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年代山東大學物理教授的情況

Ⅰ 山東大學的歷史沿革

山東大學是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著名綜合性大學，是國家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之一。其前身是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在濟南創辦的官立山東大學堂。建校以來，山東大學隨著社會的變革，由晚清王朝、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個歷史階段。期間曾幾度更名，有過停辦、重建、合校、搬遷的多次變革，曾在不同時期匯納過各類大學，也曾分出過十多所高等院校。

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同時調蓬萊知縣李於鍇進行籌備。是年10月《折稿》獲准，在濟南濼源書院正式創辦了官立山東大學堂。周學熙任管理總辦（校長）。第一批招收學生300人，分專齋、正齋、備齋、分齋督課。聘請中西教習50餘人，後增至110多人，美國人赫士為總教習。課程設置除經史子集外，還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外國語等20多門。學制初為三年，後改為四年。
1903年師范館從山東大學堂分出成立，成為獨立的師范院校，亦是今山東師范大學的前身。 1904年，學校遷入濟南桿石橋新址，改為山東高等學堂。
1911年又改稱山東高等學校。方燕年、陳恩燾、蕭應椿、陳慶和、周學淵、魏業銳、陳恩畲、李豫同、李聯璧、范之傑、黃國恩、丁維椽等先後出任校長。
1911年4月17日，齊魯大學醫學院正式成立。
1912年國民政府實行全國設立大學區，各區中心城市設大學，各省設專門學校的體制，山東隸屬中心城市北京，按章大學堂應予裁撤，因為等候正科兩班結業，至1914年停辦。師生分別轉入法政、工業、農業、商業、礦業、醫學六個專門學校，校長丁維椽繼任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校舍由法政專門學校使用。山東大學堂在建校14年中，共培養畢業生770人，選送去歐美和日本留學的59人。其中徐鏡心、張伯言等人在日本參加同盟會，被孫中山先生委任為山東同盟會負責人。山東大學堂是山東省第一所官辦的高等學校，也是山東大學歷史的起點。
1906年在濟南皇華館設立法政學堂，翌年再設法律學堂，時稱第一、第二法政學堂。1913年合並為山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07年，山東巡撫楊士驤、吳廷斌又在濟南東關全福庄設立山東高等農業學堂，以南郊千佛山、馬鞍山北麓五千畝土地作為學堂的林場，1913年易名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1912年，留日學生葉春墀請准在濟南南關設立商業學校，隨後定名山東公立商業專門學校。1912年，青州府高密中等工業學堂和濟南工業學堂合並，後又並入山東第一中學，於第二年在一中尚志堂校舍成立山東公立工業專門學校。1915年，山東省設醫學講習所，1916年改名為山東省立醫學學校，校址在濟南北園白鶴庄，1920年正式命名山東公立醫學專門學校。1920年，又將礦業傳習所擴建為山東公立礦業專門學校，校址設在濟南東關。上述六個專門學校課程均為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教師多為歐美和日本留學生，學制一般為三年，醫學四年，十餘年共畢業學生4000餘人。在山東大學的發展歷史上，這六所專門學校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1923年，齊魯大學醫科開始招收男生。
1924年8月私立青島大學正式創立，高恩洪自任校長。設工科和商科，學制四年，學生修業期滿考試及格者授予學士學位。學生除中國外還有南洋華僑和朝鮮學生。革命活動家羅榮桓、彭明晶等系該校學生。校董事會聘請學界名流梁啟超、蔡元培、張伯苓、黃炎培等人為名譽董事。選用德國人在青島建造的俾斯麥兵營作校址。1925年直奉戰爭再起，直系軍閥失敗，高恩洪下野，學校瀕於倒閉，校董會公推山東省議長宋傳典接任校長，勉強維持。1928年北伐軍進抵山東後，奉系敗逃，學校經費逐漸斷絕停辦，學生按大學結業處理。 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根據山東省教育廳的報告，下令在省立山東大學的基礎上籌建國立山東大學。並由何思源、魏宗晉、陳雪南、趙畸、王近信、彭百川、楊亮功、楊振聲、杜光塤、傅斯年、孫學悟等11人組成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著手籌備工作。在籌備過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將國立山東大學設在青島，取得教育部長蔣夢麟的同意。1929年6月， 國立山東大學籌備委員會奉令改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除接收省立山東大學外，並將私立青島大學校產收用，籌備國立青島大學。
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任命楊振聲為校長，9月21日，舉行開學典禮，國立青島大學正式成立。學校初設文、理、教育三個學院，分為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物學系、教育行政系和鄉村教育系八個系。1932年9月，教育學院停辦，學生大部分轉入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同時增設工、農兩學院。工學院設土木工程學系和機械工程學系。農學院設於濟南，設研究、推廣兩部。不久，又將文、理兩學院合並為文理學院。學校設校務會議，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組成，負責議決一切重大事項。校長楊振聲思想進步，富有遠見，效法北京大學「兼容並包」、「科學民主」的辦學方針，廣聘專家學者，如聞一多、黃敬思、黃際遇、任之恭、傅鷹、沈從文、梁實秋、聞宥、游國恩、曾省、湯騰漢等著名學者均在校任教。 1932年行政院議決，將國立青島大學改為國立山東大學，任命趙太侔（趙畸）接任校長。趙太侔原為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贊同楊振聲的辦學方針。接任後增聘老舍、洪深、張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專家學者，師資陣營更為整齊，同時撙節行政費用，添購圖書、儀器，先後建成科學館、工學館、體育館、化學館、水力實驗室及實習工廠等，改善了辦學條件。此時期由於外部環境相對穩定，校內人才薈萃，名流雲集，師生勤奮教學、成就蜚然，成為學界仰重的國內知名高等學府。國立山東大學實行「學年學分制」，學制四年，學生畢業授學士學位。學校先後創辦有學術刊物《科學叢刊》、《文史叢刊》、《勵學》、《刁斗》等。
