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北京大學新生名單
1. 庄河歷屆考上清華北大名單
名單如下：
1990年董年波
1991年宋清濤、劉曉丹、丁偉
1992年田中華剛振寧、杜紹平
1993年趙令家、孫洪彪
1994年寇露霖、沈慧芳曲艷、於國棟、崔天強
1995年隋曉爽、李秩、趙劍英孟凡禹、孫景慧
1997年田艷妍、衣琳琳、付琳
1998年江天、孫玉芳王祝山
1999年於暢、宮繼成、孫亞東宋國正、景旭、張大鵬
2000年孫世兵王成、韓凱、陳悅軍、張陽王連傑管曉東、華正宇、李琳、韓冬冬石永峰
2001年鄭世龍、陳世洋、鄧岳、李奉龍宋清坤、管秀季王振天
2002年王小軍、曲佐良呂傳超、付斯特
2003年孟志超、鄂繼明、盧新璞、譚彬陳世洋
2004年姜冰、於航呂松、王前
2005年王帥國、徐小明
2006年韓光、隋晨姜玉雯、劉旭
2007年孫佳、白玉彤、王野(王國柱)關君
2008年宋成儒、劉傳
2009年鄒德鴻
2010年遲琳、王策
2011年殷實、楊雯、潘良坤
2012年楊朔白明哲
2. 需要一份2000年入學 2004年畢業 北京大學本科生名單 理學部 與 新聞與傳播學院 急用 如果提供繼續加分
「本科」英文為「undergraate」，而該詞意為「還未拿到學士學位或類似學位的大學生」，所以《教育學名詞》把它譯為「大學本科生」。
3. 北京大學第一期畢業生的名單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呀，再說那時的檔案能保存到現在？？要不問一下博物館的人吧。
4. 2004年北大在山西錄取考生名單
樓主你好 這個名單一般網上是不會公布的，只能找到錄取名單，因為教育部規定所有研究生院把錄取名單公示一個月的，但是2004年的話時間間隔太長了，估計研究生院網站也沒有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5.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錄取名單
北京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錄取名單如下
北京大學法學院（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成立於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為北京大學法律學系。北京大學法律學科發軔於1904年，在中國現代法學教育中歷史最為悠久。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大學法學院取得了飛速發展，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學科建設、推進國家法治建設等方面，始終走在全國法學院校的前列。
北京大學法學院擁有許多蜚聲中外的知名學者、跨世紀的中青年教學科研骨乾和新世紀人才，擁有經濟法學、法理學、憲法與行政法學、刑法學四個國家重點學科。同時，作為擁有國家法學一級重點學科的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在國際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法律史學、知識產權法學等諸多法學二級學科都有很強的教學和科研實力。憑借梯隊合理的法學精英師資團隊，北京大學法學院在教學和科研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為創建世界一流法學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北京大學法學院擁有一流的教學科研條件，教學行政大樓（凱原樓）、科研樓（陳明樓）、四合院（國雙庭院）及法柱廣場均位於燕園東北角，緊鄰風景秀麗的未名湖區，交通便利，環境優美。北京大學法學院在國際化方面不斷推進，已與近百所世界頂尖大學的法學院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並在歐美多個著名法學院設立聯合研究機構。
6. 從歷年考入清華北大學生名錄看祁陽教育
祁陽位於楚南，有1700多年的歷史，自宋代開始，通過科舉考取進士的人物在湖南居於前列，僅次於茶陵。祁陽歷來重視教育。恢復高考後，到2010年，祁陽考入清華北大的學生學生不下60人，祁陽一直盛產「學霸」，經過對30年來高考的歸納總結，我認為，祁陽學霸有以下特點：
一是人員數量多 。30年來，在祁陽本地考上清華北大的就有近60人，還有許多沒有統計上來的，以及在長沙等外地考取而沒有統計的。
二是分布范圍廣 。1995年以前，不僅每個學校都有「學霸」考取清華北大，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二個北大清華生。除一中占據絕對優勢外，二中、四中、三中，甚至七中都會產生考取清華北大的「學霸」。
