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學童教授反黨

A. 王西彥的人物生平

1948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37年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1933年參加北平左翼作家聯盟。歷任福建永安《現代文學》月刊主編，桂林師范學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教授，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二、四屆理事。
王西彥，原名正瑩，又名思善，小名余慶，浙江義烏青塘下村人。
1930年在義烏初中畢業後到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就讀。
1933年入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開始文學創作。最早的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描寫一個農婦被逼出賣肉體的慘景。同一時期所寫的短篇小說，大都以浙東農村生活為題材。
抗戰初期，赴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團，到魯南、蘇北戰地作民運工作。
武漢淪陷後，到湖南《觀察日報》和塘田講學院從事編輯、教學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編《現代文學》月刊。
1942年後，先後擔任桂林師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校教授。
1946年寫的短篇小說《人的世界》，寫海濱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幾個月內更換的五戶人家，反映了知識分子在社會動亂中的痛苦精神狀態。作品在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上頗具特色。
抗戰後期開始寫長篇小說「追尋」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尋夢者》。同時又寫作「農村婦女三部曲」：《村野的愛情》、《微賤的人》和《換來的靈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後，參加湘東和皖北的土地改革運動。
1953年擔任上海《文藝月報》編委。
1955年後從事專業創作，發表了很多作品。長篇小說《春回地暖》以較大篇幅描寫農村變革的急劇斗爭，稍後又出版了描寫知識分子尋找道路的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1部）。
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
1999年9月24日，王西彥逝世。
王西彥從18歲發表第一篇小說《殘夢》開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在文學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個年頭，創作了100多個短篇小說和十幾部中長篇小說、100多萬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論研究文章，選編成《王西彥選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彥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父親王守倫是一位農村私塾教師。三個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給別人當童養媳，他和哥哥幸運地進了學堂。6歲，隨哥哥上國民小學。學校設在一個名叫「西竺庵」的廟宇里，小小的西彥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從父親的小書櫃里拿出有插圖的《三國演義》和《封神榜》，王西彥也跟著廢寢忘食地讀起這些神奇的故事。課余時間，他常常聽堂叔講「赤壁之戰」等故事，使他對關老爺和周倉的神像感到非常親切，於是吐口水到毛筆上，從關帝爺身上蘸來顏料在紙上畫起這些人物的形象來，還想長大後當一名畫師。由於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裡還得了一個「小畫家」的美稱。
不久，王西彥母親病逝，王西彥因得不到家庭的溫暖，又不滿國民小學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縣城上學，父親就把年僅12歲的他送到義烏最早的官辦學校綉湖小學讀書。到了縣城，就像「一條田澗里的小泥鰍一下子闖入小溪」。走出農村步入縣城的他，十分珍惜這個美好的時機，刻苦學習，兩年後考進剛剛起辦的縣立初中，開始閱讀魯迅的《吶喊》、《仿惶》等作品，這使他看到了「三國」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1年，王西彥在南京《橄欖月刊》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殘夢》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在杭州讀書的三年，王西彥大量閱讀文學作品，開始透過文學表面的東西，思考隱蔽在文學深層的真正內涵。「既然接受了火種，就得用來發光發熱」，畢業前夕，短篇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的寫成，宣告了他對生活與藝術的探求的開始。
1933年暑假，王西彥放棄回義烏當首任民眾教育館館長的機會，隻身到北平，住進和平門外佘家胡同8號的浙江會館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剛住進去，幫他的那位同學就被國民黨憲兵給抓走了。王西彥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生活陷入困境。但天無絕人之路，正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奇跡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主任吳承仁先生的幫助，進入該校讀書，使他得以住在浙江會館那間小房子里提筆學習創作。小說《車站旁邊的人家》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更加激發了王西彥投身文學的濃厚興趣，開始是由於生活的迫使，其後是追求人生的一種方式，王西彥先後在《作家》、《國聞周報》等進步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既解決了生活問題，又實現了自己當作家的夢想。