1932年8月，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正式成立。校址設在濟南市趵突泉前街，佔地212.84公畝，房舍564間，學制5年（後改為4年），課程設置按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專科學校規程》開設課程。在學校側壁設附屬醫院。
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11月國立山東大學由青島遷往安徽安慶，不久再遷四川萬縣。圖書、儀器、案卷分批運出，損失嚴重。1938年春學校在萬縣復課，不久教育部下令「暫行停辦」。師生分別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圖書、儀器、機械分別暫交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保管使用。
1944年中共華中局決定，在華中黨校基礎上，創辦華中建設大學。校址設於蘇皖邊區的旰眙縣新埔，由華中局宣傳部長彭康兼任校長。設民政、財政、文藝三系和一個高幹班。
1944年10月16日，經軍部批准建立新四軍軍醫學校，江上峰（炳炎）任校長，宮乃泉（新四軍衛生部副部長）兼任副校長。
1945年5月4日，華中建設大學正式開學。8月份，首屆學生結業，學校遷清江市。1946年初，校長彭康率領部分幹部教師和學員北上並入臨沂山東大學，華中建設大學校長由李亞農繼任，解放區知名人士賀希明、張勁夫、張茜、夏征農、戴白韜、阿英、孫冶方、范長江、車載、朱維基、黎冰鴻、黃源、陶官雲等在校工作和執教。學校擬辦成一所正規大學，設工、農、文、醫、師范、社會科學等六個學院和預科。 1945年8月，山東抗日人民政府在解放區首府臨沂，創辦了山東大學（為了區別國立山東大學，稱臨沂山東大學），由李澄之、田佩之任正副校長。設預科部，招收知識青年，進行思想政治教育。1946年初，華中建設大學校長彭康，率領該校師生400餘人北上，並入臨沂山東大學。師資力量得到充實，學校規模有所擴大，設立政治、經濟、教育、文藝四系，轉入以專業為主的學習，解放區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何封、薛暮橋、李仲融、王淑明、孫克定、劉力行、胡考、宋日昌、尚鉞、宋之的等在校執教。
1946年春，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國立山東大學在青島復校，趙太侔再任校長。復校後設文、理、工、農、醫五個學院，計有中國文學、歷史學、外國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礦物學、土木工程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學、農藝學、園藝學、水產水15個系，醫學院不設系，並附設一個大學先修班和高級護士學校。各學院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其中工學院五年，醫學院六年，實行分學制和必修制、選修制。1946年10月25日舉行開學典禮。知名學者王統照、陸侃如、馮沅君、黃孝紓、丁山、趙紀彬、楊向奎、蕭滌非、丁西林、楊肇、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貽誠、王恆守、李先正、劉遵憲、朱樹屏、嚴效復、楊宗翰、鄭成坤、李士偉、沈福彭等應聘來校執教。1949年6月2日青島解放，王哲、羅竹風、高劍秋率領軍管小組進校，對學校進行接管整頓。
1948年夏，中共華東局決定，以原臨沂山東大學渤海地區的部分留守人員為基礎，並集中原來的一些教師，會同華中建設大學的部分幹部教師，在濰縣組建成立華東大學，同年9月4日開學。韋愨任校長，張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長。濟南解放後，於11月遷入濟南。遷濟後成立文學、社會科學、教育三個學院和一個研究部。另設附屬中學。1949年5月，韋愨調任上海市副市長，彭康接任校長，學校向正規化大學過渡。11月，教育學院劃出，後成為山東師范大學。原華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田佩之、華東大學教務長余修分別擔任第一、二任院長附屬中學交濟南市領導，改為實驗中學。
1948年8月18日，山東省立醫學專科學校改名為山東省立醫學院。院長由省立醫院院長王寶楹擔任。濟南解放後由軍管會接管，11月與華東白求恩醫學院合並，定名為華東白求恩醫學院。
1949年7月到10月，由華東交通專科學校、華東交專徐州分校、華東高級工業學校、山東省人民政府生產部工業學校、生產部青島高級工業學校、華東財辦工礦部濟南工業學校全部系科師資設備等經過調整集中，組建成立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山東省第一所工科高等院校——山東省立工業專科學校。
1947年1月，根據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指示，為紀念白求恩同志，軍醫學校改名為華東白求恩醫學院，由宮乃泉副部長兼任院長。隨部隊在山東各地戰斗，1948年9月，學校遷入濟南，駐經五路緯九路處，11月與山東省立醫學院合並。
1950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學校調整為政治、文學、史地、藝術、俄文五系，轉入正規化的業務學習。1950年冬奉命遷青島，1951年在青島與山東大學合校。華中建設大學、臨沂山東大學和華東大學，都是短期訓練班式的政治大學，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為國家培養了近一萬名幹部，為革命戰爭和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1年03月，山東大學和華東大學合校，仍命名為山東大學。華崗任校長兼校黨委書記，童第周、陸侃如為副校長、設文、理、工、農、醫五個學院，分中國文學、歷史學、外國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礦物學、水產學、土木工程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學、農藝學、園藝學、病蟲害學、政治學、藝術學18個系。其中政治和藝術為兩個直屬系。學校積極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推進教學改革，大力開展科學研究。1951年創辦《文史哲》雜志和《山東大學學報》，開辟了科學園地，促進了學術爭鳴。從此山東大學又進入了學術繁榮的新階段。