三是時間不平衡 。1995年前，祁陽所有的高中都有機會出「學霸」，但從1996年開始，祁陽「學霸」已是祁陽一中一家獨大，其他學校能夠考取清華大學算是破天荒。特別是有些年份還會出現生源「斷層」，甚至幾年都沒有出現一個清華北大生。
之所以 出現上述現象，我想不乏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祁陽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 。自北宋以來，祁陽文化興盛，歷年考取進士甚多，人數達127人之多，僅次於茶陵，特別是兩宋時期，祁陽進士數量居湖南首位。
二是優質生源流失比較嚴重 祁陽位於楚南，有1700多年的歷史，自宋代開始，通過科舉考取進士的人物在湖南居於前列，僅次於茶陵。
三是受精英教育理念的影響 。隨著省城等地名校競爭的加劇，優質生源的不斷流失，祁陽也逐漸推行精英教育理念，將優質生源逐步集中到祁陽一中等名校。這樣就導致了每年考取清華北大的學生集中到祁陽一中。
總之，祁陽歷來受柳宗元思想文化的熏陶，加之湖湘文化和外地文化的融化，讓祁陽人素有「吃得苦、霸得蠻、敢為人先」的精神，這種精神推廣到學習上，就是敢為人先、不落人後的「學霸」精神。
附：1979--2010年祁陽考入北大清華學生名錄
時 間 姓 名 考取學校 畢業學校
1979年 宋力カ 清華 祁陽二中
1980年 陳 岩 北大 祁陽一中
桂長鋒 北 大 祁陽四中
1981年 鍾貽軍 北大 祁陽四中
蔣建國 北大 祁陽一中
1982年 郭小明 清大 祁陽一中
1983年 鄒 鈞 北大 祁陽四中
1984年 王承春 北大 祁陽一中
鄧 偉 清大 祁陽一中
鄧估滿 清大 陶鑄中學
1985年 文善雄 清華 祁陽一中
張來發 清大 祁陽四中
張湘舟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鄭雙名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柏 璐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胡足青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彭欣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顏立新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1986年 毛小榮 北大 祁陽一中
曹 斌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曾鼎新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1987年 李朝學 清大 祁陽一中
桂金龍 清華大學 陶鑄中學
曹 斌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廖欣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88年 方 奇 清大 祁陽二中
周凌濤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89年 樓雪梅 清華 祁陽一中
1990年 孫護軍 清華 祁陽一中
李江宇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鄭衛軍 北京大學 祁陽四中
1991年 周依鑫 北大 祁陽二中
1992年 段新平 清華 祁陽二中
曾慶林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93年 鄧旭東 清華 祁陽七中
彭剛軍 清華大學 陶鑄中學
1994年 何菊香 清華 祁陽四中
張振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李電生 清華大學 祁陽七中
奉飛飛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黃建軍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彭軼媛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1995年 劉軍山 清華 祁陽一中
陳國軍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鍾 勇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謝亞旭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1996年 鄧 勇 清華 祁陽一中
歐陽川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1997年 桂曉陽 清華 祁陽一中
1998年 江青雲 清華 祁陽一中
2000年 李海翔 清華 祁陽一中
