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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歷史系民國史教授

發布時間: 2022-11-22 05:49:02

❶ 羅新的北京大學教授

羅新,男,1963年生,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
1989年-199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92年-199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十六國時期中國北方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陽地區中學(今襄樊市四中)讀高中;
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本科,獲學士學位;
1985-1986年,在武漢工學院(今武漢科技大學)任教;
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誌辦公室工作;
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獲博士學位;
1995年-- 在北京大學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2月。
2 《北大館藏<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辨偽》,《文獻》,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
3 《從依傍漢室到自立門戶---劉氏漢趙歷史的兩個階段》,《原學》,第五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7月。
4 《從蕭曹為相看所謂漢承秦制》,《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
5 《五燕政權下的華北士族》,《國學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8月。
6 《十六國北朝時期的樂浪王氏》,《韓國學論文集》,新華出版社,1997年9月。
7 《枋頭、灄頭兩集團的凝成與前秦、後秦的建立》,《原學》,第六輯,1998年5月。
8 《墨山國之路》,《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
9 《陳敏「七弟頑冗」考》,《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10 《關注高聳天外的昆侖山——評新譯〈西域考古圖記〉》(書評),《光明日報》,1999年5月21日。
11 《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獲》,《文物》,1999年第5期。(與王素、宋少華合寫)
12 《走馬樓吳簡整理工作的新進展》,《北大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
13 《吐谷渾與昆侖玉》,《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14 《吳簡中的「督軍糧都尉」簡》,《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元散曲所見祆教資料》,《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6 《跋北齊可朱渾孝裕墓誌》,《北大史學》第8輯,北大出版社,2001年。
17 《走馬樓吳簡中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年第10期。
18 《踏訪東巡碑》,《文史知識》,2002年第6期。
19 《五回道》,《文史知識》,2002年第7期。
20 《仇池行》,《文史知識》,2002年第11期。
21 《北朝墓誌叢札(一)》,《北大史學》第9輯,北大出版社,2003年。
22 《說〈文館詞林〉魏收〈征南將軍和安碑銘〉》,《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話說飛狐道》,《文史知識》,2004年第4期。
24 《監池司馬簡及相關問題》,《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5 《吳簡所見之督郵制度》;《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26 《新見北齊豐洛墓誌考釋》,《北朝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年7月。
27 《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8 《北魏直勤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9 《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30 《走訪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識》2005年第1期。
31 《陳留公主》,《讀書》2005年第2期。
32 《可汗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33 《回鶻牙帳城掠影》,《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
34 《應重視草原社會及其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中國民族報》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東巡碑》,《北大史學》第11輯,2005年8月。
36 《契丹古城青草長》,《文史知識》2005年第10期。
37 《跋北魏鄭平城妻李暉儀墓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
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文史》2005年第4期。
39 《吳簡中的「作部工師」問題》,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40 《北齊韓長鸞之家世》,《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41 《匈奴單於號研究》,《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2期。
42 《閑說呂無黨》,《書城》2006年第1期。
43 《北魏太武帝的鮮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44 《再說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45 《也說吳平斛》,《吳簡研究》第二輯,崇文書局,2006年9月。
46 《另一個敕勒川》,《歷史學家茶座》第5輯(2006)。