1951年6月13日，山東省立工業專科學校升格並更名為山東工學院。
1952年夏，進行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山東大學根據中央教委部關於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方案，調整的院系有：（一）政治系，遷至濟南，組成山東政治學校（今中共山東省委黨校）。（二）藝術系戲劇組，遷至上海，與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合並，組建成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今上海戲劇學院）。（三）藝術系音樂、美術兩組，遷至無錫，與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合並，組建成華東藝術專科學校（今南京藝術學院）。（四）工學院和土木系，和原山東工學院的土木、紡織系合並，組建成青島工學院，後又遷至武漢與有關系科合並，成立武漢測繪學院（今武漢大學測繪學院）。（五）工學院的機械、電機兩系，遷至濟南，調入原山東工學院，組建成新的山東工學院。（六）農學院的農藝、園藝、植物病蟲害學三系，遷至濟南，與原山東農學院合並，組建成新的山東農學院（今山東農業大學）。（七）醫學院1956年獨立，擴建為青島醫學院。（八）理學院的地礦系遷至長春，與有關院校系科合並，組建成長春地質學院。（九）1954年教育部擬改變高等學校的布局，指令由山東大學負責，在鄭州籌建一所新的大學，由山東大學支援師資，即現今的鄭州大學。（十）在遷校濟南時，留在青島的系科，獨立建立山東海洋學院（今中國海洋大學）。
1952年9月，經華東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委員會決定，撤銷齊魯大學，其醫學院與原山東醫學院合並，成立新的山東醫學院，校址設在原齊魯大學校址。
山東大學在院系調整中，分出的系科和其他院校組建了十所高等院校，取消了院一級組織，留有中文、歷史、外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水產八個系，增設海洋學系，建立文學歷史和海洋物理兩個研究所，成為教育部直屬的以文、理為主的綜合大學。中文、歷史兩專業開始招收研究生，還接收朝鮮、越南、蘇聯等國的留學生，學校的影響擴及國外。1955年華崗受誣陷去職，稍後童第周調中國科學院工作。1956年7月山東省副省長晁哲甫出任校長兼黨委書記。1957年外文系師生進入上海外國語學院，外文系撤銷。1958年夏晁哲甫奉調回省，國務院任命成仿吾為校長兼校黨委書記。
1958年7月，山東大學歸由山東省領導，同年10月奉命遷校濟南。文科的中文、歷史兩系和理科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四系搬遷濟南，海洋、水產和正籌建的地礦三系留在青島。這期間根據科學發展和國家建設事業的需要，於1959年秋恢復了外文系，1960年重設政治系，建成原子能系和電子系，學校由遷濟時的6個系10個專業，增至政治、中文、歷史、外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原子能（後學生並入復旦大學，該系撤銷）、電子10個系。建立了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美國文學、中國古代史、微分方程（控制論）、磁學、晶體、微生物九個校屬研究室。有八個專業接受培養研究生。設有三個專業業余大學，六個專業函授班，並招收函授研究生，在校業余和函授生達到4000人。同時，恢復了外國留學生培養工作。學校遷濟後，從1959年開始興建新校舍，到1966年「文革」前七年，共建成文史、化學兩棟教學校，6棟學生宿舍樓，三個食堂，13棟教工宿舍樓和部分輔助用房，總面積五萬平方米。全校九個系分住兩地，校部機關和外文、物理、電子、生物四系仍住原處，稱老校；政治、中文、歷史、數學、化學五系遷新校舍，稱新校。1961年學校復歸教育部領導，學校在文史見長的優勢中，向社會科學領域開拓；在理科的揚長避短中，突出數學、磁學、晶體、微生物的六十年代新特色，為學校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66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6月殃及山東大學校園，全校機構隨之癱瘓。1967年後，校內山頭林立，學校的一派組織奪權後，把校名改為「魯迅大學」，直到1970年才又恢復了山東大學校名。1970年夏，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將山東大學一分為三：政治、中文、外文、歷史四系南遷曲阜，與曲阜師范學院合並，時稱為山東大學；生物學系遷奉泰安，並入山東農學院；校部機關和數學、物理、電子、化學、光學（新建）五系留在濟南，成立山東科學技術大學。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病中得悉這一情況，立即簽署恢復山東大學原建制的指示，1974年初山東大學恢復原建制，山東科學技術大學即行撤銷。
1978年底，國務院決定對山東醫學院實行由衛生部和山東省雙重領導，並以衛生部為主的新的領導體制。
1983年9月19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同意山東工學院改名為山東工業大學。
1985年5月，衛生部決定山東醫學院更名為山東醫科大學。
1997年，山東大學進入「211工程」建設序列。
2000年7月，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合並組建新的山東大學。
2001年2月，進入「985工程」序列。
2015年10月，山東大學被確定為第一批「地方立法研究服務基地」，與煙台大學、山東政法學院等5所高等院校接受了授牌儀式。