蔣方華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蔣大偉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2001年 陳 晗 清華 曙日中學
費穎恆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2002年 於靚環 清華 祁陽一中
2004年 桂 穎 清華 祁陽二中
2010年 雷金鋒 清華 祁陽一中
。近二十年來，由於名校競爭的加劇，長沙等教育發達地區到各地區爭奪優質生源，導致祁陽許多「望子成龍」的家長，自小就把成績好的孩子送到長沙等地名校進行深造，以致不少祁陽學生在外地考取清華北大，而本地考取的逐漸減少。
三是受精英教育理念的影響。隨著省城等地名校競爭的加劇，優質生源的不斷流失，祁陽也逐漸推行精英教育理念，將優質生源逐步集中到祁陽一中等名校。這樣就導致了每年考取清華北大的學生集中到祁陽一中。
總之，祁陽歷來受柳宗元思想文化的熏陶，加之湖湘文化和外地文化的融化，讓祁陽人素有「吃得苦、霸得蠻、敢為人先」的精神，這種精神推廣到學習上，就是敢為人先、不落人後的「學霸」精神。
附：1979--2010年祁陽考入北大清華學生名錄
時 間 姓 名 考取學校 畢業學校
1979年 宋力カ 清華 祁陽二中
1980年 陳 岩 北大 祁陽一中
桂長鋒 北 大 祁陽四中
1981年 鍾貽軍 北大 祁陽四中
蔣建國 北大 祁陽一中
1982年 郭小明 清大 祁陽一中
1983年 鄒 鈞 北大 祁陽四中
1984年 王承春 北大 祁陽一中
鄧 偉 清大 祁陽一中
鄧估滿 清大 陶鑄中學
1985年 文善雄 清華 祁陽一中 張來發 清大 祁陽四中
張湘舟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鄭雙名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柏 璐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胡足青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彭欣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顏立新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1986年 毛小榮 北大 祁陽一中
曹 斌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曾鼎新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1987年 李朝學 清大 祁陽一中
桂金龍 清華大學 陶鑄中學
曹 斌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廖欣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88年 方 奇 清大 祁陽二中
周凌濤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89年 樓雪梅 清華 祁陽一中
1990年 孫護軍 清華 祁陽一中
李江宇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鄭衛軍 北京大學 祁陽四中
1991年 周依鑫 北大 祁陽二中
1992年 段新平 清華 祁陽二中
曾慶林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1993年 鄧旭東 清華 祁陽七中
彭剛軍 清華大學 陶鑄中學
1994年 何菊香 清華 祁陽四中
張振榮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李電生 清華大學 祁陽七中
奉飛飛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黃建軍 北京大學 祁陽二中
彭軼媛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1995年 劉軍山 清華 祁陽一中
陳國軍 清華大學 祁陽四中
鍾 勇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謝亞旭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1996年 鄧 勇 清華 祁陽一中
歐陽川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1997年 桂曉陽 清華 祁陽一中
1998年 江青雲 清華 祁陽一中
2000年 李海翔 清華 祁陽一中
蔣方華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蔣大偉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2001年 陳 晗 清華 曙日中學
費穎恆 北京大學 祁陽一中
2002年 於靚環 清華 祁陽一中
2004年 桂 穎 清華 祁陽二中
