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燕京教授
『壹』 哈佛燕京学社是啥东西
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回。也是中国大学答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
哈佛燕京学社简史
在东西文化交流上举足轻重的哈佛燕京学社,是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
『贰』 谈谈申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需要怎样的背景
很多国内高校老师从事人文学科专业想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访学,但熟联不专知,众多申属请人当中,能我得资助的人确寥寥,这是官方2007-2009年统计的申请人并成功获得felllow的访学名单,也想申请哈佛大学的访学的朋友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是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旨在培养东亚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专门研究人员的项目。
哈佛燕京学社是于1928年成立的非赢利性机构,最早是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哈佛大学与当时国内的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现任学社主任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杜维明教授。
『叁』 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 1934-1956年
哈佛燕京学社由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原计划聘请),推荐了他的学生法籍俄裔世族叶理绥(日文名英利世夫),家族原是俄国有名的大食品东家十月革命後归化法国 Serge Elisseeff担任主任及新成立的东亚系系主任,哈佛东亚研究于是庞博发展。叶理绥生于1889年俄国列宁格勒世家,曾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语言。日俄战争时期赴日1908-1914,从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位研究日本文学,成为东京帝国大学首位文学科西洋毕业生,十月革命後,定居法国巴黎,为伯希和门生,通日法英德语,纯熟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戏剧、音乐、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并可阅读汉语古籍,生性诙谐,在任内倡建东亚语言系,1956年由社长退休仅为教授,1957返回法国,1975年逝世。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赖世和(赖肖尔) Edwin O Reischauer 1956-1963年
因父亲为赴日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赖世和1910年生于日本。十六岁之前在日,1931年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1932得哈佛硕士,1933-1938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法,日,中等国研究日本语言和历史,1939以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获得哈佛博士。他是叶理绥的学生,亦曾任东亚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美国陆军部,担任日本电讯密码解读工作,战後回哈佛任教,担任日本语言和历史课程。1961年应甘乃迪之邀,担任驻日大使,时值日本因签订美日安保条约而反美情绪高涨,他以日本研究者,日本通的身份,替战後美日关系,化解了严重危机,1963年卸任后,仍回哈佛从事研究工作,著有《日本--过去与现在》《合众国与日本》等专门著作。对推展美国亚洲研究颇有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第三任社长:John Pelzel 教授1963年
哈佛燕京学社第四任社长:克瑞格Albert Craig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
韩南教授,1927生于新西兰,1949年新西兰大学学士,1953年伦敦大学硕士,1960年伦敦大学博士,先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後任教史丹福大学,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主任,并为哈佛大学卫特汤玛斯Victor S Thomas讲座教授著有《金瓶梅探源》,《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中国白话小说》《李渔的发现》《懊悔之海:世纪之交的两本言情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国白话小说史》,《百家公案考》《论肉蒲团的原刊本》。论文多种。哈佛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杜维明教授 1996-至今
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哈佛大学,或各大学院的学者心目中,杜维明教授的确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奉献儒学,辛勤从事讲学研究,最难得的是又能以开放的——心灵论学。他奔波全球毫不懈怠地前往台大,北大,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巴黎,东京,温哥华,斯德哥尔摩,新德里,开普敦,伊斯坦堡,丹麦等高深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
杜维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及现代精神的反思。1983-86年曾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6-89年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并荣膺美国人 文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 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9年更荣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此教席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次以“儒学研究”命名的讲座教授;2000年理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并得汤玛士拜瑞奖,2001又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学会大奖;多项荣誉皆为有史以来华裔的第一遭。他于东海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再任教普林斯顿四年,柏克莱加大十年,1981年客座哈佛,1982年正式应邀返哈佛任教至今。
2009年至今,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任新一任社长,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首任女掌门人。
『肆』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现任馆长是哪位
郑炯文
『伍』 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关系