Ⅱ 山東大學彭實戈班如何

山東大學彭實戈班不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教學建設：擁有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4個，博士學位授權二級學科1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51個，本科招生專業93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42個，涵蓋除軍事學以外的所有學科門類。

有18個學科的學術影響力和貢獻能力進入ESI世界排名前1%，5個學科進入ESI前1‰，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餘所學校簽署了校際合作協議。

師資力量：專任教師4530人，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含雙聘）19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40人、青年項目入選者12人；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53人、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37人；「萬人計劃」領軍人才27人、青年拔尖人才12人。

質量工程：截至2016年8月底，山大近屆國家級教學成果獲獎數為18個，省級教學成果獲獎數為140個；國家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為4個；國家級工程實踐教育中心5個；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26個，省級品牌特色專業38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7個。

山東大學特色：

特別是經過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在青島辦學時期的輝煌與發展，奠定了「文史見長」的學術特色，出現了一批在國內外享譽甚高的人文學者，以及像《文史哲》這樣備受關注的學術陣地。2015年8月，學校成功舉辦了有「史學奧林匹克」之稱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

這是大會成立115年來首次走進亞非拉國家，創造了大會舉辦以來在注冊參會國家數量、發展中國家歷史學家參會人數和青年學者參會人數等多方面最高紀錄。

三校合並以來，新發展的金融數學、晶體材料、凝聚態物理、膠體界面化學、微生物、機械、材料學、心腦血管功能修復、新葯製造、中國古典哲學等學科均達到國內一流水平，有些方向和領域已處在世界水平。

以上內容參考：山大-簡介

Ⅲ 山大歷史系八大教授的詳細資料

你可能說的是50年代初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八馬同槽」 吧。

這8位歷史教授：楊向奎、趙儷生、陳同燮、黃雲眉、鄭鶴聲、童書業、張維華、王仲犖。其中，趙儷生、陳同燮、黃雲眉、張維華、鄭鶴聲是1950年後，進入山東大學的。現在，8位著名教授，歷史學家都已經逝世。
「八馬同槽」，是山大歷史系在青島的一個鼎盛時期，但僅僅局限於50年代初期，50年代中期開始，各種運動攪亂了山東大學。