2010年 雷金鋒 清華 祁陽一中
唐子涵 清華大學 祁陽一中
7. 00後北京大學有多少人
截止2022年12月11日340名。
根據北京大學官網資料顯示，北京大學迎來了340名00後新生。
北京大學，簡稱北大，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
8. 沈峻的疑點補正
沈崇案雖然廣為社會關注，但對此反應最強烈的還是學生，有的報紙甚至稱「只有大學生起來抗議」 。這或許與報章強調沈崇的學生身份，特別是北大學生的身份，有直接關系。學生罷課最直接的理由之一，即沈崇是所有學生當中的一員，而在校學生認為和沈崇同是苦難的一群，為了爭取做人的最低權利，學生們就要拿出一切的力量來。學生讀書的安全感受到空前威脅，所以就要以行動來表示心中的憤恨。 胡素珊對此評論到：「它看來與1946年發生的大多數事件沒有差異，唯一不同之處是，沈崇不是那種常捲入此類與美國水兵有關事件的姑娘，她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當時也有人戲謔地稱，「假如碰著的不是女學生，而是妓女，即使還是這一套，人們會笑妓女自討苦吃，學生也可以覺得和自己姊妹無關」。
然而，多數研究者對於沈崇的北大學生身份並未進行過詳細考察，一般只是簡單地採信經歷者的回憶和報刊。在當時，有關沈崇身份的說法也同樣虛實相間、真假難辨。這一方面因為沈崇案確有特殊性，被害本人及其家屬不願公開身份；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有人企圖混淆視聽不無關系(上述《中央日報》即為一例)。沈崇是否為北大學生一節並未完全證實，確有進行考察的必要。
考察沈崇北大學生的身份，最簡易的辦法當是核檢校方當年填具的學生名冊。1948年12月，為了紀念建校50周年，北大校方出版部出版了由該校「五十周年籌備委員會」編寫的《國立北京大學歷屆同學錄》。 該名冊收錄了京師大學堂以來北京大學歷屆學生的名單，沈姓同學共86人，然而其中卻並無「沈崇」。根據該名冊前言所載，「這本同學錄只編到1946年度為止」， 1947在校同學另有在校同學名錄，不在此編之內」。沈崇案剛發生兩年左右的時間，校方似不會遺忘這個學生。「沈崇」如果是北大的學生卻沒有被收入該同學錄的原因，只能是因為沈崇1947年時仍然在校。
1946年12月底，北大在校學生一共4288人，其中包括「退役青年軍」及西南聯大、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等處分發之學生，另外也包括1946年新招考的學生。 然而，筆者遍查當時北大有關記錄在校學生學籍及其變動的名冊，卻沒能發現其中有名為「沈崇」的在校生。由此推斷，沈崇似應為1946年度的「新學生」。另據沈崇在法庭上所稱，她「十一月二十四日來平方二十四天」，其來北平目的是因為「在平入學」。因而，只有一種可能，即沈崇是北大的新生。
然而，根據北京大學檔案館收藏的《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學錄取新生名單（全份）》（卷宗號MC194612 （2））記錄，1946年北大錄取的「新生」中卻並無名為「沈崇」的學生。在另一份《國立北京大學民國二十五年度學生名冊》（卷宗號MC194611（1））中，卻又赫然存有沈崇的記錄，即「學生姓名：沈崇。學生類別：先修班」，而目這份名冊中只有一個名為「沈崇」的學生。另外在《國立北京大學二十五年度第一學期先修班學生名冊》（卷宗號M C 194612 （4））及1946年度先修班錄取名單中，也都能查到沈崇的名字，而目其中也只有一個名為「沈崇」的學生。
明明寫有「全份」字樣的「新生名單」中卻沒有沈崇這個「新學生」，如果沈崇不是1946年度「新生」，為什麼又是該年度的「學生」？難道這與沈崇記錄中的「先修班」字樣有關？北大「先修班」的學生是否擁有北大學籍？
在《國立北京大學民國二十五年度學生名冊》中，校方將當時在校學生一共分為「正式生」、「試讀生」、「借讀生」、「旁聽生」、「特別生」五類。值得注意的是，「先修班」的學生同「研究生」及一至六年級學生一樣，屬於學生的一個級別，而目計入「正式生」類別單，即「先修班」學生擁有正式北大學籍。因此可以得出，作為先修班學生的沈崇確是北京大學正式的學生。既然作為先修班學生的沈崇是北大的正式學生，那為什麼在《二十五年度北京大學錄取新生名單（全份）》中，卻沒有先修班「新生」沈崇的名字？
先修班的學生擁有北大正式的學籍，但是他們卻屬於特別的一類，起碼在稱謂上他們並不被稱為「新生」。1946年11月18日的《燕京新聞》有一則報道稱，「據北大教務處統計，二十五年度該校原有學生人數為四千名」，「此四千名學生中，包括一十種不同之來源，除聯大、臨大、新生及先修班外，尚有教部分發之復員青年、蒙藏生、台灣生、僑讀生等，惟為數不多」。 細心者當能發現，此文中並未將先修班學生計入「新生」中。另外，在《國立北京大學二十五年度各類學生人數表》中，校方也將「錄取新生」與「先修班」分為兩類。可見，「先修班」的學生確被校方另外對待。