解放以前,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是不同的两个大学,北京大学是国立的,而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出资创立的,她的校长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国后国家对大学进行重组,燕京大学的文科被并入北京大学,理科被并入清华,北京大学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园,也就是今天北大的校园。这就是两校之间的关系。
拓展资料:
1.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简称“北大”,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最早以“大学”之名创办的学校,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
3. 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陆』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过“汲取孔子的智慧”吗
欲问相思几多许,情是高山爱是海。
1988年初,75为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道:“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这句话被广泛转载和引用。但我很疑惑,有没有这句话?背景是什么?网络的便捷,很快得到了答案。
这句话有,是一位记者在新闻稿中说的,他说: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一九七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但这不是75为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的宣言,因为“会议纪要是保密的”。我们至今查不到这个会议的宣言。而这句话又来源于《坎培拉时报》记者帕特里克·曼汉姆所写的新闻报道。
因此,当《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刊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所写的《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把这句话在国内最早披露时,就引起了质疑。
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在《读书》1997年第1期发表《诺贝尔与孔子》一文中说:“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
马为民先生以与会记者身份,在《读书》1997年第7期上发表《我可以作证》一文中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
马为民在《警戒自欺》又说:“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随后还就此在《读书》上发了篇短文。实际情况是,诺贝尔们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孔子。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
还有一位中国老学者打听了我国几位国际交往多的国学学者,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有这么回事”,或者“这不会错罢”。
他又问了以宏扬儒学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答复倒很明确:“没有听说过。”
后来,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靠友人帮助,在图书馆彻底查了一下,结果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了一个议题为“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会议,参加者共有诺贝尔奖得主75人,但是会议并无什么最后宣言。从报道看,会上根本没有提过孔子。
大陆图书馆学者顾先生趁著到澳洲时,查阅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坎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 ,找到了“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文字的原始出处:“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结论:1、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无疑是优秀的科学家,但“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句话,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一家之言,不是所有科学家之言,也不是宣言。
2、这句话出自一片新闻报道,就现在所能检索的资料来看是孤证。真实性尚存疑。
3、马为民的“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的话,可信度高。
附1:李慎之的《诺贝尔与孔夫子》
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报刊上和中国学者的口头上常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一种说法,说的是前几年有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怀疑,因此打听了我国几位国际交往多的国学学者,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有这么回事”,或者“这不会错罢”。但是再一追问谁看到过原始文件,却又一个都没有。今年春夏间,趁在波士顿访问的机会,我又问了一下以宏扬儒学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他的答复倒很明确:“没有听说过。”我还是不放心,又请哈佛燕京学社的林同奇教授帮我到图书馆查了一下,几天以后答复来了,是1988年1月19-24日纽约时报几次连续报道的复印件:是有这么一个会议,由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的,参加者共有诺贝尔奖得主75人,会期4天,从1月18日到21日。议题也确实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但是会议并无什么最后宣言,只是有些人表示本来以为是被密特朗拉来为他竞选总统造声势的,但是几天讨论下来觉得还是有些意思云云。从报道看,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甚至连中国也没有人提起。
我本来以为事情已经完了,但是同奇兄是十分严谨的人,他说,提供这份资料的图书馆馆员,认为会议是在巴黎开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未必详尽权威,一定要找法文的《世界报》查对。但是我因为要回国已经等不及了。回国不久,《世界报》报道的复印件寄到,确实要详细得多,但是请懂法文的陈乐民同志一看,回音是仍然没有人提到过孔子。
“现在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孔子”,这话倒是有人说过的,但是他并不是洋人,而是我们中国的费(孝通)老。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一种心理,一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样商品好像只要得到洋人的夸奖或者起一个洋式的名字就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前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挂有雷锋的画像(也有说是树雕像的),把他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对此我曾问过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听说过。”(选自《读书》杂志1997年第1期)
附2、帕特里克·曼汉姆的报道全文如下:
