、化工界的学术带头人，如张大煜、雷兴翰、张青莲、苏国桢等人，他们均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又如台湾学者钱思亮、美籍华裔化学家马祖圣、孙承爵等也是他的学生。
高崇熙治学严谨，好学不倦，学识渊博，特别重视实践，大部分时间在化学实验室度过。
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他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高崇熙先生在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横遭批判，1952年2月12日在北京服用氰酸自杀身亡，享年仅仅51岁！
四年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导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时，大家才想起高崇熙来，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门学科带路无人。”

⑵ 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在自缢于宿舍之前，一向以坚强示人的杨元元最后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30岁了还没有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且因此愧不如人。尽管她笃信“人不可以被打败”，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里，她是一个标准的“失败者”。

她一生奋斗却无法为自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丝容身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元元之死，并非她一个人的悲剧。

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此前，她想带着生活无着的母亲一起住在宿舍，但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她无力另租房屋，母亲因此在冰冷的学校礼堂台阶上睡了一晚。

11月24日晚，一个言辞尖刻的宿管员再一次挑战她微薄的尊严——驱赶其母亲并威胁让她“拿不到毕业证”，她感到羞辱和愤怒，但奇怪地保持了沉默。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次警告。两天后，这个终其一生试图通过克制和倔强来保持内心高贵并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终于在长期的贫困、冷漠、无助和自责中不堪重负，以极其痛苦的坐姿自缢于宿舍的盥洗室。

她的宿舍需年缴费1300元，比走廊另一侧的房间便宜200元——因为背阴，见不到多少阳光。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两个月，是杨元元多舛与吊诡人生的一次回光返照。在这里，被命运胁迫的她完成了人生仅有的两次自决——不断读书以求改变命运，却最终屈服并结束生命。

从未放弃奋斗的自杀者

“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

2009年11月26日上午，海商法研究生杨元元不选择自杀的话，她的任务将是上午8点半在班上出演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

但直至近9点，同学等来了坏消息。杨元元被发现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场景恐怖：杨背对洗手盆呈坐姿，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接绑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并深陷皮肉中。她的腿微屈伸着，支撑着悬空的身体。

惊慌失措的发现者们用小刀割断了毛巾。首先赶到现场的是海大保卫科的陈亮，他把杨元元抱到地板上平躺，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她已摸不到脉搏，泡沫从嘴角冒出来。两分钟后，陈亮用筷子把杨紧闭的牙关撬开，发现舌头呈耷着，并且发乌。“看是救不过来了。”陈说。

一些胆小的同学哭了起来。此时，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正被学生拉到对面房间，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从女儿本科起，她们就形影不离地生活了8年，两个月前，女儿带着她来这里继续求学。

送到医院后，杨元元的心电图已是一条直线，随即被宣布死亡，时间是上午10时。

沉默寡言的杨元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带来轰动。海事大学随即发布了官方声明，称已尽了一切能力帮助杨氏母女，急救和善后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但望瑞玲和亲属的描述却截然相反，她们坚信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制造悲剧的根源。

这绝不是命运和这个女子开的唯一一次玩笑。在短暂的30年时间里，杨元元在现实的夹缝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要强”同样突出——成长于单亲家庭，自立完成学业，4次考研失败，度过了长达8年毫无成就感的不堪岁月，沉重的家负，带着母亲走到一个尴尬的年龄，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演得丢 人现眼，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一位生前好友这样总结杨元元的一生。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的斗室，望瑞玲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回忆是：墙壁整天掉泥。

有一天，杨元元回家告诉母亲，她日后要念法律，“为穷人作主”——某个当地领导的孩子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元元当时都快求我了。”望瑞玲有点后悔当年的固执己见。最终杨元元屈从，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但从此耿耿于怀，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开头：“你以后不要听妈的……”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

对杨元元的投资按理是值得的。只是在杨元元进入大学的次年，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这场改革同时带来节节高攀的学费，还有每况愈下的就业前景。

扩招引发的困局仍需数年才显现结果。贫困生杨元元当下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生活阶层的落差以及私人时间的稀缺，杨元元变得不怎么引人注目。来自城市的同学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所赠，且单调陈旧。大多时候她对此并不介意，只是一次看完文艺表演，极其少有地在日记里表达了对那些漂亮彩妆的羡慕。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