由於在《大公報》上發表作品，在一次內該刊編輯肖乾宴請青年作者的宴會上認識了沈從文先生，並隨後到沈府拜訪，受到了沈從文的熱情款待。在寫作上，受到了沈從文很多教益。 1949年，王西彥在湖南長沙迎來了祖國的解放，隨即被聘為湖南大學教授。1950年3月，被選為長沙市文聯副主席，6月，被選為湖南省第一屆人大代表。後以土改隊隊員的身份參加了湘東平江老蘇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並寫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後農村動態的報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彥兩次跨過鴨綠江到朝鮮戰地訪問。從朝鮮戰場回北京後，由張天翼、沙汀介紹，參加了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1954年4月，調任專業作家。
從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彥雖然奔波不定，但在創作上卻是—個輝煌時期。從反映家鄉親人的凄苦到戰地實況的描寫，繼而轉向對知識分子命運的探索，王西彥的作品又上升了一個台階。他在鍥而不舍的藝術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1963年6月，長篇小說《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問世，就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逐日廣播兩個多月。接著，上海和長春兩家電影製片廠要求把它改編為電影劇本，但由於極「左」勢力的阻撓，未能實現。這期間。他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在漫長的路上》第二部，並整理材料，准備第三部的創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發表長篇論文，把王西彥和邵荃麟一起誣為「資產階級在文藝界的代理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提倡者」，大加撻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西彥因在以前發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東俗語「民心若不順，皇帝下龍廷」，而被當作首批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公開點名批判。《解放日報》、《文匯報》都為此發表社論，不少報刊出版聲討專輯，《文匯報》在搜集「罪證」時，連續出版《王西彥反黨反社會主義材料》達五六冊之多。一夜之間，王西彥成了「專政對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資被扣，戴高帽子遊街，罰跪挨打受盡了肉體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彥、巴金、魏金枝、師陀、孔羅蓀、吳強等六人作為「罪行」最嚴重的「牛鬼蛇神」關進不超過5平方米的煤氣灶間。巴金後來在一篇《寫真話》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彥一起關「牛棚」的日子裡，兩人表現出來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應。巴金對別人稱他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們說他是「精神貴族」批判他「要求創作自由」時是真心「認罪服罪」。巴金當時認為既然認真進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應當服從監督組的規定。而王西彥則不同，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頂，因而比別人吃的苦頭更多。「文革」結束，從「牛棚」中出來的王西彥成了巴金的摯友。王西彥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為走得多了，竟數出了步數，兩家相距2300步。 1977年到1990年，王西彥以參加社會活動和整理三四十年代作品為主。自1977年開始，他和巴金的交往更為頻繁，關系更加密切。12月間，他與巴金、鍾望陽、柯靈、茹志鵑、孫羅蓀、草嬰等人一起參加了《人民日報》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次年年初，和柯靈、孔羅蓀、張樂平在巴金家作客，並由中央電視台拍成電視片。參加接待了法國、西德等國的新聞代表團，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會見玻璃維亞作家，與比利時、日本、委內瑞拉、美國、英國、印度、瑞典等國的教授學者及官方人員建立了友好關系。其間創作了著名散文《煉獄中的聖火》，追記了「文革」中和他朝夕相處、長期共患難的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1984年，71歲的王西彥被選為上海作協副主席。1986年10月，任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出訪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舉行的國際作家會議上作了題為《文學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的發言。
1988年9月，王西彥應邀偕夫人周雯回家鄉參加了「撤縣建市慶祝大會」，會後回到闊別多年的青塘下老家。還參加了家鄉業余作者創作座談會，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家鄉的作者：「從事寫作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這是藝術良心，評判什麼事，標准只有一條，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對國家政策是如此，對文藝作品也是如此，這是作家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 王西彥對文化界發生的畸形裂變特別憂慮。在一次與好友巴金的對話中，王西彥說：「文學曾經是政治的附庸，現在又要演化成商業的附庸了。」「文學、藝術不應該成為附庸。現在呀，什麼都是錢錢錢！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巴金回應說。