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是上周(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参会者经过四天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在密特朗总统参加的最後一天的会议上,七十五名参会者(包括五十二名科学家)宣布了十六个结论,涉及爱滋病、保护环境、人的权利等各方面的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显然是崇尚知识的。他们的第六个结论是:「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权利和知识界之间的鸿沟应当缩小」。第七个结论是:「教育应当在所有国民预算中享有绝对的优先」。第十二个结论是:「应当鼓励促进医学进步的分子生物学」。
会议纪要是保密的。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的约翰·文博士(英国,一九八二年医学奖获得者)在会上发言,指责在制药研究中趋利行为所产生的局限;大会的第十一个结论是,各地的制药业应当在爱滋病的研究中携手合作。
文博士是这个问题的专家。此外,莫里斯.威尔金斯博士(英国,一九六二年生理学奖获得者)和约翰·波拉尼(加拿大,一九八六年化学奖获得者)的发言谈到了裁军问题。
在结论中,提到裁军的文字只有:它可以让资金更多地用於「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个有点老一套的声明可能源自亨利.季辛吉博士(美国,一九七三年和平奖获得者)的影响。季辛吉最近公开表示,欧洲如果在无核化中再走一步,就会意味著苏联的不战而胜。
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一九七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阿尔文博士一直致力於空间研究,他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战计画」的序曲。他觉得,各国的国防部应当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
在阿尔文博士之前发言的是剑桥大学的布赖恩.约瑟夫森博士(英国,一九七三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森博士说,他一直在推动他的讨论组考虑诸如「按手礼」之类非科学现象的能力。他说,物理学家们仍然不愿意接受他这方面观点。
最後,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约定,在两年以後再次聚会,也许还是由「埃利·维瑟尔人道基金会」赞助。维瑟尔先生(美国,一九八六年和平奖获得者)用他自己的一些诺贝尔奖金设立了基金会。如今,他的基金会已经成为一个诺贝尔基金会。
附3:马为民的《警戒自欺》
年初读到一条消息,说英国某大学聘请我国一位退休校长出任它的校长,令人心头为之一振,有的报纸还就此发表专文,豪情跃然纸上。后来从《南方周末》上得知,这个校长原来是个虚职,既无工资,又无办公室,只是一年到校一次颁发学位证书,是英国为向中国拓展其教育市场而采取的一项“前瞻之举”。显而易见,这个角色其实就是眼下颇为流行的“形象大使”,纯属商业操作,跟我们望文生义想象的我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并无多大关联。当然,中国学者为英国学校看重、选中,还是值得我们兴奋的,只是兴奋的程度须大打折扣。
由此想起一件往事。1997年初,李慎之先生在《读书》上发表一篇短文《诺贝尔和孔夫子》,说那几年某些报刊上有一种说法称,1988年初聚会巴黎的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李老怀疑此事的真实性,遂多方询问,访美期间还阅读了外报上的相关报道,可就是找不到诺贝尔们谈及孔夫子的字句。读后,我请人转告李老,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随后还就此在《读书》上发了篇短文。实际情况是,诺贝尔们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孔子。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开幕讲话中说,如今的学者借助先进的通讯手段可以身处异地而参加同一些讨论,“啊,要是设想一个有耶利米、毕达哥拉斯、老子和琐罗亚斯德——还不要漏掉释迦牟尼参加的讨论会,该多么有趣!”如此而已。可是,就这么简单的幽默话居然引出了一个“孔夫子救世界”的学界笑话。这类讹传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实在值得我们深刻反省。顺便提一句,人们一度津津乐道的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最后也证明是子虚乌有。
许多事情表明,我们过分爱听来自外界的动听话。回想过去驻外当记者的时候,每逢国内有什么突出的事情,就需要收集反应,予以“配合”。这本来是正常工作,而且批评性的反应起初也可以报,可是渐渐地,就只能报“正面”的了,“以正面报道为主”变成了只报道正面。所以遇到这类事情,就只好从当地舆论中择取正面言论,要是没有还得去挖掘,想方设法从受访者嘴里套出几句入耳的话来。话讲得越好听,见报就越快,处理得就越突出,据说是因为“好话来之不易”。实际上,读者一望便知,那大都是些打发人的客套话,而非心里话。可是,我们有些人硬是把客套当真情,把恭维当赞扬,认真地广泛地传播。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好象还未走出儿童期,周身透着孩稚气。
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某些传媒至今搞的还是“计划新闻”,“三年早知道”。定期上报报道计划,老早就规划什么“战役”,仍然像从前那样过分强调宣传,而很不重视新闻的客观性。在国际报道上精心筛选和粘贴外来的资讯,就是这种“计划新闻”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舶来”的空话套话恭维话应景话充斥着我们某些传媒的国际报道,而听来也许不大入耳却比较中肯的论评却少得可怜,批评性反应几近绝迹。以我划线、为我所用、把想当然当事实的现象仍不少见,从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满天下的人都在给我们唱赞歌,而且我们做什么,别的国家就会跟着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出“以德治国”,转眼之间,“以德治国已经成了世界性话题”(央视一台10月13日《新闻30分》)。我们反对邪教,别人也会纷纷出来反对邪教,某主流传媒甚至说“跟邪教斗争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完全是搞“世界革命”时代的过时作派。我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向“全世界人民”下达“任务”呢?在国家关系上,谁跟我们好,谁的国内就是光明一片;谁跟我们不好,它家里准是乱糟糟的。美国要跟我们过不去,报刊上立刻就会出来很多国家与之闹别扭,法国等欧洲国家向美国叫板(忘记了它们之间的结盟关系为何物),俄罗斯还在跟美国搞对抗(无视俄美关系同苏美关系的根本性不同),于是乎,美国顿时成了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们则是一呼百应,简直成了终极真理的持有者。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寥寥数语,字字见血,把某些人的心态描绘得维妙维肖。试闭目想一想,时至今日,我们是不是还有人在自欺中“满足着”、“堕落着”,且“日见其光荣”呢?
我们一再强调兼听则明,反对片面性,而在对外界反应的选用上却执意搞片面性,这很危险。陈云说过:“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宝成铁路修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陈云文选》(1956-1985)页34)话讲得多么好啊!也许有人会想,决策是领导者的事,问题只需他们知道就行了,普通百姓听到的应当是赞扬声,看到的应当是一片光明,从而受到鼓舞,好好干活。此言差矣。我们不是经常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几个大脑思考行吗?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人民不了解全面的资讯,怎么作主呢?