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大学后期杨元元的心情变得越发郁闷，除了来源于越发排斥的本专业外，更来源于变得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 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情况在2002年毕业那年继续变坏。一是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二是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据信是被人做了手脚；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路越走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招聘场所，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但纵然如此，当年仍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数目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由此催生，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在相当长时间里，优秀毕业生杨元元很不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吃惊于她的表现。“她大概有些清高，放下简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对于一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那一年可能并不友好，2002年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房东李峰见过几次这对母女，他感觉“她们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有些生气，我说由我出钱修一修，但她们拒绝了，说嫌麻烦。”李说。

兼职做家教的时候，一位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显得不太乐意，搪塞了一下就走了。“我感觉她有些自卑。”

这种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她该如何开口介绍近况呢？”弟弟杨平平说，“说还在做家教吗？”

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眷恋大城市，憧憬好工作，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越发激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又抵消着他们的努力。这个已逐渐具备社会化意义的阶层，让一代人的青春在夹缝中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证是，她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而后者正是母亲从小教育的真正值得落脚的地方。20岁的时候，望随单位调动在上海工作了5年，她喜欢这个洋气十足的大都市，几句蹩脚的上海话仍让她保持着不错的优越感。

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她开始在《红楼梦》里寻找自身悲剧的影子。“她说她像晴雯。”表妹望妍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她的业绩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在已没有同事能记得起她。

事业上最后一丝激情消耗于2005年。由于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连我也不看。”望瑞玲说。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入学之初就她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杨的舅舅提醒姐姐是否考虑过元元的终生大事，望的回答是“我们楼上三十好几没结婚的多了”。

没有迹象表明杨元元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毕业之后，她再没有发展过其他对象。“她说要等有了事业再考虑。”一位亲属说。

事实上，杨元元也的确在践行这样的想法。到新学校后，她勤奋和本分。“每次上课都独自坐第一排。”同学赵伟说，“现在还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现在还说它是“冒险家的乐园”仍没有错，但只相对于那些积累丰厚的上层精英。对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犹如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她说。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她好像一项集体活动都没参加过。”辅导员吴志毅说，“每次她都沉默地跟在母亲的背后，听她母亲说话。”“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 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她不爱把困难告诉别人。”望瑞玲说。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入学后，杨元元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同学，很快就当她是挚友，无话不说，但对方却只是礼节性地应付。后来，杨请求往她宿舍放些母亲的东西，对方拒绝了，杨转身就走，自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大城市来的等级观念强，就连学校也按照原来本校还是非本校分班。”同学魏玲说，“但杨元元认为这样侵犯了她的尊严。”

后来，杨元元接过辅导员的几个电话，说最好把母亲安置在校外。望瑞玲没怎么放心上，坚信学校一定会管。“我看到宿舍楼还有很多空房子。”

11月21日，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杨元元整夜都向望瑞玲道歉，说这么大了也没把母亲安排好，明天就找学院领导商量。过了一会，杨似乎想起什么，说“算了”。

“不可以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矛盾24号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

望瑞玲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杨又让母亲陪她练《罗密欧与朱丽叶》，其间杨元元有点怅然若失，说起当年一个让人佩服的学长。然后她抱着头，说脑袋乱了。

到下午的时候，望催女儿上课，杨元元说“不去了，没意思”，然后她提议把租房的钱拿回来去玩。这种让人担心的状态到傍晚时分终于平静下来。晚饭后杨元元还拉着母亲到宿舍洗澡洗头。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而当晚，弟弟杨平平在深圳用QQ给姐姐留言，商讨母亲安置的问题。他的建议是：春节后把母亲接到他那。而杨元元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我很快就毕业了，能照顾母亲了，但姐姐却走了。”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而至，关心着这个平日无人问津的女研究生。校方惊讶于事态扩大之迅速，关停了招待所，并派保安人员监视记者行踪。事件的官方说法是：学校按规定劝离杨元元母亲，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房源帮助。整个抢救过程也是及时和尽责的。同时，校方还暗示杨元元有患抑郁症的可能。

“总之，学校在这件事情上已经仁至义尽。”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东恺说。

而杨元元家属则坚持认为宿管人员态度恶劣是杨元元自杀的诱因，而且抢救当天个别人员相互推诿，延误了时间，应负相关责任。家属先向学校索赔35万元，后降为16万。

在校方要承认他们在这起事故上有责任的前提下，一位家属说，这笔钱准备为望瑞玲在宜昌买套二手房。

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2009年12月28日

⑶ 蒋国兵为何辞掉清华大学副教授工作，去国外当油漆工，为何又自杀

2006年7月，一则“43岁华裔博士蒋国兵跳桥身亡”的音讯惹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谈论。说起来，蒋国兵曾是清华大学副教授，后来辞掉工作去国外开展，不过他在国外只能当油漆工，那么，这终究是怎样回事？是什么事促成了蒋国兵自杀的呢？