「我對中國文學的前景抱悲觀態度。」王西彥直言他對文壇現狀的批評。「我倒不悲觀。文學在社會生活中還是有生命的。它不一定每天都有好作品。」巴金從更高的歷史階段上俯視，情緒似不像一些文章描寫的那麼憂郁。「目前這種狀況，文學、藝術在受金錢的引導，出版也是，如此發展下去，我對中國的文化也感到悲觀。」「你對文化也感到悲觀？」「對，我也悲觀。」在老朋友面前，王西彥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它的發展有快有慢，有時也會歇一歇，說不定……是個……醞釀期。」兩位作家，他們的觀點或悲觀或不悲觀，其根本都是出於對文壇現狀、對中國文化長遠發展的深刻思考。 1993年5月，王西彥最後一次回義烏。80歲高齡的他參觀了小商品市場和母校義烏中學，他的愛鄉之情溢於言表。他說起了在加拿大溫哥華訪問時回答一位英國女詩人的提問：「你認為作家和詩人的根在哪裡?」「在他的家鄉，在他對家鄉、祖國和人民的愛。」王西彥生在義烏，對義烏的文學事業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鄉，他都和家鄉的文學青年座談。義烏文聯辦的《棗林》文學報，他是每期必看。他還熱心地為家鄉業余作者題寫書名，為編《義烏文化志》寫作，與義烏文學青年通信。
作為一個以「鄉土作家」著稱的作家，王西彥的創作最初「以家鄉農村生活為描寫對象」，展示了「悲涼鄉土」的實際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鄉的人情世態。後來，接觸到了許多知識分子，描寫知識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寫得最多的題材，也成了他最受評論界重視的上乘之作。

B. 楊端六的人物生平

辛亥革命期間回國，擔任海軍陸戰隊秘書長。後回長沙，在《長沙日報》社擔任撰述。回湘路過武昌時，黃興以戰時財政困難向他求教，楊建議募捐和徵收戰時特別稅，以渡難關談銷清。
1912年暮春任《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發，《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申討「袁賊」(袁世凱)、「趙犯」(趙秉鈞)文章累月。黎元洪派人於法租界將楊與其同事周鯁生、皮宗石、李劍農等4人逮捕，拘禁於法租界巡捕房。經漢口法國領事會審判決無罪，楊被護送至上海釋放。得黃興資助，同年初到英國，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1920年回國後即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在商務印書館擔任會計主任，對商務的會計制度進行了改革，並迅速實現扭虧轉盈。郭沫若曾稱贊他「在商務管著銀櫃子」，中國會計界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同年夏，楊到長沙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4團體陪同到中國講學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巡迴演講。他自己也對長沙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 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3個專題。毛澤東當時是新民學會負責人兼任長沙《大公報》的 特約記者，特把楊的演講記錄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 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1926年楊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研究所研 究員。在此期間，他著重研究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 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繪有圖表40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
1930年後一直受聘於國立武漢大學，曾任法學院院長、教務長、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經濟學部主任。1938年，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往四川樂山，楊任遷校委員長。曾兼任國民政府參政員、軍事委員會審計廳上將廳長，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含前委員。
新中國建立後，任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6年9月30日，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未留下骨灰，終年年81歲。
楊發表有關中國金融、幣制和稅制改革等各類文章160多篇，主要有《中國幣制改革論》、《關稅問題概論》、《財政上的防腐方法》等。在武大期間，講授貨幣與銀行、會計學、企業管理學等課，編有《貨幣與銀行》、《工商組織與管理》、《現代會計學》等。武漢解放後，開始從事清代貨幣金融史的研究，50年代末期完成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深受國內外同行學者的好評，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於1977年重印此書。晚年編纂《中國近百年金融史》，
楊端六生於1885年6月18日，恰為當年端午節後一日，其母便給他取了個小名「端六」。年長後，為了懷念母愛，竟以此作為他的大名。他生於長沙縣東鄉，原籍蘇州，1900年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家無恆產，考入由著名經學家皮錫瑞主持的善化學堂，次年轉入完全免費的師范館(後斗弊稱中路師范學堂)，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打下了較好的基礎。1903年畢業當小學教員，在長沙和瀏陽鄉下任教，恰逢兩湖有官費留日名額，可是農村消息閉塞，誤了考期。親友見他一心向學，便資助他於1906年自費赴日。他先到宏文書院學習中學現代課程和外語，1908年得以補為官費生，便考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岡山第六高等學校。這時，他與同學皮宗石(1887年-1954年，30年代末期為國立湖南大學首任校長)等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他和同盟會留日學生趕回上海，成立「海軍陸戰隊」，任秘書長。不久清帝退位，這支部隊解散，他便回家省母。