楊向奎，是青島解放後，新成立的21人校務委員會成員之一，8人中，就他1人進入委員會。1950年3月，山大決定：文學系和歷史系合並組成文史系，楊任系主任。文史系裡分為文、史兩個組。1951年3月，楊正式就任山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1952年6月，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56年6月調北京工作，離開青島。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清史研究室主任，是位歷史學的大家，一代宗師。
楊向奎在青島時，曾任著名刊物《文史哲》的主編。這本刊物1951年5月1日在青島創刊，創刊當年的夏天，陳毅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說：「山東大學創辦《文史哲》是開風氣之先，繼續辦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國各大學的重視。」1954年，刊物受到領袖的青睞。
當年在《文史哲》上開展了《紅樓夢》研究的討論。
楊向奎對《紅樓夢》下了工夫，特別是對寧、榮二府的來源，對豐潤和遼東兩個曹氏族譜和宗譜的研究，有很大成果。這可能和楊向奎是豐潤人有關。
1954年，《文史哲》發表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的文章，領袖發表了他的那篇文章，引發了全國文藝界的一些大事。
對於《文史哲》的創刊，不知道為什麼，《青島市志.大事記》中，沒有記載。
那本1954年在青島編輯出版的《文史哲》，青島文史界是否有研究文章呢？

這8名教授中，我最感興趣的是趙儷生，這位「信仰馬克思的自由主義者」。他有跌宕傳奇的一生。
趙教授山東人，原名趙甡，取自《詩.大雅》「甡甡之鹿」。在原籍景德鎮小學畢業後，上世紀20年代隨母親到青島，生活困難，住在西鎮貧民院。在多人的幫助下，到鐵路中學上了6年學。1932年就在《膠濟日報》發表過作品。我不清楚20至40年代西鎮的貧民院中，是否還出過其他的教授，或者是其他的什麼「家」。
他的自傳中有「一二.九的五次遊行，我全參加了，而且掌過門旗；我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過清華文學會的主席」等等。
我是從他的自傳，才記住「12.9運動」共遊行5次。
也就在「12.9運動」中，蔣南翔動員他參加組織，他考慮一番，表示想當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原話好象是「做一個馬爾托夫式的孟什維克」。
他1950年回到青島，到山大任教。
1955年華崗出了問題，又趕上肅反還沒結束，趙儷生被揪了出來，批鬥一番。好在問題得到改正，夏征農來青島，到山大宣布給他平反。但57年的「反右」中，他又倒霉了。
夏征農現在健在，104歲。和趙儷生都曾經是「左聯」成員。前幾年北京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青島某人的爺爺，不知道真假。這是位老資格，可能是現在唯一健在的「五四運動」參加者，僅有的兩位健在的「南昌起義」參加者（另一位肖克）。他和山東及青島的許多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956年6月，楊向奎調動工作離開青島，由黃雲眉接任山大歷史系主任。
他是一位靠自學成才的學者、教授。

童書業是學究式的教授，和黃雲眉一樣，都是浙江人。青島解放後的1949年下半年，經楊向奎介紹，他從上海來到青島。他的記憶力驚人，過目不忘。在青島，一次華崗作報告，討論時對華崗講話中的細節發生爭論，於是請童教授評判，他把報告背了出來。當時醫學院的人沒去聽報告，由童書業去傳達。他不僅完整的復述一遍，就是華崗講話時咳嗽的地方，他也咳一聲。
這位老教授在青島時，多次挨整。
趙儷生曾回憶童書業，大概意思：1948年時，童參加過顧祝同的一次會議，國軍的人員說，打共產黨，一夜可以消滅千把。童回來後曾向一些人說過。經過多人傳播，成為童書業一夜打死過上千共產黨員。他的檔案里就有這樣的揭發材料。所以，50年代中期，他成為山大歷史系三大「反革命」之一。
還有一段：60年代初台灣當局要反攻大陸，叫運動整怕了的童知道後非常緊張。他找到黨支部書記說，國民黨來了肯定要我帶領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敢不帶他們去。現在我就跟你約定好，到時候我就使勁咳嗽，聽到咳嗽聲，你馬上躲起來。
文革中，童教授的一大罪狀，和台灣當局反攻大陸聯繫上了。
以上對童書業的描述，是否有演繹的成分？我就不清楚了。

張維華，山東人，是個有氣節，敢說實話的教授，1952年到青島。
50年代中期，他也是山大歷史系的三大「反革命」之一，而且位於3人之首。

先發到此，有時間再繼續發。

Ⅳ 山東大學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有那些

山東大學設有中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生命科學與技術六個國家人才培養基地。多年來，基地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一大批優秀後備人才，逐步成為我校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標桿和教學改革的窗口。為了發揚傳統、弘揚學術，更好地激勵廣大師生向傑出人物學習，不斷推進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工作， 6個國家基地均以學界泰斗命名。學校為基地班學生制定個性化的培養方案，實行導師制，採用國際化課程、國際化教師、國際化教材，營造國際化氛圍，為培養基礎扎實、創新能力強的精英人才創造條件。基地班60-80%的優秀學生可以獲得推薦免試研究生資格。
聞一多班：中國語言文學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聞一多，文學家、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曾在國立山東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文學系擔任教授，並在20世紀30年代出任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該班探索培養中文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潘承洞班：數學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潘承洞，著名數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原山東大學校長。潘承洞先生專長於解析數論的研究，尤以對歌德巴赫猜想的卓越研究成就為中外數學家所贊譽。該班探索培養數學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王淦昌班：物理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王淦昌，著名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淦昌先生被譽為「中國核武器之父」、「中國原子彈之父」，1934年至1936年期間於山東大學物理系任教。該班探索培養物理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鄧從豪班：化學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鄧從豪，著名化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原山東大學校長。鄧從豪先生自1948年至1998年在山東大學工作了50年，為我校化學學科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該班探索培養化學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童第周班：生物國家理科基礎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童第周，生物學家、教育家，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山東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山東大學副校長。童第周先生一直從事實驗胚胎學、細胞生物學和發育生物學等領域的研究，是中國實驗胚胎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該班探索培養生物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曾呈奎班：國家生命科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曾呈奎，海洋生物學家、藻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山東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曾呈奎先生在海洋生物學資源環境的基礎理論研究及中國海洋水產農牧化領域取得了開創性和奠基性的成就。該班探索培養生命技術學科未來的傑出人才。