蒋国兵是典型的寒门贵子，他生于1962年，是湖北天门人。他的父母都以种地为生，不过他却天资聪颖，又非常好学，因而他在读书的时分不断首屈一指，这让教师和父母都对他寄予了厚望

1979年，国度恢复了高考，17岁的蒋国兵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考场。考完后，他盲目发挥得还不错，考大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果真，高考成果出来后，他以文科第一名的好成果成为了那一年的全省文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身为一名学霸，蒋国兵并没有丝毫自豪，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仍然坚持着刻苦学习的习气，成果也非常优秀。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研讨生学院，在那里顺利地获得了硕士学位。

想到10多年来在求学的道路上，不断十分刻苦勤奋，本来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想到一步一个足迹走上金字塔的顶端后，却沦为了一个不需求什么专业技艺的油漆工。这种心理落差让蒋国兵久久无法放心，也让他越来越缄默。

2006年7月20日夜，蒋国兵下班后给卢彩蓉打电话说他不回家吃晚饭了。随后蒋国兵在多伦多繁华的街头游荡了很久，最终他走到了多伦多的一座立交桥上。在那里，他盯着桥下络绎不绝的车辆发了好一会呆，然后忽然越过栏杆，纵身跳了下去……此时，蒋国兵不过才43岁的年岁。

凶讯传出后，认识蒋国兵的人都表示不敢置信。在他们眼里，蒋国兵质朴稳健，不管是在做人还是做学问，都非常踏实和积极。在学业和工作上，他追求圆满，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都很心疼，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理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蒋国兵的父母也都不敢置信他会自杀，他母亲说，蒋国兵是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能吃苦，遇到艰难也不会叫苦，他那么刚强的人怎样会自杀呢？

虽然大家都对蒋国兵的自杀十分不测，但是与蒋国兵一同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理解到卢彩蓉孤儿寡母，生活困难后，还是在第一时间，经过媒体呼吁捐款。最终筹得了8万多元的捐款，协助了正处于艰难之中的卢彩蓉和两个孩子。他们说，蒋国兵是个很不愿意欠人情的人，在他生前，不论呈现了什么问题，他历来不会向他们寻求协助。所以，他们也不晓得蒋国兵的状况，而捐款协助蒋国兵的遗孀和子女，也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点协助。希望这能让蒋国兵在天之灵，得到些许抚慰。

⑷ 学术骗钱堪比贩毒

学术造假骗钱黑幕堪比贩毒暴利万倍

学生被导师压迫惨绝人伦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势至”，https://mp.weixin.qq.com/s/Zuche5hQIsRXDWqD0OXKmg）

10月10日，浙大化工博士候京京投钱塘江自杀。前不久，一篇莫纳什博士徐士廉的请辞表又惊现网络，绽人眼球，揭开了博士们痛苦的人生。

请辞表详文如下：

诸位院校领导大鉴：

我在西北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习将于二零壹柒年宏卖三月份开始。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二零壹柒年春季博士开学之时，提前结束我在西北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习和研究工作。谨此向生命学院、西北工业大学之教诲、谅解和诚意脱帽致谢。

人之去留，外界喜做揣测和议论，以致舛讹，于公于私均非妥善，不如既有其事，明白为好。

以下是对此决定之说明：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之困扰，乃为至今未敢苟同西北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瑞武教授科研团队教学之理念，治学之态度，科研之方法和管理之策略。当我对西北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及首席科学家王瑞武教授科研团队渐有更深之认知及了解之后，最妥善之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九个月期间，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实验室内和书桌前独自工作，重新开展博士学习和研究工作。

我深携慎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西北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及其首席科学家王瑞武教授科研团队之不适应，及不愿适应。科学之进步在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做人和做事之根本在于：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我之离去，将减少及避免对西北工业大学博士教学和科研工作造成不必要之教育资源浪费。

再次衷心感谢西北工业大学对我的博士录取及信任。我与自己的虚名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万分愧疚。九个月之学习和研究工作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中心与研究工作的感情，恐怕比诸辩绝敬位所能了解之更深。

    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2018年9月 

涉事西北工业大学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首席科学家王瑞武教授

此幕内情若隐若现。做为青年博士,放着大好前途不顾，毅然决然放弃国内学业，奔赴国外，只为重新开展研究工作，怕“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读完潸然泪下！