辛亥革命後的長沙，先是焦達蜂、陳作新以同盟會員為骨乾的軍政府，後來是立憲黨人譚延闓的新政府，從日本回來的學生，特別是有同盟會員身份的人，此時做官的機會多極了。比他早兩年回國的表弟俞笏山，這時也參加了譚政府的工作，任外交司次長。另一方面，這時各種法政學校風起雲涌，除公立、官，紳法政外，還有一些私立的法政經濟專科學校。楊端六既不做官，也不去這些法政學校教書，而是選擇了待遇菲薄的新聞工作，在一家叫《長沙時報》的報社擔任撰述。
1912年的暮春，他在日本的同學、同盟會員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農林總長，宋為了在民間開展反袁活動，委託一批留日的同學辦一張反袁報紙，即《民國日報》。參加報紙工作的有曾毅和皮宗石、周鯁生、李劍農等人，楊端六任經理。在報社裡，楊端六最負責任，漢口的夏天熱極了，楊端六整日在一間很小的房子里辦公，常忘記休息。當時，設在漢口法租界的《民國日報》，既是一個反袁的言論基地，又是一個秘密的聯絡機關。在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以後，《民國日報》攻擊袁氏不遺餘力。袁世凱的親信通過湖北當局，賄買漢口法國巡捕房，逮捕了曾、楊、皮、周、李等主要骨幹，並要求引渡，准備引渡後「以軍法從事」。由於這些被捕者都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法國又是一個標榜自由、民主和維護國際法的國家，因此，法國駐漢口領事出面干涉，抵制了袁政府的請求，連夜把他們送到一艘英國輪船上開往上海。楊端六和周鯁生、皮宗石等人在上海得到黃興的幫助，取得了湖南的一項公費，於1913年初到了英國。楊端六進入了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
楊端六一去七年，主要在倫敦，也到過德國和法國尋師訪友。那幾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學生在歐洲也和當地人一樣，生活很清苦。1918年大戰結束，不久舉行的巴黎和會因在中國問題上偏袒日本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五四運動就是以此為近因發生的。遠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亦群情激憤。當時在英國的楊端六渡海與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王世傑、周鯁生、皮宗石等匯合，一道去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顧維鈞請願。
楊端六到英國時已是28歲，這個年紀的男子未結婚，在當時的中國簡直是一個奇跡了。他到英國後便認識了袁昌英。袁昌英比他小10歲，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她的父親袁家譜(號雪庵，醴陵人)是湖南的名士，也是理財專家，楊端六在國內即受到他的賞識。他和袁昌英異國相逢，兩人所學專業雖然不同，但志趣相似，由戀愛而訂婚，直到回國後完婚。結婚時，楊端六36歲，袁昌英26歲，是前一代學人中晚婚的典範。
女兒楊靜遠是英語翻譯家。
楊端六是1920年由英國回國的，還在英國時，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志》就聘他擔任撰述，回國後即在商務工作，並在吳淞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這年夏天，他回長沙，把他的母親和一個在湖南稻田女子師范學校畢業並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楊潤余接到上海，在閘北虯江路四達里定居。他這次回來，並不是專門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國公學和北京大學等四團體陪同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和英國哲學家伯蘭特·羅素到中國來演講。他們於1921年l0月25日到達長沙，楊端六擔任了羅素在長沙的第一回演講的翻譯，講題是《德國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世界政治》。楊端六自己也對長沙的聽眾講了《社會與社會主義》、《同業組織問題》和《介紹羅素其人——與羅素一夕談》三個專題。由於他的滿妹潤余是新民學會的成員，而這個學會的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又兼任了長沙《大公報》的特約記者，因而與之相識，毛澤東還把端六伯的一次講話記錄了下來，用「楊端六講，毛澤東記」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長沙《大公報》的第十版上。盡管楊端六在一段時間中，對中國共產黨並不了解，但在全國解放以後，他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是與20年代起他同毛澤東的結識有一定的聯系。
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這個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屬的經濟研究所所長。那時該院僅有地質、歷史、經濟三個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長分別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楊端六由他的同學、研究院主任秘書楊杏佛(銓)的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時間並不長。因為李四光授命籌備擴大武漢大學，他就和李一道離開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間，他著重研究了中國對外貿易，與侯厚培等根據1864年至1928年間的海關清冊，著成《六十五年來中國貿易統計》一書，繪有圖表四十餘幅，成為中國第一部國際貿易資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視。
1930年，新的武漢大學(即由李四光任擴建委員長的武大)籌備基本就緒。作為這個大學的籌備人之一的楊端六全家遷到武昌，住在武昌曇華林街。1932年，羅家山(後來由聞一多先生易名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進山前區宿舍，抗戰前，他們在這里住了八年。楊端六先後擔任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等職務。他始終上課，教授「貨幣與銀行」，他的著作《貨幣與銀行》於1930年在商務出版後，一直作為教科書，以後每年修訂，列為商務的「大學叢書」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數大學經濟系都用它作為教材。