先修班學生成為正式「新生」，需要通過嚴格的甄別試驗（即選拔考試）。1946年11月25日，舉行第一次先修班學生甄別試驗，其中合格的學生才能成為一年級試讀生。 也只有成為「試讀生」以後，才可算是正式的「新生」。這一甄別試驗相當嚴格，通過這一關成為試讀生也比較困難。當時，一名先修班學生欲升入政治系，成為一年級的試讀生，竟然需要掌轄五省二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親自向校長胡適說情。 先修班學生升為試讀生的不易由此可見。由於甄別試驗過於困難，先修班的學生還因此清求降低甄別標准，結果遭到校方的拒絕。除此之外，學校對於先修班學生與其他學生的態度也略有不同。9月28日，校方在公布先修班錄取名單時，曾稱「以上錄取各生於十一月五日至十五日攜帶證件至平津各本校分別報到，因故不能到校者一律不得保留學籍」。但是對於「正式生」與「試讀生」，校方卻承諾「凡在上列期間（即11月5日至15日)不能到校者得函請保留學籍一年」
如果嚴格按照對先修班學生報到的上述規定，沈崇到達北平的日期無論是12月1日，還是12月20日，她都不能再擁有北大的學籍，也就是說她不能夠成為北大學生。但從先修班的名冊上可見，沈崇雖未按規定的時間報到，校方卻仍然接受其入學。這背後的原因顯然與國共沖突日益加劇、南北交通受阻有關。北大原定10月10日開學，新錄取學生11月5日至15日報到，但是截至11月12日全校4000多學生中才有2726名注冊，只佔總數的一半稍多。「由於交通困難」，所以「各地學生多未能如期到校」。 截至12月16日，距校方規定的新生報到日期己經推遲一個月了，卻仍有719名學生尚未注冊，其中先修班就有253人。 故校方在拒絕降低甄別試驗標准清求的同時，「決議先修班甄別試驗，挨上海北來末批學生到後補行一次」只實際上等於對未報到的學生「網開一面」，不僅承認其學籍，而目還為他們提供一次甄別試驗的機會。因此，沈崇報到時間的遲延並未影響到其擁有北大正式的學籍。
至此，我們可以確信北京大學1946年度有且只有一位名為「沈崇」的學生。1946年12月28日，北平市政府在致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司令官照會中，也曾提到受害人自稱名為沈崇，「現在北京大學讀書」。但也正是在這一天，報紙上刊登了陳雪屏「該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學生」的言論。按說，擔任先修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陳雪屏，不會在案發多日之後還查不出這個受害者是否出自北大先修班。後來他雖然矢日否認自己曾說過「該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學生」的話，但也未承認沈崇就是北大的學生。因此，為了進一步確定沈崇就是北大的學生，我們還需進一步考察，以使該問題最終解決。
1946年12月30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在致北平市政府電中，曾有「（駐）平美軍強奸北大女生案尚待迅速妥善解決」之語。 即外交部此時己獲悉受害人是來自北大的學生。因此，翌日外交部長王世傑才會直接致電胡適詢問:「姦汙中國女生案究競真相如何？有無強姦情形？盼即密示」 。1947年1月2日，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也致電胡適：「此次平市美兵姦汙女生事，本部極關注，究競當時實情如何，該女家庭有何意見表示，以及近來學生情緒如何，凡此種種，亟待明了，以備參考。務清以最迅速方法，妥為調查明確」。此外，王世傑在1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去歲十一月二十四日晚，美兵在平強奸北大女生沈崇」，「朱騮先（即朱家驊）復不肯以教育部長資格作任何糾正之表示。予乃商由行政院發表一通令糾正之」。 王世傑、朱家驊致電胡適以及王世傑日記都己經說明，國民黨外交部與教育部承認沈崇案中的「沈崇」就是北大學生「沈崇」。
至於北大方面，1947年1月6日，胡適在北大第28次行政會議上，「報告美兵強污女生事件」 ，另外還請燕樹棠、趙鳳喈、李士彤等六位教授組成法律顧問委員會，負責為該案搜集法律證據。9日，土世傑又致電胡適，探詢胡適是否准備為沈崇案出庭作證，並稱「美方刻正羞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17日，沈崇案開庭審判，胡適親自出席旁聽。3月30日，北大校方在向擔任法律代理人的趙鳳喈、李士彤一人贈送禮物時的附函（發文字型大小203號）中稱：「本校女生東單事件，蒙先生惠然擔任法律代理人，本校甚表感謝」。後來所贈禮物又「泰諭改送皮鞋」，並且由辦事人員「買較好之自來水筆兩只，贈送為本校女生被污事件之法理代理人趙鳳喈、李士彤兩先生。」
由以上種種事實可以斷言，沈崇案中的「沈崇」就是北大先修班的學生「沈崇」。 沈崇案發生後，國民黨與美國方面都懷疑沈崇與中共有關系，北大校內甚至出現了一個名為「情報網」的壁報，說沈崇是「從延安派來的女同志」，「逗引美兵製造事件」。多年後仍有人稱，沈崇案完全是一宗政治陰謀，而美軍士兵強奸北大女生則根本是「莫須有」。沈崇真的是中共人員嗎?她為什麼會被懷疑與中共有關?