47 《論拓跋鮮卑之得名》,《歷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8 《匈奴:故事還是歷史》,《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6年第12期。
49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2007年1月),50-73頁。
50 《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73-97頁。
51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魏元則、元宥墓誌疏解》,《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頁。
52 《雪中的游思》,《歷史學家茶座》第7輯(2007年第1期),88-94頁。
53 《始建國二年詔書冊與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單於》,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頁。
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吳簡研討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長沙呉簡研究會(編)《長沙呉簡研究報告》第3集,東京:2007年,103-108頁。
55 《試論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頁。
56 《跋前秦梁阿廣墓誌》,《出土文獻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殺人石猜想》,《中華文化畫報》2008年第1期,第120-127頁。
58 《新出墓誌與現代學術倫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
59 《橫笛莫吹行路難》,《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
60 《斯德本與中國藝術史》,《書城》2008年第4期。
61 《論闕特勤之「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第192-202頁。
62 《橫絕大漠心飛揚》,《歷史學家茶座》2008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頁。
63 《高昌文書中的柔然政治名號》,《吐魯番學研究》,2008年第1期。
64 《松下憲一《北魏胡族體制論》評介》,《北大史學》,第13輯。
65 《跋北魏辛鳳麟妻胡顯明、辛祥及妻李慶容墓誌》,《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
66 《「真吏」新解》,《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第121-131頁。
67 《從民族的起源研究轉向族群的認同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8-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頁。
68 《高句麗兄系官職的內亞淵源》,《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的性質》,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年。
69 《王化與山險》,《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
70 《吉木薩爾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銘的調查與思考》,《西域文史》第3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5月。
71 《為你跋山涉海》,《書城》2009年第10期。
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綉發願文》,《文史》2009年第4期。
73 《北魏申洪之墓誌補釋》,中國文物研究所主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
74 《北魏道武帝的鮮卑語本名》,《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頁。
75 《2010年9月訪烏茲別克散記》,《傳承》2010年第3期(總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頁。
76 《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大觀》2011年第1卷(總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頁。
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號(總第74期),第40-51頁。
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111-117.
79.《北魏皇室制名漢化考》(日文),《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11年9月,第247-258頁。
80.《說北魏孝文帝之賜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頁。
81.《北魏太武帝東巡碑的新發現》(與李泉匯合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頁。
82.《一曲風高奏古宮——讀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中華讀書報》2011年6月22日第9版。
83.《蒙古國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誌》,載台灣政治大學編《中原與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與葉煒合著)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
《殺人石猜想》,中華書局,2010年5月。
《歷史的高原游牧》,中華書局,2011年1月。 《吳簡研究》第三輯(羅新、宋少華主編),中華書局,2011年6月。
《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與王素合作)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叄】,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與王素合作) 鈴木宏節《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論》,《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期。