九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啊……

一、长期以来导师压迫学生惨绝人伦

1.学生小白兔颤抖在恶狼导师的嘴下。学校挑选的学生大多都是年纪轻、善良单纯的小白兔，既没胆量和资源跟导师斗，也没有斗争的社会经验，随导师手心里捏。学生太软弱，为了不影响学业，什么事情都忍气吞声。大领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好稳定大局，阿弥陀佛。20年前，北京大学被导师沈阳性侵的女生高岩自杀跳楼，遗书里悲伤的写道：

我列出一张单子

左边写着活下去的理由

右边写着离开世界的理由

我在右边写了很多很多

却发现左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写的

……

2.跳楼成为学生悲壮的绝命抗争。北大、清华、北航、西交大、西工大、武汉理工等等，这些学校是中国大陆最好的大学了，但导师压迫学生的手段惨绝人伦，学生跳楼事件频出，象北京大学性侵女学生跳楼事件、武汉理工跳楼事件、西安交大硕士跳楼事件、西工大博士跳楼事件、北航事件，等等……天哪，这还是大学嘛？跳了楼的毕竟是少数，那些没有跳楼又会怎样的选择呢？和命运妥协，还是和命运对着干？学生们象狗一样的苟活着。

3.无路可逃，连退学都不可能。学生想退学？博士退学必须要上校长例会，同时还要校长例会通过才能退学。进了这个坑，没那么好爬出来。要么博士毕业，要么装在一个盒子里，要么叛逃（档案就别想拿回来了）。从2015至2018年，已经有10多起博士生、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助理请辞事件，还有很多起学生不堪导师压迫凌辱奋然跳楼事件。这里面的压迫和摧残，令人悲哀的想起血汗工厂富士康“十九连跳”！

二、学术研究作假肆无忌惮、骗取经费胆大包天

2016年3月21日，《Nature Biotechnology》在线发表韩春雨题目为《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Argonaute》的论文，经国外多所研究所的多次重复，结果都不符，在全球引起掀然大波，中国学术界的造假名声畅享世界。

1.审核制度漏洞百出。其实，仔细想想里面有制度问题。在论文审稿中，审稿人不可能重复实验，最多看看，观点好不好，方法对不对；在这过程中，主要是看有多少篇论文，没人会来查实验数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在所有过程中，没有人会来重复实验，也没人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在发表之前，就算Nature Biotechnology也好象没有重复韩春雨的实验。文章都发了，谁会仔细看数据？就算仔细看了数据，谁会来重复实验？在中国大多数学校，实验是没有平行实验的。在国外，所有实验在发表之前必须要做至少三个平行实验。如果这个成果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比如韩春雨基因编辑工具NgAgo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不然谁会去重复实验呢？毕竟，做实验是要花钱，花人力的。就算重复实验了，也有可能重复不出来，比如材料不一样。如果多次重复实验不出来，确定是成果有问题，也不可能把杰青的钱收回去呀，不可能把杰青撤销哇，钱都花出去了，花掉的钱如流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这为中国学术作假、骗取经费提供了天然的优良土壤。

2. 学术造假堪比贩毒暴利万倍。怎么诈骗国家科研经费呢？办法太多了，搞个公司走走帐再简单不过了，面子上过得去，谁会认真查？拿到手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也不做实验，也不买仪器，钱呢？骗到手再说。想找个名头把钱报账出来，那还不容易。比如生物科研，就写耗材，血清（FCS，NCS），说做完实验，倒下水道了，总不能去下水道里把FCS找回来吧？还比如，找试剂公司做预付款啊，提现都可以，具体就更五花八门了。上亿的资金都能空手套走，何况千万啊。千万可能在屁民眼里很了不得，在现在这个社会行情下，在有资源的人眼里，在学术诈骗的大佬们手里，跟毛毛雨没啥区别。导师造假骗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五个人的个别现象了，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明目张胆的潜规则了。上海交大陈进买了美国的芯片，贴了自己的标志然后说是自己造的，让国家拨款。这些导师在中国搞科研完全是冲着经费去的，心里面只有钱和荣誉，手段贱得一逼，搞的成果就是写文章，一年到头啥器材没买，啥实验没做，项目结束时写一篇文章，骗几千万上亿，堪比贩毒暴利万倍。至于有没有实用价值，数据是不是捏出来的，谁care？大把毛票到手就好，人傻钱多真是没谁了！很多导师把篡改实验数据美其名曰微调，作假作出了艺术。