Ⅳ 鄧從豪的人生經歷

鄧從豪1920年10月10日生於江西省臨川縣，1998年1月17日於濟南逝世，生前任山東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委員。
鄧從豪院士是當代著名化學家，專長量子化學與分子反應動力學，在配位場理論方法及電子相關理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中外化學家的高度評價。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4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及教材5部。培養了博士研究生13名，碩士研究生30餘名，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
鄧從豪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里。幼年的他經歷了貧窮的磨練，深受其父優良品格的熏陶，把「奮發向上」、「做一個有益於人類的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鄧從豪天資聰慧，學習特別優秀，1935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南昌一中，成為當時崇崗鄉唯一的中學生。在校期間，他讀了《牛頓傳》和《居里夫人傳》，受到巨大的震動和啟發，立志攀登科學高峰。1938年他被保送該校高中，學習非常刻苦，放假回家則盡力幫助父親幹活，鄉親們親昵地稱贊他既是「洋學生」，也是「泥腿子」。1941年夏天，鄧從豪千里迢迢步行到廈門大學投考，並以優異成績跨入了這所著名學府。
在廈大求學的四年中，他不僅以優異成績讀完了化學系的全部課程，而且選修了數理系的絕大部分課程。每當回憶起在廈大求學的艱苦歲月，他總要深情地談到兩位物理化學授課老師傅鷹教授（著名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和蔡啟瑞教授（著名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他說：「傅老師和蔡老師深入淺出的講學、勤奮刻苦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正是由於兩位老師的教誨，使我十分重視基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大學畢業後鄧從豪即開始自學量子力學，並選定了量子化學基礎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1945年夏，鄧從豪從廈大畢業，先受聘於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集美中學，次年秋回到了母校南昌一中，冬季再到南昌中正大學化學系任教。因參與學生的愛國運動，1947年他被學校當局解聘，這促使了他北上山東大學任教的決心。在齊魯之邦，他奉獻了畢生精力，為人民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奮鬥了近五十度春秋。
鄧從豪教授是一位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教書育人的導師。50年來，他曾先後在山東大學化學系、物理系和光學系講授了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等二十餘門大學生和研究生課程，有些課程是在全國首次開設的。
鄧從豪教授的講課特點是側重推理，邏輯性強，思想嚴密，內容新穎而充實。他記憶力驚人，授課不用講稿，總是適時地介紹國內外同行及他本人的最新科研成果，使聽課者很快地進入本學科的前沿。有一次他患了病，右肩肘疼痛難忍，但他仍然堅持按時給研究生上課，右手抬不起來就用左手寫，一堂課下來累得臉焦黃，出虛汗。他常說，凡事貴在堅持，要有擇善固執的精神，如果碰到一點困難就放棄，成功不會向你招手。鄧從豪教授治學精神和授課風格影響了一代人，他指導出來的研究生和他的助手也都承襲了這種傳統。因此，由他創建並領導的理論化學研究室，學術思想活躍，民主氣氛濃厚，開課質量高，科研成績大，是毫不奇怪的。鄧從豪教授學風嚴謹，科學思想深邃，研究成果累累。但他更為重視科學研究的水平和質量，總是抓住科學前沿的關鍵性問題，力爭取得重大成果。他在各個時期發表的論文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平，其科學價值及對學科發展的貢獻都為國際國內同行專家所公認。鄧從豪教授是國內外著名的量子化學家，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從50年代初他就開始了理論化學的研究，並在這一嶄新學科領域里辛勤探索了半個世紀。1963年至1965年，他參加了著名化學家唐敖慶教授主辦的「物質結構學術討論班」。這期間，他從事的「配位場理論研究」獲得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70年代末，他所提出的「過渡態和產物態相互作用的矩陣元」被學術界稱為一條新的化學動力學原理。鄧從豪教授在物理學、光學領域也有很深的造詣。1979年他在物理學報上發表的「自發輻射的線寬與原子能級移位」一文為克服光子場發散問題提供了有效途徑。電子相關是目前世界上公認的量子化學理論中重要而又最困難的問題之一，80年代以來，鄧從豪教授主要從「選擇相關函數的條件」、「修正的Hartree-Fock方程」等不同角度研究電子相關問題，經過近二十年艱苦卓絕的探索，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以超球坐標下的超球諧和廣義拉革爾函數兩個完備基作展開，獲得了對多電子原子、分子Schrodinger方程的直接求解。該方法開辟了嚴格求解多體化學體系的新途徑，為精確理解與電子相關有聯系的化學物理問題奠定了基礎。
鄧從豪教授先後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七五、八五重大項目和高等學校博士點基金項目，於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山東省科學大會獎，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986、1988、1990年三次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92年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科技進步二等獎，199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82年獲得山東省勞動模範稱號，1989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1990年獲政府特殊津貼，1993年11月當選為中科院院士，1995年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
鄧從豪教授不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從1956年起，他先後擔任過化學系、光學系的主任、副主任，從1980年起，先後擔任過山東大學副校長、校長。作為一名教師，他竭盡全力傳道、授業、解惑，為國家培養了大批高級專門人才。作為一名行政領導，他高瞻遠矚，駕馭全局，各項工作井然有序、蓬勃發展，他時刻關懷青年學生的健康成長，教育他們德智體全面發展。知人善任、獎罰得當是鄧從豪教授做行政領導工作的一個突出特點。1962年化學系有一位應屆畢業生，聰明勤奮、成績優異，但紀律鬆懈，說話偏激，畢業分配時，某些領導曾提出處分該生，時任化學系副主任的鄧從豪教授則力主教育從嚴，處理從寬，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主張免予處分。在鄧從豪教授的堅持下，這個學生分配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教，並於1997年光榮地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曾數次應母校邀請回山東大學講學，每次談起鄧老師給予他的教育和愛護時，都是禁不住淚流滿面，他說，沒有鄧老師的關心愛護就沒有他的今天。
鄧從豪教授十分強調學風、校風和作風建設，在擔任山東大學校長時提出了「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實事求是，銳意創新」的16字方針。他曾多次率山大代表團訪問英、美、日、澳、加等國，考察發達國家的教育與科學研究，建立校際交流與合作關系。他身體力行，不僅自己治學嚴謹，作風正派，還善於傾聽下級、學生和教職工的意見。鄧從豪教授還十分注意培養、獎掖學生和青年教師的自學本領與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他不僅毫無保留地傳授知識，解答疑難，一絲不苟地為學生和青年教師審閱、修改學術論文，指導他們進行科學研究，而且用由他主持的科研成果所獲得的資金建立了「青年理論化學研究基金」，獎勵做出優秀研究成果的研究生和青年理論化學工作者。鄧從豪教授歷經磨難。在1959年的那場所謂「反右傾」運動中，他曾被扣上「走白專道路」的帽子，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剝奪了化學系副主任職務。在「文革」動亂中，他又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身心倍受摧殘。但是他始終對未來充滿信心，在極其困難的情形下進行科學研究，頂著壓力為青年教師開設系統的基礎理論課程。科學的春天到來了，鄧從豪教授也重新煥發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事業中去。許多跟隨他工作多年的助手和學生發出由衷的感嘆：鄧老師不僅教會我們做學問，而且用實際行動教育我們如何做人。
鄧從豪(1921．10～1998．1．17)男，著名化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山東大學原校長。江西省臨川縣人，中共黨員。出生於農民家庭，自幼勤奮好學。1935年考入南昌一中，1938年以優異成績被保送高中。1941年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1945年畢業，先後到廈門集美中學、南昌一中、南昌中正大學化學系任教。1948年應聘赴青島任教於山東大學化學系，1958年隨校遷居濟南。在山東大學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光學系主任、化學系主任、副校長，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任校長，並一直擔任山東大學理論化學研究室主任。他先後為化學系、物理系、光學系講授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物質結構、量子化學、化學動力學、量子力學、激光原理、配位場理論、分子反應動力學、振動耦合理論、電子相關理論等20餘門課程。50年代，在著名化學家唐敖慶的幫助和影響下，開始理論化學的研究工作，1955年發表量子化學方面的首篇論文《鍵函數》。此後40多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學基礎理論和微觀反應動力學。他鍥而不舍，勇於開拓，相繼在「雙原子分子的勢能函數」、「配位場理論」、「化學反應速率量子理論」、「電子相關理論」等前沿領域進行了研究，在國內外發表160餘篇學術論文，成績卓著，贏得廣泛聲譽。他的「配位場理論研究」成果，1966年被「北京國際暑期物理討論會」評為10項優秀成果獎之一，認為這項成果「豐富和發展了配位場理論，為發展化學工業催化劑和受激發射等科學技術提供了新的理論根據」，處於國際領先地位。1982年該項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他1987年起連續當選為山東省第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委員，是中國化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光學學會理事，1993年11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被評為山東省勞動模範、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1995年4月獲得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98年1月17日在濟南病逝。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403~422頁整理而成