主持選、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中華書局,2006年10月。 我年輕時,某個趕寫博士論文的冬夜,在FM97.4里聽了朱哲琴的《黃孩子》,那種空曠蕭索的孤獨感和無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寫不下去卻不得不寫的絕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許多藍色目光。……在黃人的家庭里,有許多黑色目光。」歌詞把白人藍眼與黃人黑眼相比對,傾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個時候,在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個黃孩子。」和唱歌時的朱哲琴一樣,我聽歌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自己是「黃種人」。那首唱遍中國的《龍的傳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我們被教育去認知並認同自己的黃種人屬性,被教育承認自己的皮膚是黃色的,盡管肉眼看我們的皮膚一點也不黃,除非是生了某種特殊的病。
這許多年間,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記《九陰真經》那樣,我們逐漸把一團又一團的教育漿糊從腦子里清除出去。種族思維邏輯下的眾多概念已經不再流行了,我們知道了人種分類是偽科學,也明白了人類體質特徵的差異其實是幾萬年來生存於地球不同環境所發生的適應性變化而已。在西方學術著作與公眾媒體上已很難找到「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這樣對東亞的標簽了。不幸的是,這些標簽及其代表的種族思維在兩百多年來種族思維的受害地區如中國,卻還遠遠沒有成為陳跡。即使在中國近年所出的考古報告中,我們依然很容易讀到骨骼分析的專章,其中常常有人種方面的數據與推測,特別是邊疆古代人骨的種族分析,諸如有多少屬於歐羅巴人種,有多少屬於蒙古人種,等等。等而下之的,還有對古代族群骨骼的細致分類,全然不顧古代族群的根本屬性其實是政治單元而不是血緣集合。毫無疑問,對於種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識教育中的空白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種族思維的上佳教材,這就是奇邁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為黃種人: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書著力於再現西方社會對東亞人群進行描述和理解的觀念史變遷,考察了「黃種人」觀念的起源,人種分類理論中「黃色蒙古人種」在西方科學界的定型,以及這一學說如何傳播至東方並為東方社會廣泛接受的知識過程,是一部有關種族思維有趣卻沉重的社會文化史。
不難理解的是,「黃色人種」的本意是指皮膚為黃色的人種。可是,奇邁可此書一個令人吃驚的發現卻是,把東亞人的膚色歸類為黃色,並非經驗觀察的結果,而完全是一種近代科學的新發明。十八世紀中期之前的各類西人旅行報告中,對東亞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膚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欖色等,絕少認為東亞人在膚色上與歐洲人迥然有別。包括旅行家、商人和傳教士在內的觀察者注意到,東亞不同地區的人群體質特徵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比如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來膚色要暗一些,但這種差別與歐洲各國間的差異一樣,只是深淺之別。這才是經驗觀察的記錄。那時常常被西方觀察者歸類為「黃皮膚」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紀被納入「白人」范圍的印度人。
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客觀描述,還帶著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籠統地說(當然只是就奇邁可所要論述的方向而言),西方傳統中白色代表著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著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著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當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被認為與西方一樣是文明社會的時候,西方旅行者看東方人的膚色是白的,一點也不黃。但隨著西歐工業革命的發展,古老的東方社會越來越顯得落後、停滯與衰退,東方人的膚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為白色的資格。奇邁可調查了這種轉變,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觀察者稱東亞人的膚色近似白色但並不是白色,到底是什麼顏色呢?棕色、橄欖色、灰白色、鉛色,等等,總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過,幾乎還沒有人以單純的黃來描述東亞人的膚色,因為黃色的確並不是一個可以在東亞用肉眼憑經驗觀察到的膚色。白色被歐洲人壟斷之後,如何描述東亞人,似乎在相當長時間和相當廣的范圍內,難以達成一致。這個問題的解決,要等歐洲中心主義繼續成長,超越經驗觀察,由近代動植物分類學、人類學和進化論主導,才最終實現了東亞人膚色由白向黃的歷史性跳躍。
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人種分類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種族思維取代了古典的經驗描述,自然體系中的人類在科學上得以分門別類。人種分類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學者是瑞典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為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都是那時已廣為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說法,只有亞洲人的膚色他用了一個並不明確的拉丁詞fuscus,通常可以理解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譯本中,這個詞被譯為德語的gelblich「微黃」。奇邁可認為,這是亞洲人種的膚色從各種可選擇的顏色最終走向「黃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邁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該書第十版時,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為luris,而這個詞可以譯為黃、淡黃、蠟黃、蒼白、死一般的顏色,等等。奇邁可強調,林奈並非簡單地要在白與黑兩極之間尋找一個合適的過渡色,他其實是在找一個暗示病態和不健康的詞來指稱亞洲人,因為林奈說過,植物呈現luris顏色就意味著悲傷和可疑。
