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童教授反党

A. 王西彦的人物生平

1948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33年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历任福建永安《现代文学》月刊主编，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
王西彦，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浙江义乌青塘下村人。
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
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一个农妇被逼出卖肉体的惨景。同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
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
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
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
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
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
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春回地暖》以较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
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1999年9月24日，王西彦逝世。
王西彦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残梦》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文学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个年头，创作了100多个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1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选编成《王西彦选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彦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守伦是一位农村私塾教师。三个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给别人当童养媳，他和哥哥幸运地进了学堂。6岁，随哥哥上国民小学。学校设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庙宇里，小小的西彦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从父亲的小书柜里拿出有插图的《三国演义》和《封神榜》，王西彦也跟着废寝忘食地读起这些神奇的故事。课余时间，他常常听堂叔讲“赤壁之战”等故事，使他对关老爷和周仓的神像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吐口水到毛笔上，从关帝爷身上蘸来颜料在纸上画起这些人物的形象来，还想长大后当一名画师。由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里还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美称。
不久，王西彦母亲病逝，王西彦因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又不满国民小学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县城上学，父亲就把年仅12岁的他送到义乌最早的官办学校绣湖小学读书。到了县城，就像“一条田涧里的小泥鳅一下子闯入小溪”。走出农村步入县城的他，十分珍惜这个美好的时机，刻苦学习，两年后考进刚刚起办的县立初中，开始阅读鲁迅的《呐喊》、《仿惶》等作品，这使他看到了“三国”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杭州读书的三年，王西彦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开始透过文学表面的东西，思考隐蔽在文学深层的真正内涵。“既然接受了火种，就得用来发光发热”，毕业前夕，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写成，宣告了他对生活与艺术的探求的开始。
1933年暑假，王西彦放弃回义乌当首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只身到北平，住进和平门外佘家胡同8号的浙江会馆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刚住进去，帮他的那位同学就被国民党宪兵给抓走了。王西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陷入困境。但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奇迹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仁先生的帮助，进入该校读书，使他得以住在浙江会馆那间小房子里提笔学习创作。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投身文学的浓厚兴趣，开始是由于生活的迫使，其后是追求人生的一种方式，王西彦先后在《作家》、《国闻周报》等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实现了自己当作家的梦想。由于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在一次内该刊编辑肖乾宴请青年作者的宴会上认识了沈从文先生，并随后到沈府拜访，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款待。在写作上，受到了沈从文很多教益。 1949年，王西彦在湖南长沙迎来了祖国的解放，随即被聘为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3月，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6月，被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后以土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写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后农村动态的报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彦两次跨过鸭绿江到朝鲜战地访问。从朝鲜战场回北京后，由张天翼、沙汀介绍，参加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
从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彦虽然奔波不定，但在创作上却是—个辉煌时期。从反映家乡亲人的凄苦到战地实况的描写，继而转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王西彦的作品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63年6月，长篇小说《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逐日广播两个多月。接着，上海和长春两家电影制片厂要求把它改编为电影剧本，但由于极“左”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这期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二部，并整理材料，准备第三部的创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把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应。巴金对别人称他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们说他是“精神贵族”批判他“要求创作自由”时是真心“认罪服罪”。巴金当时认为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应当服从监督组的规定。而王西彦则不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顶，因而比别人吃的苦头更多。“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王西彦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竟数出了步数，两家相距2300步。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彦以参加社会活动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为主。自1977年开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为频繁，关系更加密切。12月间，他与巴金、钟望阳、柯灵、茹志鹃、孙罗荪、草婴等人一起参加了《人民日报》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次年年初，和柯灵、孔罗荪、张乐平在巴金家作客，并由中央电视台拍成电视片。参加接待了法国、西德等国的新闻代表团，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会见玻璃维亚作家，与比利时、日本、委内瑞拉、美国、英国、印度、瑞典等国的教授学者及官方人员建立了友好关系。其间创作了著名散文《炼狱中的圣火》，追记了“文革”中和他朝夕相处、长期共患难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岁的王西彦被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出访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上作了题为《文学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的发言。
1988年9月，王西彦应邀偕夫人周雯回家乡参加了“撤县建市庆祝大会”，会后回到阔别多年的青塘下老家。还参加了家乡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家乡的作者：“从事写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这是艺术良心，评判什么事，标准只有一条，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政策是如此，对文艺作品也是如此，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王西彦对文化界发生的畸形裂变特别忧虑。在一次与好友巴金的对话中，王西彦说：“文学曾经是政治的附庸，现在又要演化成商业的附庸了。”“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附庸。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回应说。
“我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抱悲观态度。”王西彦直言他对文坛现状的批评。“我倒不悲观。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从更高的历史阶段上俯视，情绪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写的那么忧郁。“目前这种状况，文学、艺术在受金钱的引导，出版也是，如此发展下去，我对中国的文化也感到悲观。”“你对文化也感到悲观？”“对，我也悲观。”在老朋友面前，王西彦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它的发展有快有慢，有时也会歇一歇，说不定……是个……酝酿期。”两位作家，他们的观点或悲观或不悲观，其根本都是出于对文坛现状、对中国文化长远发展的深刻思考。 1993年5月，王西彦最后一次回义乌。80岁高龄的他参观了小商品市场和母校义乌中学，他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起了在加拿大温哥华访问时回答一位英国女诗人的提问：“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在他的家乡，在他对家乡、祖国和人民的爱。”王西彦生在义乌，对义乌的文学事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乡，他都和家乡的文学青年座谈。义乌文联办的《枣林》文学报，他是每期必看。他还热心地为家乡业余作者题写书名，为编《义乌文化志》写作，与义乌文学青年通信。
作为一个以“乡土作家”著称的作家，王西彦的创作最初“以家乡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示了“悲凉乡土”的实际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乡的人情世态。后来，接触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描写知识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成了他最受评论界重视的上乘之作。