Ⅵ 束星北的名人軼事

於良（青島海洋大學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東大學助教、束星北的學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來山東大學的，他剛到學校，就發生了一件事，讓我們徹底認識了這個早聞其名、而未見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學時同事贈給他的外號）。這年年底，在學校大眾禮堂召開了一次重要的學術報告會，主講人是中國最著名的熱力學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華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論。以後留學英國，從師於劍橋大學著名物理學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狄拉克的老師，王竹溪在跟從福勒研究統計物理時，與狄拉克來往密切，成為好友。王竹溪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便被西南聯大聘為教授，那一年，他才27歲。院系調整後，王竹溪成為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後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1955年），王竹溪當選為數理化學部（後為數學物理學部）學部委員。
當時。教育部要求南北重點大學相互交流學習，王竹溪作為北方的代表專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學作了講學和交流，返程途中，被華崗專門請了來。那天，大眾禮堂座無虛席。物理系、數學系的教師、教授們大都到場了，華崗校長和一些校領導也來了。這樣的場合，我屬「小字輩」，因而在最後一排撿了個座坐下來。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學術報告內容廣泛，涉及卡諾熱機運行、平衡狀態下的壓縮氣體、熱的氣體運動等，也不時穿插一些國際上有關熱力學最新動態和爭論。他一邊講著一邊隨手在黑板上寫出一些流暢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時現代物理的底子較薄，量子力學也好，熱力學也好，雖也知道個一星半點，但大都沒有受過系統的訓練學習，對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圇吞棗。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將筆記做好，留待以後慢慢消化。學術報告大約進行了將近50分鍾時，坐在前排的會議主持問：用不用休息一會兒。興意盎然的王先生說不用。他正准備繼續講下去的時候，身穿藍色長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講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釋或開場白，在人們疑惑的目光里，他將雙手撐在講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幾乎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著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沒人說得清這是怎麼回事，大廳上空沉寂了好一陣子後，我聽有人小聲嘀咕說：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卻一直無緣得見，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里認識了他。
最難受的應該是王先生，他獃獃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會場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勁地瞅華崗和其他領導。會場發出了一陣騷動。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沒有看到別人的情緒和反應，也不在乎別人是什麼樣的感覺，一味在那裡「正本清源」。大概是見華崗沒有反應，會場漸漸平靜下來，束先生一口氣講了大約有40分鍾。也可以說，是對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鍾。這期間，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幾次讓他坐下來，他都未從。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據說他回到北京後，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訴。大學的有關領導也認為此事有損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損於山東大學的名聲。專門找束先生談話，束先生卻說，有些東西他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過去大學都是這么做的。堵得領導沒脾氣。劉洪賓（青島職工業余大學——現為青島技術職業學院教授，50年代初為山東大學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與華校長第一次見面就劍拔弩張，我沒想到。本來，我以為兩個人一定會成為朋友的。
在物理學界，束星北的才華無人能及；而作為黨的代表，華崗德才兼備，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識分子，因而，深受知識分子擁戴。束先生一來山大，我就有意將兩人引為相知。
華崗雖不了解束先生，但對他的名氣和在中國物理界的地位還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來就被安排到魚山路36號教授別墅大院。36號別墅大院，只有學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資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個時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職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為山東大學之最。這么高的薪水。讓學校大為詫異，為此學校有關部門專門向高教部請示，高教部認為過高，下文要山東大學削減，束先生卻據理力爭，最後折衷了一下，減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學校里也屬最高之列了。從這也可以看出，華校長對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從不願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願同領導打交道，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說要把他介紹給華校長，他便欣然允諾，這足可以說明他對華校長是很有好感的。
華校長住的是一幢紅瓦黃牆的德式洋樓，在青島龍口路四十號。他的家有個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條用貝殼鑲了邊的鵝卵石小路，夾在百日紅、紫荊、迎春和丁香之間，小路的鵝卵石和貝殼都是華崗在海邊摘來的。華崗還喜歡養花弄草，這樣的情趣，在其他領導人那裡，很少能見到的。那時候，山大的師生，誰都可以走進華崗的家門，只要他在家，你一準定會受到熱情接待。
剛坐下來，氣氛還是友好親切的，華崗先問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況，束先生也很客氣地問及華校長的家庭。之後束先生談到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談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狹義相對論，華崗也談到了自己的歷史，談到在香港期間打過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華崗很快就將話題談到了「本行」：哲學。華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課影響很大，一直為山東大學引為驕傲，聲勢弄得很大，不但青島很多單位來旁聽學習，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來取經。因而，華崗對他的「專業」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麼事，他都能聯繫到辯證唯物論上。
也就是這個時候，氣氛發生了變化，束先生直截了當地對哲學的意義表示質疑。他說他不否認哲學和科學有一定關系，但是哲學是哲學，科學是科學。兩者完全是兩回事，所謂關系也只是方法上的關系。他說自己在德國游歷期間，曾對哲學發生過興趣，研究過一陣子康德、黑格爾，可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哲學畢竟更多的是「虛幻」的東西，當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現象不能做出明確解釋時，就需要哲學出來，哲學和宗教、神學聯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覺里，華校長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當作一種糊塗認識。華校長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辯證唯物論又是他拿手的好戲，因而，等束先生說完，華校長便開始正本清源。他的觀點和思路和上大課的講演一樣，講到哲學的來源，講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然後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最後的結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華校長的說法，他認為，不管誰的理論，都屬於哲學，哲學是抽象的東西，不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真理只有一個，就是發現和證明。如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周期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等。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言地爭論起來，華校長反復強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具體的真理，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先生則認為世界上不存在這樣的哲學。哲學說到底就是白馬非馬，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也可以，不能解決具體問題；而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都是很具體的，是要解決客觀世界的各種問題的。兩人越爭越凶，最後竟像小孩似的，就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誰大誰小」較起真來。華校長說：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學。而束先生說：哲學就是哲學，物理學就是物理學，各分各的賬，誰也管不著誰。兩人簡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後鬧得不歡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個佳話的，沒想到兩個人就此結下疙瘩，從此戰火不斷，到最後，學術爭論演變為政治斗爭。我不敢說，這次見面導致了束先生另樣的命運，但他每況愈下的境況卻肯定與此有關。