十八世紀後期,所謂的科學種族論(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發展來自於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這位號稱體質人類學之父的德國科學家不滿意林奈等人以大洲為單位和以膚色為標准區分人種的做法,轉而採用體質特徵特別是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為五個種群,分別命名為高加索人種、衣索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他發明的人種名稱中,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種族思維正在被拋棄的今天,它們仍頑強地頻頻出現在各種科學與通俗文字里。盡管布魯門巴哈認為膚色的分類不精確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專注於頭骨分析,但他還是把流行的膚色分類與他的頭骨分類相結合,從而出現了白色高加索人種、黑色衣索比亞人種、紅色美洲人種、黑褐色馬來人種和黃色蒙古人種的五大人種分類法。在奇邁可看來,正是由於蒙古名稱為學界所廣泛接受,與該人種相聯系的黃色也就穩定下來,一枝獨秀,成為所有各備選顏色中最終的勝出者。從此,東亞人種就具有了蒙古體質與黃色皮膚的雙重標簽。
1795年是科學種族論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布魯門巴哈創造了「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等全新概念。之後的數十年間,盡管仍有人對如何更好地描述東方人的膚色存有爭議,東亞人的「蒙古人種」屬性則已普遍視為定論。布魯門巴哈為什麼採用蒙古來命名東亞人種呢?奇邁可分析,這並不是一個隨意的、方便的選擇,也不是因為蒙古人頭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據說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種人的理由),而是因為蒙古人是歷史上最令西方驚恐的東方人,這個名稱足以喚起西方對於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歷史記憶。布魯門巴哈反復提示蒙古與韃靼的區別,他把韃靼之名給予突厥人,認為包括韃靼在內的中亞以及中東、南亞和北非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屬於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則專指東亞人。
布魯門巴哈創立的體質人類學立即把人種研究當作該學科的全部內容,迅速把科學種族論推向極致。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紅種人、黑褐色人種和黃色人種,如同處在黑夜與白天之間、文明與野蠻之間、完美與惡賤之間的過渡。人種之間的體質差異,不僅僅是生理性差異,還反映了道德與智力的差異。解剖學所證實的高加索人種較大的腦容量決定了白種人的智力優越於其他人種,而且淺膚色和高眉骨也與他們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關系;蒙古人種特有的淺黃膚色和內眥贅皮,與他們生性中的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而衣索比亞人種的深膚色、低眉骨與厚嘴唇,則表明他們仍然接近於猿類。既然人的道德與智力差異取決於生理差異,那麼,不僅人種之間,而且各人種的亞種之間的差異,也會指向血統的優劣之別,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優越得多,而對白人純潔性和高貴性威脅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猶太人和吉卜賽人。這就進一步推動科學種族論走上更荒謬、也更邪惡的不歸路。
奇邁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膚色上,特別是所謂蒙古人種的膚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體質人類學家以科學研究的嚴謹和細致,百折不撓地投身於測定膚色的科學事業,他們設計各種方法,發明各種儀器,積累和分析有色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膚色屬性的詳實數據。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種的黃皮膚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果肉眼難以看到,那是因為黃色隱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學測量、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才能還原黃色的真相。依據進化論理論,在人類進化的兩極之間,即完美階段高加索人與原始階段非洲黑人之間,黃皮膚的蒙古人種代表了進化過程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東亞雖然有過較高級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時候卻停滯僵化,以致遠遠落後於西方。有些東亞人看上去不僅不黃,而且似乎比許多歐洲人更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為東亞歷史上有過歐洲血統的混入。
奇邁可專辟一章講種族思維在醫學中的發展,圍繞三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來說明十九世紀科學種族論的深刻影響。第一個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種分類的生理學描述,蒙古人種眼睛細長且小,有明顯內眥贅皮(又稱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蓋下眼皮。醫生發現部分歐洲人兒童期也會出現眼內眥贅皮,在進化論的視野下,這種現象恰恰成為白種人進化程度高於黃種人的證據。第二個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這種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種良性的先天胎記,普遍出現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膚色素較深、歐洲人皮膚色素較淺,均不易察覺,故於東亞人群中最為常見,最初被認為僅見於東亞,因而被西方醫學界命名為「蒙古斑」。一種科學解釋把這種胎記看成人類進化中脫落了的尾巴的遺痕,而這種遺痕不見於白人,同樣說明白人的進化程度是最高的。對於部分歐洲嬰兒中也存在的這類胎記,有些學者解釋與中世紀蒙古人的入侵有關,這種解釋又被用來佐證人類混種的危害。