錢昌照向蔣介石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聘請一些在野名流擔任委員，共同討論鞏固國防，抵禦外侮。後來這個委員會並未成立，而是由錢向蔣介紹胡適、錢端升、楊端六等23人分批地為蔣講課，楊端六從這時起認識了蔣介石。後來，蔣介石在他的軍事委員會里成立一個審計廳，通過王世傑的關系，要他去當廳長。他對此事感到十分苦悶。這個廳長的職務應由軍人擔任，他以不是軍人推辭。蔣介石為了裝飾門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離開學校，不離開講台和不穿軍裝，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職。不料這些條件仍沒有推掉蔣的請求，除全部同意外，並授與上將軍銜。從1934年到1937年，楊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職二三個月。他去南京，仍舊長袍馬褂，從未穿過軍服。1938年因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這個閑衙門「審計廳」也就裁撤了。
抗戰爆發後，楊端六夫婦和他的同事們積極地參加愛國捐獻，還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毀家抒難的熱忱。1937年冬，武漢大學由武昌遷到四川樂山，是由楊端六踏訪地址、主持遷移的。樂山是個沒有軍事設施的小城，但日軍並不放過，在一場狂轟濫炸中，楊端六的家被炸毀，加上貨幣不斷貶值，這位理財專家卻一點不會理自家的財，不做生意也不會囤積生活資料，工資還是存入銀行，結果生活十分拮據。
解放後，楊端六的兒子也考進了武大。雖然他是院長，但從未過問兒女、侄子、侄女考學校的事。1944年6月，經濟系的同學為他做六十大壽，那時，物質條件十分困難，同學們不知從哪兒找來一些彩色紙，做了一個大壽字，壽字下有祝壽者的簽名，請他坐在茶話會的中間，合影留念。在武大，這樣的尊師盛會是少見的。1948年冬，楊端六接受他的同學陳劍修的一再邀請到桂林去講學。楊端六是帶著他的研究課題「中國貨幣史」去的，因為太平天國最初起義於廣西，太平天國錢幣在別處罕見，而桂林甚多。他們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將軍橋的一個教授宿舍里，夫婦倆都沒有開課，楊端六應同學請求，作過幾次「中國貨幣史」的演講。解放後，他們一家搬回珞珈山，楊端六仍任經濟系教授。那時，他已有60多歲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課，跌了一跤，以後，學校就照顧他不上課了，在家裡做研究工作。
楊端六對自己，誠誠懇懇地接受思想改造；對國家，努力地從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貨幣史稿》，後來由三聯書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委員。1956年參加了「民革」組織。1957年，楊端六和袁昌英被錯劃為「右派」，楊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後努力思想改造，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沖擊，在身邊的獨生子楊弘遠教授也被迫與他分居，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下放到「五七」幹校，自顧不暇，這時他已身患重病，獨自住在醫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歲的楊端六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去世。
中國舊時商業記帳是流水簿，這種方法只能簡單地表述資金收付情況。隨著商事日繁，不能不謀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個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留學生，在國內發行的《太平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商業與會計》，第一次把現代會計原理和商業活動有必要採用的現代會計方法介紹給中國商界。這篇論文的作者，就是後來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名人的楊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務印書館實行大改組，王雲五齣任商務編譯所所長，他感到商務的財務制度是非改不可了，於是與深通現代會計的專家楊端六簽訂了全面改革商務財務工作的合同，著手改革。不久，立見成效，不僅商務滿意，而且使中國舊商界耳目一新。後來楊端六正式出任商務的會計科長。被人稱為商務的「金櫃子」。中國的商業會計工作者們稱他為中國商業會計學的奠基人。
貨幣學與銀行學研究
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由於鴉片和其他工業品的輸入，一方面是白銀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的錢幣如鷹洋等也在市面流通，中國一直為貨幣問題所困擾。20世紀開始，首先從日本引進一些現代貨幣學知識，當時進行幣制改革，使得理論研究更加有的放矢。2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從壟斷金融入手，為對付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又一次白銀外流，取消金銀本位制,發行不兌換的法幣，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戰時物價波動以至爆漲，都使經濟學家關心貨幣問題的討論，這是楊端六所遇到的時代熱點之一。
楊端六在1917年就翻譯了衛士林的《支那貨幣論》，同年只有李翰章等合譯了日文的《貨幣學》，以後要到20年代才有其他譯作問世。1923年1月，他出版《貨幣淺說》，介紹了貨幣的起源、種類和作用，批判了當時有人主張廢除貨幣的論點。這雖然是一本小冊子，卻是國人自撰的最早的貨幣學著作，以後要到1930年才有葉作舟的《貨幣新論》等大批著作陸續出版。1923年1月，他出版了《銀行要義》小冊子，分概論、銀行之種類、商業銀行之業務、銀行之協同與壟斷幾章。關於銀行學，此前已有七八種著作面世，不算領先之作，但是他的《信託公司概論》(1922年1月初版)，對於信託公司這樣的金融機構，卻是最早的介紹性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