束星北回來後，思前想後，便將華崗同山東大學的政治氣氛聯繫到一起。他認為，山東大學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華崗。於是便將自己的認識和思想逐一列項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華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卻也雜有不少情緒（束星北本身就是個很情緒化的人），他將黨的理論基礎稱為政治說教，將辯證法稱之為「辯術」。他認為，哲學說到底是空談，它這樣說也對，那樣說也對，一點實際問題也不解決，而自然科學或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科學，它能夠解釋和解決自然現象的諸種問題，可以用精確的數字來計算物質。「我最初就是學哲學的，在德國時期我學過。因為這個路子走不通，不解決實際問題，後來我就開始學習物理和數學了。」 束星北對華崗的辯證唯物論是統管一切科學的科學更是不認賬，他認為：「哲學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學，也不能管物理學，其它科學也不能管。」「哲學應該和自然科學分家。」
華崗是公認的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在他心目中，辯證唯物論神聖無比，因而他認為，一切離開辯證唯物論的科學家最終都要成為反動的或唯心主義哲學的俘虜。
華崗不會允許有人對共產黨神聖的理論進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認為像束星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是從另一個時代過來的，思想意識囿於傳統的封建的舊東西，難免會產生些糊塗認識。這些舊的東西在老知識分子中間又不是孤立的，因而，華崗想通過對束星北的「征服」，來「以點帶面」教育大家。於是在以後的「大課」中，他時常結合著形勢將束星北的一些「錯誤觀點」提出來理論一番。
但是華崗受到了空前挑戰。他在「上面」講，束星北就在「下面」以書信的方式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和信念，束星北又連續寫了兩封長信加強闡述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針尖對麥芒，毫不相讓。後來，華崗便以《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為題，從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系、現代物理學的新發現及其哲學意義、批判物理學中的唯心論、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五個方面系統地進行了分析。以此來證明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的真理」。而離開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進唯心主義泥坑。
華崗的文章重申了辯證唯物論的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神聖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階級性（從而也就認為它是有階級性的），尤其是華崗在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系一章中。對伽利略、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做出的評述與分析。讓束星北無法容忍。在華崗的筆下，牛頓和愛因斯坦兩位束星北最為敬仰的科學家，一個被貶為「狹隘的、片面的經驗論」，一個被劃為「唯心論」。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筆來對華崗進行「回敬」：「哲學說到底就是玄學，我主張理論應該有用處，而不是白馬非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也好，辯證法也好，是有階級性的，而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兩者不存在誰大誰小，誰主誰次，誰管誰的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哲學就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辯證法也只是一種方法，不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也不能說離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就會無所作為，因而不能過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牛頓、愛因斯坦、玻爾也包括華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養出來科學家巴甫洛夫都沒有受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也沒有用唯物主義辯證法來武裝，不是照樣成為世界大科學家嗎？」束星北的「文章」，自然無處發表，他就用口頭發表，兩個人的「矛盾」從此大白於天下。
劉洪賓：其實，華崗的人品和修養是很受人稱道的，他不但受到黨內人士的稱道，也深受舊知識分子的欽佩。有些人將華崗時代的山東大學稱為黃金時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東大學的領導，對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愛戴的，無人能同華校長相比。華校長曾多次講過，老知識分子是大學最寶貴的財富。那些既有學識又有名氣的專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個生活發生問題，華校長一定會親自過問的。
束星北教授與中國洲際導彈試驗
30年前，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的時候，我國首次試驗發射洲際導彈 （時稱 「運載火箭」），引起一些國際上的軍事和經濟大國的高度關注。當時能發射洲際導彈的國家並不多。西方發達國家不惜用盡一切技術手段跟蹤洲際導彈彈頭的降落點，期望能搶到彈頭數據艙。不過，對中國來說，一旦丟失導彈數據艙，記錄著導彈飛行全部過程的技術數據便付諸東流。導彈發射技術數據一旦被西方國家掌握，後果將不堪設想。據說前蘇聯導彈發射彈頭落海後，曾被美國搶走彈頭數據艙，蘇聯人為此大傷腦筋。 為防止萬無一失，我國洲際導彈一旦發射後，從空中飛落到海上，必須要考慮諸多海洋環境條件。這項工作由國家海洋局牽頭技術負責。為防止泄密，20世紀70年代末，國家海洋局臨時成立了一個協調領導洲際導彈發射的海上方面技術問題的辦公室。當時負責水文氣象數據保障的項目官員是現已退休的國家海洋局原副局長陳炳鑫。他對導彈彈頭落水激起巨浪後到海水平靜下來才能打撈需要的時間、海軍打撈人員能否在最短時間內搶到數據艙等問題一直在認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陳炳鑫來到位於青島的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例行檢查當時該所為洲際導彈監控的測量船隻提供風浪波譜參數的項目組工作。同時，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該所教授、國內外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專家束星北老先生。因為當時導彈試驗還處在對外高度保密中，陳炳鑫閑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請教彈頭落水後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靜的時間。不過，當時陳炳鑫還不能夠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條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說：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減後平靜下來大概最多需要10分鍾。陳炳鑫接著問道：如果我們的打撈時間較充足呢？束教授笑著說，如果過半小時船隻打撈當然更保險。當時，因為導彈試驗屬於政治問題，容不得出現任何閃失，有人提出撥專款立項研究和試驗。
這期間，束教授正在海洋一所為中青年科技人員辦動力海洋學培訓班。筆者從束星北先生當年培訓班學員、他的弟子修日晨研究員5月20日的課堂筆記里獲知，陳炳鑫走後，束教授把此事作為理論實例在培訓班裡進行講解。束教授說： 「這是一個波能消散問題，不能用三角函數描述波形，因為那樣有拐點、間斷點；也不能用正弦、餘弦描述，那樣就成了簡諧振動了，只能用指數形式解決。」經過課堂計算，束教授最終認為：彈頭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隨後涌浪迅速向周圍擴散，4分鍾後海面可恢復到平靜狀態。如打撈保險起見，再翻番加一倍的時間，八九分鍾更沒問題。 「別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堅定地說。
後來，陳炳鑫把與老先生提供的細節問題寫到向上級匯報的材料里，由當時的局長沈振東連其他海洋技術問題一並匯報中央負責領導，供打撈部隊參考。
1980年5月中旬，由18艘艦船組成的我國海上編隊早已在東太平洋水域待命。18日上午，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洲際導彈橫跨了南北半球，一直在我國各種測量船的監控中，導彈艙與推進體脫離後，對准預定的濺落點，從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預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沖天水柱。10時30分，周圍的驅逐艦及工作快艇立即高速前往，對周圍環境嚴密保護。然後就是驗證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計算結果：只用了5分20秒時間便順利地將彈頭數據艙取回。海軍打撈部隊見證了洲際導彈彈頭濺落激起由巨浪到衰減整個過程僅用了5分鍾，海面便靜了下來。
從海軍打撈部隊提供的有關消息，情況的確如事先擔心的那樣：我國海軍整個艦艇編隊往返航行和在彈頭降落試驗區活動期間，澳大利亞海軍一艘艦艇企圖駛向彈著落區域，我國海軍驅逐艦阻攔其前進航向，周旋了近兩小時後澳艦才無奈離開；我國直升機在打撈彈頭數據艙的同時，導彈著落點上空有美國兩架直升機在50米低空盤旋，並在彈著點附近投下聲吶浮標，當看到彈頭已被我國取走，僅晚了一步的他們，只好在導彈降落點提取一桶海水離去。可見如發現數據艙過晚，或打撈行動遲緩，數據艙確有被美機劫走的危險。還有，當時澳大利亞 「GT203」號訓練艦和紐西蘭 「莫諾威」號打撈船分別被我國兩艘驅逐艦盯死，未能進入試驗區。
據我國發射導彈期間統計：在導彈降落海域附近先後發現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飛機78架次；日本、蘇聯、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艦船77艘次，再次驗證了這些國家對我國發射導彈極度關切。好在我國護航編隊驅逐艦出色地完成了驅離任務，為直升機迅速取回彈頭提供了安全保障。
時過境遷，人們對當時的細節知道的並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過這么重大的科學實際問題，束星北先生用一個如此簡單的數學模型就解決了原應該撥款立項的技術估算，可見他學問之高深、理論之扎實。難怪束老先生當年的弟子——國際著名科學家李政道、程開甲和吳建雄對恩師束星北一直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