第三個就是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生John L. Down發現並命名的「蒙古人病」。這種現已改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綜合征」,是染色體變異造成的遺傳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歐洲人中發現,因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臉部較寬,眼睛小而上挑,與人們理解中的蒙古人種的面部特徵頗為相似,發現者遂稱之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麼會呈現蒙古人的面容特徵呢?符合進化論的解釋是,智障疾病就是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種衰退的結果,就是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所以會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這個荒誕的病理理論,如果蒙古人種也發生智障衰退,患者就應該呈現黑人的面部特徵。後來在白人以外、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各人群中都發現了這類病患,舊的病理解釋也早已拋棄,這個有著強烈病態特徵的「蒙古病」名稱卻被醫學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
正如有些醫學機構所批評的,至遲從科學種族論興起以來,以種族為根據的病理分析已經成為某種本能反應,把種族、族群這類假定以血緣依據劃分邊界的社會單元,與某些病患的發生機理和流行范圍聯系起來。這種做法直到目前還頗有市場,盡管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醫學雜志已開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種族作為解釋變數。我們舉一個在中國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關於腳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種族或族群解釋。腳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國有許多種解釋,其中很多都從種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說這是蒙古人種的特徵,也有人解釋這是漢族的特徵,還有人認為這是滿族的特徵。最浪漫的解釋把這種疾病現象與明代洪洞縣的移民傳說聯系在一起,說具此特徵者都是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的後裔。這種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僅僅與營養缺陷或身體脫水有關,從種族角度尋求病理解釋只能是緣木求魚。
每個文化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種族思維傳統,但只有西方的科學種族論帶有科學的光環,並作為近代西方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入非西方世界。奇邁可考察了黃色蒙古人種觀念在中國和日本被接受的過程,發現中國人接受此一觀念更加主動,因為黃色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沒有什麼負面意義(表色情涵義的「黃色」一詞是後來從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轉化而來的),諸如黃帝、黃河等專名的傳統以及黃色的尊貴地位等因素,使中國人接受黃色人種歸類並無困難,需要剔除的僅僅是西方人附加於白色與黃色的種種價值褒貶。而日本傳統中黃色並無這種積極用例,因此接受過程較為曲折。奇邁可還發現,中國人最早接受這一觀念並積極推廣鼓吹的,是那些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而對於日本的崛起,中國反西方的社會行動如義和團,西方的反應之一就是「黃禍論(yellow peril)」的出現。黃禍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中國和日本的,但歷史依據卻是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顧歷史上中國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點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種與黃色人種這兩個標簽結合起來,才可能推動「黃禍論」的流行。
從1972年Richard Lewontin發表那篇人類基因多樣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來,以「種族(race)」這一類的標簽把人類劃分為不同集團與亞集團的傳統分類法,開始越來越失去其生物學的依據。研究者相信,人類基因多樣性主要存在於個體之間,比較而言,地域與族群間的差異反倒無關緊要,而且在種族與種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根本不可能描畫出有科學依據的分界線。最近有關基因與種族、基因與族群關系的研究顯示,現代人類基因多樣性的現狀,是人類在約十萬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後,晚至五六萬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類基因在個體之間、集團之間歷經長久的反復交換的結果,這個過程就是「網狀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謂種族,則是更晚的「社會-文化建構」(socio-cultural construct)。這種「社會-文化建構」的本質,則是政治性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分子中,即使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種族認同。正如歌里反復唱著「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只是,蒙古人種、黃色人種、黃皮膚這樣的觀念與詞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上,在西方科學論著中,卻基本銷聲匿跡了。這不僅是出於所謂「政治正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脫胎換骨,拋棄種族思維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奇邁可這本《變成黃種人》對中國知識界具有很高的科普價值。只有深入了解種族思維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們才能知道種族觀念、人種分類知識是多麼的荒謬和危險。