3.作假成本低廉毫无风险。作假有没有被发现？有，而且还不少，但是出问题之后，处理是什么样地呢？就算文章被查出有屎，东窗事发的导师们有什么结果吗？能有什么后果呀？就是没有后果哇。看看中国导师们东窗事发之后的下场，可谓犯罪零成本。比如韩春雨，事情过去两年了，依然酒照喝、舞照跳、钱照拿。Tumor Biology被撤稿的中国106篇文章的作者，没有一个人的基金被撤回。tumor biology拔出萝卜带出泥，被撤稿的那帮人，至今依然恬不知耻的上蹦下跳在中国学术界。相比小保方晴子事件的跳楼自杀，中国学术作假的处罚太轻了。中国大学的领导们回扣也收了，钱也花了，谁不想瞒一时算一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私下收回扣了，说不定领导们喝酒，还敬韩春雨一杯，“兄弟，你为我遮挡风雨，辛苦了！”

4.导师反复施压逼迫学生作假。学生们太单纯，导师叫学生造假，学生造不造？学生可以选择不造，但导师会说“不造就自己滚”。一个学生可以选择不造，不代表没人造啊。学生敢举报吗？叫学生做证人学生敢吗？导师们强调和谐社会，一个屁学生也敢举报敢做证？亲自做事儿的在体系里都是学生，小兵小虾，位高权重的导师怎么会自己做事儿呢？国家评杰青，从未听导师手下学生的意见，教师人品师德评定学生从未参与过。导师拿到这些经费，除掉自用的，剩下的给孩子出国读书、给老婆买珠宝LV、给大领导们拜节送礼……然后……什么经费都要学生自己掏，学生们厌恶透了，不愿再做其苦力。苦不苦，问问学生伴老虎，半夜三点要给打麻将的导师送点心，清晨六点给导师送早点，下午接导师的孩子放学……博士们不是来作科研的，是来给导师打杂的！

三、人才逃离如角马大军汹涌澎湃

1.中国科研有名无实令人耻笑。在这样疯狂作假、套取经费、假大空的环境下，说到底，中国绝大部分科研都是裤裆里面拉二胡，瞎鸡吧扯蛋，有多少是真正有用的，就看会不会吹牛逼了。象手机智能芯片，研究这么多年了，出不来，被美国将了一军，华为、中兴差点休克。这个圈子里，胡乱瞎搞，虚假的东西太多太多，导师压迫学生，学术作假，套取经费，多亏了那些努力向上的学子们啊，耽误了学生一辈子，也误了国家千秋啊。只要在这个圈子里混过的，都知道现在的中国科研是怎么回事。所以即使现在的中国发明专利全球第一，也没个卵用，忽悠外行人罢了。

2.国外学术界严厉打击科研作假。与中国学术界疯狂作假、套取资金不同，欧美学术界有着维护行业规范、打击科研作假、严厉处罚违法人员的良好氛围。审核制度执行的严密、到位、认真，要质疑某篇文章，直接给国外期刊主编发封电子邮件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都会有人去安排。对本专业可疑的结果进行核验是国外学术从业人员的职业义务之一。国际学术界非常愿意花力气维护行业规范。虽然欧美无法完全杜绝科研作假的个例，但作假一旦被发现，处罚极其严厉，这个作假人员的人生几乎完全毁了。

3.中国浮躁的学术界已经留不住真正致志于科研的人才了。北大、清华、北航、西交大、西工大、武汉理工等等，这些大学可谓中国人才出口的重点基地，只要是硕博连读，在读博士或者是刚刚考入的准博士，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世界100强大学的大门了。近几年来，已经有很多博士放弃了国内博士学位，远离国内学术界的乌烟瘴气，叛逃到了世界100强大学，重新开始博士学习了。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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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大连理工大学一研究生在实验室自缢，遗书内容遭曝光，为何想不开

大连理工大学突然上了热搜，此次不是“粪池炸了”的搞笑的段子，而是一场令人感到惋惜的悲剧。一研究生在实验室内身亡，案发后学校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经警方初步调查，已排除他杀，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学校和国家都能够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研究生导师方面，必须要严加管理。作为一名导师，除了教会学生知识外，还要懂得尊重学生，就算学生论文写得不好，老师也应该要鼓励并耐心指导，而不是直接点评两句就搪塞过去，这只会让学生更加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