根據北大校方的記載，沈崇系「上海女子中學畢業」。如果沈崇在上海即為「中共人員」或積極分子，上海女子中學或可提供一些線索。上海女子中學從抗戰時期開始建立中共黨組織，抗戰結束以後黨員卻大量減少，尤其在1946年「六一二」反內戰運動之後，校方開除和勒令退學的學生達30餘人，該校的中共地下黨員幾乎全部被開除。在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名單當中未提及沈崇其人 。沈崇案發生後，按說沈崇原來就讀的學校反響應該較強烈，然而上海女子中學卻並未有所表示。與此相反，「沈崇的妹妹」所就讀的中西女中反響卻較為強烈。 如果沈崇在上海即為中共人員或積極分子，上海女中的中共地下黨應該在沈崇案發生之後有所反應，校友受污可以很容易發動該校的學生運動，中西女中的地下黨僅利用「沈崇的妹妹」就讀於自己的學校就發動了學生的抗議。上海女中並未因此而掀起抗議活動，或許與沈崇在該校時並不為該校的中共地下黨所知有關，也或可說明沈崇並非中共人員或積極分子。另外，如沈崇在上海即為中共人員，按中共黨組織的嚴密性，其到達北平之後應該與當地的中共黨組織接洽組織關系，但是目前並未見到相關資料。誠如嚴耕望先生所言，「尋找歷史真像，下斷語時，肯定的斷語比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縱然只有一條，有時也可以下肯定的斷語。」但是否定的斷語卻並不容易得出，「無記錄絕不等於無其事」。 以上所述雖可以開闊我們考察問題的思路，但是卻還不能因此斷言沈崇與中共無關。要判斷沈崇是否中共人員，還需通過其他渠道求得解決。
左雙文判斷沈崇並不是中共人員的根據是:當時在《益世報》工作的地下黨員劉時平在案發後並不知道沈崇其人，任北大女同學會主席的中共黨員劉俊英亦是如此，沈崇案只是當時大量類似案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沈崇在保留犯罪證據方面毫無經驗，中共北平學委認為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左雙文的研究對於重新認識沈崇身份有著直接的幫助，尤其是後兩項的解釋較為有力。
但是內中也有紕漏，如他在判斷劉時平、劉俊英對於沈崇案並不知情一節，所依據的史料是余滌清《中國革命史冊上的光輝一頁》一文。在利用這一史料時，左雙文卻並未強調該文所提及的當時北平地下黨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在北大校內就有南系和北系兩個地下黨系統。如果劉時平、劉俊英同屬一個系統，二人事前不知沈崇此人並不等於整個北平地下黨都對此不知情。因此這條史料能說明的問題很是有限。另外，類似沈崇案的案件大量存在，也不能完全排除沈崇與中共有關，左雙文採用的這一邏輯推理能說明的問題同樣也很有限。
盡管如此，左雙文提及的論證沈崇案為偶然事件的角度，對於解決沈崇案的發生與中共關系的問題確為有力。沈崇案的發生是在12月24日，然而中共北平地下黨直到26日始有反應，此時外界報紙早己將此事刊登出來。12月31日及翌年的1月5日，中共中央就響應北平學生運動一事曾兩次指示各地加緊行動，要求他們「務使此運動向孤立美蔣及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之途展開」，「熱烈支援前線爭取戰爭勝利」。隨後，又在發出的指示中批評到，「在這次北平學生示威遊行中，據聞核心組織的意見開始時落後於群眾」。這己經能夠說明，中共事先並不知道沈崇案的發生。此外，中共北平學委在事後總結中也提到，「當時某些地方黨（如平、滬）對群眾的情緒了解不詳，形勢估計不夠，對這一運動的政治意義認識不足，精神上無准備」。「這種情況下，黨是會倉促應變，縮手縮腳，落後群眾一步」。同時還明確地強調「沈崇事件之發生」、「有其偶然性在，偶然性必伴生自發性」。 這更加明確地說明了沈崇案的發生絕非有意而為。
同時，認真考察案發前後的細節也不難發現，沈崇案發生的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因校方所規定之文理一科課程有所不滿」，正處於罷課當中。 沈崇未赴學校，雖與沈崇沒有住宿在學校有關，同時也與這次罷課有關，而去平安電影院看電影更是偶然而為之。從12月18日開始，《民族至上》這部電影在平安電影院放己經映了7天，而A每天都是放映三場 。如果不是因為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的罷課，沈崇恐也沒有時間去看這部己經放映了7天、21場的電影，畢竟當時先修班的甄別試驗很快就要來臨了。同時，沒有參加校內先修班的罷課活動而去電影院，或許也能說明沈崇對於學生運動並不熱心。
沈崇既然並非中共人員，緣何屢被懷疑與中共有關？首先，這和抗戰結束以後校園政治中的黨派色彩不斷增加有關。1946年10月10日，胡適在北大復員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上強調，「希望學校沒有黨派」，「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並要求「學生要將學校當作學校，學校將學生當作學生」。然而，此時國共政治對立己經滲透到了象牙塔內的小環境。1946年，國民黨黨員通訊局在北平區成立，該通訊局成立後還專門設立了「學運組」，在全市47個大專院校及中學成立了中心組或小組。國民黨通訊局還有「中統學運組」的特務組織在各校活動。時任北平行營卞任的