❷ 北京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叫什麼

高毅,博士,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兼黨委書記,學術委員會副主席;專治歐美近現代史、法國史,法國革命史國際委員會常委。

❸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

中古史研究中心現有專職研究人員、資料人員共12人,其中,副教授5人,博士生導師6人。全部都在55歲以下,其中51-55歲者3人,46-50歲者4人,36-45歲者5人;具有碩士學位者碩士6人,博士學位者4人。
張希清 李孝聰 閻步克 王小甫 榮新江 鄧小南
薄小瑩 陳蘇鎮 劉浦江 臧鍵 羅新 吳榮曾: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宗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天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徐 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張 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郭潤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丁一川: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葛曉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邦維: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齊東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
韓茂莉: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黃寬重: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王 素:國家文物局文物所研究員;
辛德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李開元:日本岡山就實女子大學教授;
劉後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❹ 北大歷史系最牛教授

北大歷史系最厲害的教授有趙冬梅等人。趙冬梅籍貫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修宋史,為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2012年、2013年,分別登上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

(4)北京大學歷史系民國史教授擴展閱讀

北大歷史系最厲害的教授有趙冬梅等人。趙冬梅籍貫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修宋史,為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2012年、2013年,分別登上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

❺ 田余慶的人物簡介

田余慶,男,歷史學家,湖南省湘陰縣人。1924年2月11日生於陝西省南鄭縣(今漢中市),北京大學史學系1950年畢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已退休 。
先後於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政治系(昆明)肄業,
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北京大學講師、教授、歷史系主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兼任國務院學術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與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大網路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1985~1986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講學。專於中國古代史,對魏晉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
田余慶先生早年從事中華民國史、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曾與金毓黻合編《太平天國史料》,並參加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後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側重秦漢史與魏晉南北朝史,參加編著的大學教科書《中國史綱要》(翦伯贊主編)獲國家教委特等獎。他擔任碩士生、博士生導師,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術人才。
2014年12月25日,北京大學歷史系發布訃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田余慶於12月25日凌晨6時09分去世,享年90歲。12月26日,北大歷史系將設靈堂供師生追思,田余慶先生的告別儀式於12月27日上午10點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

❻ 孫思白的介紹

孫思白(1913~2002)著名歷史學家,民國史研究專家。山東歷城人。原名孫興詩,化名孫放,筆名勞蓀、葉是一等。1934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次年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平津淪陷後,回山東參加抗戰。先後在第六專區、第十軍團工作。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❼ 上百家講壇的歷史教授教師都有那些

鮑鵬山: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王曉秋: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外關系史研究所所長
高日暉:文學博士 大連大學副教授
胡金兆:中國民主同盟成員 北京市文聯退休編審
喻大華: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
王樹增:國家一級作家 大校軍銜
段懷清:浙江大學副教授
王新陸:山東中醫葯大學校長,教授、全國著名中醫內科專家
周汝昌:著名紅學家 古典文學研究家
莫礪鋒: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邱紫華: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蒙 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康 爾:南京大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主任。
周文順:鄭州大學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喬 良: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少將,中國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望朝:現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政法委研究室副主任,作家
陳毅明:現任廈門市華僑歷史學會常務副會長
李 蕾:河南省林州市市委、市政府接待辦公室副主任
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趙英健:河北遵化市清東陵文物管理處副主任
孟憲實: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國學院副教授
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於 丹: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隋麗娟:哈爾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立群: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徐放鳴:現任徐州師范大學美學教授
梁小民: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
易中天: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孫丹林:錦州市楹聯學會會長 ,渤海大學特聘教授
高有鵬: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李昌集:現為徐州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康 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趙 林:哲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
韓秀雲: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葛劍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劉揚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曾國平:重慶大學貿易及法律學院院長
葉廣芩: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方爾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紀連海:北師大二附中高級教師
李敬一: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趙世民:中央音樂學院教師
淳 子:上海東方電台談話節目主持人,女作家
金正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知名禮儀與公共關系專家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
姚淦銘:古代文獻研究所所長
劉心武:當代作家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馬 駿:法學博士
戴錦華:北京大學教授
張少泉: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周思源:現任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
馬瑞芳:山東大學教授,學者,作家
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馬未都:收藏專家,觀復博物館館長
曾仕強:胡雪岩研究會副會長、台灣師范大學教授
姜安: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
傅佩榮: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張 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三部主任、副研究員
孫 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梅錚錚: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研究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員
王啟濤:西南民族大學教授
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
袁騰飛: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歷史教研員、北京市高級教師
趙曉嵐:文學博士後,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詞學研究會常務理事
江英:教授,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正師職, 大校軍銜
酈波:南京師范大學博士後、副教授

❽ 王奇生的介紹

王奇生,湖南湘鄉人,1963年11月,先後就讀於武漢大學(本科、碩士)、華中師范大學(博士),1988年7月至1993年6月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任職,1993年7月至1997年10月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任講師、副教授,兼副所長。1997年11月至1999年1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博士後研究,1999年底博士後出站後留近代史所工作,2004年至2008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8年調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現代留學史、中國現代政黨史、中華民國史、二十世紀中國革命。

❾ 章百家的介紹

章百家, 1948年1月15日生,男,漢族,祖籍浙江三門,中共黨員,研究員。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繫世界史專業,獲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民國史專業,獲碩士學位。

❿ 求問國內頂尖的明史教授專家及其所在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毛佩琦
中國美術學院國際教育學院院長、明史專家任道斌
著名歷史學專家、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南炳文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明史專家方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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