随着形势的变化,某些掩人耳目的做法越来越不灵了,是丢弃的时候了。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了解外界的渠道大大增多,许多人还亲眼见识过外界,不再那么轻信媒体的宣传了。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资讯共享的新时代,在互联网络空前强大的穿透力面前,再也不存在什么铜墙铁壁了。如果继续用筛选过的一面之词蒙人,非但行不通,而且十分有害。传媒生于可信,死于失信。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可信性同样关乎其存亡。你如果可信,遇到困难,老百姓会理解你,帮你分忧。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和泰国的老百姓甘愿捐出自己的金银细软,帮助国家渡难关,令人感动。相反,你如果不可信,老百姓就难免会有一种受骗的心理,到了危急关头,将如何反应,就难说了。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缺乏自信。由于一百多年来落后挨打,我们的自卑感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信心一度恢复,高扬,可惜我们没有把热情引向建设,却不停地折腾。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各国则在快速地发展。我们被别人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国将不国之际,邓小平领导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按照反映一国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人均产值排队,我们在世界至今还是很靠后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人均每天不足一美元为贫困的标准,我们的贫穷人口该还有多少呢?因此,面对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强势,无论我们嘴头上说得有多硬,底气总显不足。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每做一件事情,总要左顾右盼,察言观色,尤其要察西方之言,观西方之色。人家一旦称赞几句,自己心里才觉得有了底,脸上似乎特别有光,于是赶紧拿来,派上用场,借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说难听些,这还是一种殖民地心态。
我们应当有自信心,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我们有自信的理由。但是,万万不可贪图虚誉,贪图虚誉是要当“捧杀”的冤大头的。前些年,外界曾宣传“中国奇迹”,说再过多少多少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有些人听了乐滋滋的。可是不久就冒出个“中国威胁论”,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别人是在为制造“中国威胁论”做铺垫,为之造势。这应该算个教训。所以,对于外间的舆论,与其重视那些成心卖乖的恭维话,为吹捧所陶醉,倒不如多留心一点建设性的批评,使头脑清醒点,这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关键在于自己要心中有数,警戒自欺。“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全神贯注脚踏实地一件一件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归根到底,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是别人的溢美之词,而是自己的人民的真心拥护。 (选自《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1期)
『柒』 燕京大学现在还在吗
燕京大学现在已不在了,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1、燕京大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作为那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代表,一开始便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存在的33年间,这所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燕京大学的校址即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1921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1877年—1954年)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
(7)哈佛大学燕京教授扩展阅读:
1、燕京,指现在的北京。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及在一些古籍中、文学小说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
2、燕都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后在一些古籍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出版过一种北京文史的刊物,其名就叫《燕都》。
3、作为燕都的蓟城,也成为北京城的一段光辉的开端。至今在北京以燕、燕京命名的地名、人名、商号、商品品牌仍处处可见。
4、燕京大学初成立时设文理科,未分设学系。学制初为本科三年,预科二年。后改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初设文、自然科学、应用社会科学三学院,后改为三个学院,十八个学系。
『捌』 哈佛大学有中国老师吗
戈鲲化
当我们走进著名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时,会被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大照内片所惊讶。这是一容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鲲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玖』 曾是民国顶级水平的燕京大学,为何后来销声匿迹了
原因是因为被拆分了给其他高校,年,在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分拆给5所大学。其中,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就这样这所民国顶级水平的燕京大学,后来销声匿迹淡出人们的视野。
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一番努力下聚集了一批堪称大师级别的教学团队。其中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陈寅格、张东荪、费孝通、冰心、吴文藻等等都曾经在燕京大学任教。短短的10年发展,燕京大学成为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综合性大学,许多教育方法与课程设置还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模仿。可见当时的燕京大学有多强。1928年春天,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利用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的遗产基金,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两校同时招收研究生,共同培养。此时的燕京大学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发展迅速的一所名校之后怎么就销声匿迹了。
『拾』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接受联合培养博士生吗
你的抄概念不清楚,建议先去网络一下
国外没有博士点的说法,目前我们说的联合培养就是你已经在国内的大学读博士了,然后申请到国外的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一至两年),然后再回来继续完成博士学业,拿的是国内的学位,在国外学习只是作为一种经历
公派指的是你的钱是国家出的,有公派去读博士的(主要针对硕士或者本科毕业生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有公派去联合培养的,也有公派去做访问学者的
读博士的年限因不同地方不同学校不同导师都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美国最长,基本5年或以上,英国3年以上,跟公派没有关系
至于就业,跟你的能力、专业、学校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