李宗仁回憶稱，「國共兩黨此時在北平各大學中都有職業學生從中活動」，「國民黨的學生甚至身懷手槍，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揚威」。與此同時，中共組織系統也有南北兩系在北大存在，而且原屬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的「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盟」）也在校內參與學生運動的組織與領導。
在國共兩黨都有政治活動的校園內，許多青年學生都被「裹入黨的漩渦」，黨派色彩甚為明顯。然而一旦有對國民黨政府不利的活動發生，校內外往往會有人首先想到這可能與中共的「煽動」有關。因此，傅斯年在《漫談辦學》一文中不無所指地談到：「這些年來，學校紀律盪然，不知多少青年為斯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只要是學生政治性的風潮便一定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某處廣播一下，談要求美軍撤退，過了幾天，學生便要求美軍撤退，請問這是「為誰辛苦為誰忙？」，同時，國民黨教育部在國共對立不斷強化的時候，還不時指示校方對中共加以提防、對學生活動予以防範，或草木皆兵、或捕風捉影，其間虛實難辨。1945年9月，國民黨教育部委派陳雪屏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主任，將日偽時期各院校的肄業學生予以收容訓練，並加以甄審。其間，國民黨教育部在發給北大的一封電報中，要求校方密切注意中共在大學內的活動，並提及「平市各大學己由共黨派人潛入活動，以大量金錢收買平津各大學學生，每人每月供給法幣壹萬元」。還稱中共「在平市出版報章
雜志有廿余種之多」，要求校方務必防範。1946年8月16日，復員之中的北大又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代電，電文稱「據密報，平津區蘇僑協助中共並煽動工潮、學潮，仰注意防範」要求校方對中共提防的絲弦一再綳緊。12月14日，也就是在沈崇案發生前不久，教育部又轉發內政部的「安四字第四一六零號報告」，內稱「奸匪代表團董必武近正計劃以大量金錢收買我方裁撤之頭腦清楚、有活動能力之黨員一百人，並選具最優良者二十人到我各機關要求工作，以作各項活動」。此外還稱「奸匪近選派青年貌美女工作員二百七十人由哈爾濱陸續派遣潛伏我各軍師各省市，內有充任諜報，有充任職員者。總機關設哈爾濱南崗，負責人萬方范，其通訊方法除用無線電外，並用人員往返傳遞」。 這些電文難以考證其來源到底如何，但卻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文中所提及的「奸匪近選派青年貌美女工作員二百七十人」之語，與「情報網」稱沈崇為「延安派來的女同志」的宣傳，幾乎是如出一轍。無論究競是屬於何種情況，都可以看出國共政治對立之具體形態。沈崇被懷疑為中共人員，正是在國共對立如此激烈的形勢下，國民黨一方對中共政治活動過於敏感所致。
9. 北京大學名單
北京大學共有67所名單列表：
15、北京建築大學
16、北京石油化工學院
17、北京電子科技學院
18、中國農業大學
19、北京農學院
20、北京林業大學
21、北京協和醫學院
22、首都醫科大學
23、北京中醫葯大學
24、北京師范大學
25、首都師范大學
26、首都體育學院
27、北京外國語大學
28、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29、北京語言大學
30、中國傳媒大學
31、中央財經大學
3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33、北京物資學院
34、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35、中國消防救援學院
36、外交學院
37、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38、國際關系學院
39、北京體育大學
40、中央音樂學院
41、中國音樂學院
42、中央美術學院
43、中央戲劇學院
44、中國戲曲學院
45、北京電影學院
46、北京舞蹈學院
47、中央民族大學
48、中國政法大學
49、華北電力大學
50、中華女子學院
51、北京信息科技大學
52、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53、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54、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55、北京聯合大學
56、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57、首鋼工學院
58、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59、北京警察學院
60、中國科學院大學
6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62、北京城市學院
63、首都師范大學科德學院
64、北京工商大學嘉華學院
65、北京郵電大學世紀學院
66、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67、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瑞酒店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