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許教授

A. 許倬雲的人物經歷

許倬雲（Cho-yun Hsu），江蘇無錫人，1930年7月生，求學於台灣和美國，1962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先後執教於台灣、美國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學，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學貫中西，善於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在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西周史》、《萬古江河》等。歷史學家，是中國台灣歷史學界的耆宿，有「台灣改革開放的幕後推手」之稱。許先生還是台灣著名音樂人王力宏的舅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1956-1962）
副研究員（1962-1967）
研究員（1967-1971）
通信研究員（1981-1997）
研究員（1997-）
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1989, 1999-2000, 2003, 2004, 2006)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1962-1964）
教授兼主任（1964-1970）
講座教授（1984-1985）
特聘講座教授（2006）
美國匹茲堡大學
歷史系及社會系教授（1970-1982）
校聘講座教授 (1982-1999)
榮休校聘講座教授(1999-）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講座教授、偉倫講座教授（1991-1998）
中國研究榮譽教授（1998-2001）
夏威夷大學本斯講座教授（1996）
SeniorVisiting Fellow, East-West Center,（1996，Spring）
杜克大學西孟講座教授（1998-2000）
香港科技大學包玉剛講座教授（2000）
南京大學余紀忠夫婦榮譽講座教授（2005-）
東南大學榮譽教授（2005-） 我的中學是在無錫的輔仁中學度過的。輔仁中學在無錫非常有名，跟輔仁大學沒有什麼關系，而是取「以友輔仁」的意思。當時教我們的老師都是飽學之士，抱著服務鄉里的理念在那裡教書。他們教書跟其他的學校很不一樣，都是啟發式的。
當時那些關系非常好的同學，我們現在還保持著聯系，前年和去年還進行聚會，不過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局勢變得非常動盪。我的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工作，當時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父親知道他絕對不可能留在無錫，恰好我有個姐姐在台北，父母就帶著全家人去了台灣。
台灣本來只有360萬人，突然增加了150萬，所以剛過去的時候條件非常艱苦，在台灣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餓肚子。我的大學教育是在台灣大學完成的。最初讀的是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
我在台大的時候，一些從內地撤到台灣的北大、清華、中央大學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當時台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幸運的機緣：當時台大學生少，好的老師很多，這樣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這樣的背景讓我日後的歷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樣：我關懷的范圍很寬，不單單在歷史一行之內，而是跨了幾個門道———比如說，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
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很大的關系。在台大，考古學我是跟李濟先生學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學了古代社會，董彥堂（作賓）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當時我跟這些老師的聯系相當密切，不單單可以在課堂上承教，還可以到他們的研究室隨時請教。有些老先生不願意出門的，就讓我到他們家去討論問題。
因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個三輪讓人把我推過去，他講古代社會不是講中國古代社會，而是把希臘羅馬的古代社會和中國古代社會串通在一起講，師生倆一起上課，更沒有上下課的概念。
我跟董作賓先生讀書，一對一，也沒有上下課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麼是下課時間，一講一個下午，餓了，買幾個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講不來的課，他就找朋友來教我，這些大概都是現代的大學生很難碰到的吧。 對於我一生學科選擇影響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學是在無錫讀的，無錫的學術氣氛很好。我所在的輔仁中學，規模不大，但是師生之間的關系很融洽，除了上課，老師們經常會讓我們看很多課外的東西，在那時我就對歷史比較感興趣。
到台大之後，本來考進的是外語系，不到兩三周，傅斯年校長找我了，因為我的入學考卷給他的印象很深，數學是滿分，國文卷子和歷史卷子被閱卷老師直接推薦到傅校長那裡。找到我之後傅校長直截了當地跟我說：「你應該讀歷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級，我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過去，跟我說：「你好好讀歷史系，將來你到史語所來幫我。」
他老人家的樣貌，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學歷史，要說受了誰的影響，那就是他老人家。慚愧的是我學歷史博雜得很，不太專心，對什麼都感覺很有趣。
對於研究歷史，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我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
後來到芝加哥大學去，芝加哥大學也是很奇怪的學府，不大在意你讀什麼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裡，我選課的范圍也比較寬，包括經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等。
我都很難說在芝加哥大學讀的什麼系。比方說我讀宗教學，但是並不拿學分，而且選讀宗教學的只有我一個學生，爬到三樓去聽老師上課。
中間我因為身體的原因在醫院里開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帶去書，一邊講，一邊討論。
芝加哥大學是韋伯理論的接受者和大本營，我到那裡的時候，韋伯理論剛剛傳到那裡不太久。我在那裡讀社會學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文官制度，因為這是韋伯理論大的系統中的一環，我的指導老師Blau先生所從事的就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時候我就開始注意到韋伯談到的官僚和中國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別。
這些是我一生的幸運，因為開刀，因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師們特別的照顧，得到別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機緣。 1962年，我到了史語所工作。其實在這之前的1953年我就進了史語所，但是因為台大開辦了第一個研究所，我就辭去了史語所的工作，回學校讀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個研究生，一直讀到1956年。還有一點就是讀研究生有獎學金，獎學金比我在史語所做助理員的工資還要多50塊錢。而且不用干什麼活，只要好好念書就可以了。
那時台灣的研究生教育跟內地不太一樣，內地是一個導師帶一個學生，但是在台灣是由一個三到五人組成的學術指導委員會共同負責。這樣就給我一個相當大的刺激，因為當時我的幾個指導老師的治學思路都不一樣，他們在那裡各自講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尋找自己的路子。
後來1962年正式到史語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間還在我的母校教書，兩份聘書，一份工資。1964年我又開始擔任台大歷史系的系主任，這時候開始負責一些瑣碎的雜事。當時校長是錢思亮，他老人家總是指派我做不同的事情，從來沒有讓我閑過。現在想起來，那幾年忙得發昏，但是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讓我的眼界從過去那種單純的書齋生活中脫離出來，獲得了更大的視野。
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給中研院辦「洋務」，人來客往，各種合作項目都是我「幫忙辦」。當時中研院的院長是王雪艇（世傑）先生，胡適之先生故去之後，王先生本來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經驗，被選為院長。我跟王先生的關系，不單是研究員和院長的關系，還輔助他做了很多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浪費了我很多時間，但是也讓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王先生是個大學者，國際法的專家，三十歲上下的時候創辦了武漢大學，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學。後來他在國民黨政府工作，做過外交部長。
這期間我認識了我的太太，她本來是我的學生，她畢業後的第三年我們開始來往，後來很快就結婚了。 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時間太久了，記不得了。這前後李敖曾經著文攻擊我。李敖在台大讀書的時候就是個很自負的學生，他的老師姚從吾先生很縱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時候，他正在讀研究生，李敖很聰明，但是他不守規矩，我對他也不假以辭色。
我跟李敖的第一次嚴重沖突是他在《文星》寫文章，說老先生們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師們的一些事情完全出於他的編造。之後他跟《文星》的蕭老闆、還有餘光中先生到我那裡去，我就給他矯正，我跟他說：「我們學歷史別的沒有什麼，但是基本的行規就是不許編造故事。」就這樣我倆吵翻了。後來我很生氣，跟他說：「你給我出去。」蕭孟能就跟他走了。從那以後他就不斷地攻擊我，不過我也從來沒有回應過。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不跟他見面了。
1970年我到了匹茲堡大學，本來是去做訪問教授的，後來一些前輩老師就跟我說：「你不要回來。」就這樣，我就呆在匹茲堡大學沒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