B. 杨端六的人物生平

辛亥革命期间回国，担任海军陆战队秘书长。后回长沙，在《长沙日报》社担任撰述。回湘路过武昌时，黄兴以战时财政困难向他求教，杨建议募捐和征收战时特别税，以渡难关谈销清。
1912年暮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申讨“袁贼”(袁世凯)、“赵犯”(赵秉钧)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于法租界将杨与其同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等4人逮捕，拘禁于法租界巡捕房。经汉口法国领事会审判决无罪，杨被护送至上海释放。得黄兴资助，同年初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到长沙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团体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 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 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1926年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在此期间，他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 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
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往四川乐山，杨任迁校委员长。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含前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6年9月30日，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终年年81岁。
杨发表有关中国金融、币制和税制改革等各类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国币制改革论》、《关税问题概论》、《财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间，讲授货币与银行、会计学、企业管理学等课，编有《货币与银行》、《工商组织与管理》、《现代会计学》等。武汉解放后，开始从事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深受国内外同行学者的好评，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77年重印此书。晚年编纂《中国近百年金融史》，
杨端六生于1885年6月18日，恰为当年端午节后一日，其母便给他取了个小名“端六”。年长后，为了怀念母爱，竟以此作为他的大名。他生于长沙县东乡，原籍苏州，1900年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无恒产，考入由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主持的善化学堂，次年转入完全免费的师范馆(后斗弊称中路师范学堂)，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03年毕业当小学教员，在长沙和浏阳乡下任教，恰逢两湖有官费留日名额，可是农村消息闭塞，误了考期。亲友见他一心向学，便资助他于1906年自费赴日。他先到宏文书院学习中学现代课程和外语，1908年得以补为官费生，便考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时，他与同学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为国立湖南大学首任校长)等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同盟会留日学生赶回上海，成立“海军陆战队”，任秘书长。不久清帝退位，这支部队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先是焦达蜂、陈作新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军政府，后来是立宪党人谭延闿的新政府，从日本回来的学生，特别是有同盟会员身份的人，此时做官的机会多极了。比他早两年回国的表弟俞笏山，这时也参加了谭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长。另一方面，这时各种法政学校风起云涌，除公立、官，绅法政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经济专科学校。杨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这些法政学校教书，而是选择了待遇菲薄的新闻工作，在一家叫《长沙时报》的报社担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学、同盟会员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宋为了在民间开展反袁活动，委托一批留日的同学办一张反袁报纸，即《民国日报》。参加报纸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人，杨端六任经理。在报社里，杨端六最负责任，汉口的夏天热极了，杨端六整日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办公，常忘记休息。当时，设在汉口法租界的《民国日报》，既是一个反袁的言论基地，又是一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在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以后，《民国日报》攻击袁氏不遗余力。袁世凯的亲信通过湖北当局，贿买汉口法国巡捕房，逮捕了曾、杨、皮、周、李等主要骨干，并要求引渡，准备引渡后“以军法从事”。由于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国际公法的，法国又是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和维护国际法的国家，因此，法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请求，连夜把他们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开往上海。杨端六和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黄兴的帮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项公费，于1913年初到了英国。杨端六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杨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伦敦，也到过德国和法国寻师访友。那几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留学生在欧洲也和当地人一样，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战结束，不久举行的巴黎和会因在中国问题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五四运动就是以此为近因发生的。远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亦群情激愤。当时在英国的杨端六渡海与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等汇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请愿。
杨端六到英国时已是28岁，这个年纪的男子未结婚，在当时的中国简直是一个奇迹了。他到英国后便认识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袁家谱(号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财专家，杨端六在国内即受到他的赏识。他和袁昌英异国相逢，两人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恋爱而订婚，直到回国后完婚。结婚时，杨端六36岁，袁昌英26岁，是前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女儿杨静远是英语翻译家。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
货币学与银行学研究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鸦片和其他工业品的输入，一方面是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的钱币如鹰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国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20世纪开始，首先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当时进行币制改革，使得理论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从垄断金融入手，为对付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又一次白银外流，取消金银本位制,发行不兑换的法币，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战时物价波动以至爆涨，都使经济学家关心货币问题的讨论，这是杨端六所遇到的时代热点之一。
杨端六在1917年就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译了日文的《货币学》，以后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译作问世。1923年1月，他出版《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这虽然是一本小册子，却是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以后要到1930年才有叶作舟的《货币新论》等大批著作陆续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银行要义》小册子，分概论、银行之种类、商业银行之业务、银行之协同与垄断几章。关于银行学，此前已有七八种著作面世，不算领先之作，但是他的《信托公司概论》(1922年1月初版)，对于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却是最早的介绍性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