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漢奸教授

A. 王曉華:打人的韓德強為何理直氣壯。

近日，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教授韓德強扮演路上法官，判定某位同行的老人賣國，遂替想像中的正義行道，打了老人兩記耳光。

打人之後，韓德強又在博客上發帖，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己打人的理由：老人是漢奸，收拾他合情合理。對於他的邏輯，稍微年長些的國人都不會感到陌生：先是拋出一個大詞，然後給大詞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解釋，接著以大詞的名義審判他人，最終將自己推上執法者的位置。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韓德強以大詞的名義教訓對方時，對方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個互扇耳光的人盡管立場對立，但使用的是同一個大詞，體現的是同一種邏輯。這已經暴露了大詞崇拜的荒謬：只要給大詞以相反的解釋，人們就可以相互判決，認定對方是壞人，理直氣壯地懲罰對方。顯然，大詞崇拜非但不能給人以可靠的合法性授權，反倒會導致不必要的仇視、爭斗、混亂，破壞和諧社會的建構。

B. 陳煥鏞的工作經歷

陳煥鏞在進入哈佛大學學習時，就已立下了保護、開發祖國植物資源，改變我國植物學研究落後面貌的志願。他目睹一些國家的探險家、傳教士和植物學家大量搜集我國珍貴植物出口，使我國植物資源不斷外流。而在國內卻缺乏完備的植物園和標本館。這些現實使陳煥鏞深感痛心。
1919年學成歸國後，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國當時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植物分類學工作者，必須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實踐去促使這種落後狀態的改變，因此，他畢生不遺餘力地緊緊抓住搜集植物標本、搜購圖書資料和培育人才這三個重點，逐步開展科研工作。他先後擔任過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和中山大學教授，一面從事教學工作，一面致力於植物的調查採集和分類學研究，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與鄒秉文及秉志、胡先驌、錢崇澍、鍾心煊、陳嶸等六位自海外學成歸國的知名學者結為深交，共同培育學子，並分別開創我國最早的現代植物學和動物學科研事業。
陳煥鏞是我國植物調查採集的創始人之一。早在1919年他就接受美國哈佛大學的委派，赴海南五指山區採集，成為登上祖國南部島嶼採集標本的第一位植物學家。當時海南島山區是瘴氣（惡性瘧疾）彌漫之地，從未有植物學家到過。他在島上工作歷時十個月，發現不少新植物，採集了大量珍貴標本，海南島豐富的植物資源從此引起各方面的重視。有一次在採集時偶然不慎從樹上墜下，跌傷手腕，繼又染惡性瘧疾，但他仍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帶傷病工作。這種為科學事業獻身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屢見不鮮。這次採集後，他對海南植物特別注意，曾多次派遣隊伍前往採集，為日後編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礎。
1922年夏，陳煥鏞和錢崇澍在南京籌得500元經費，和秦仁昌三人組織了湖北西部植物調查隊，由宜昌出發，經興山、神農架東側至巴東，採得近千號標本，這是中國植物學家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略具規模的調查隊，採集所得最完善的一全套標本存放在上海招商局倉庫，不料於1924年失火被焚，至為可惜。1927年陳煥鏞又繼續往粵北、廣州、鼎湖山、香港、廣西、貴州等地採集標本，同時還與英、美、德、法等多個國家的學者和標本館聯系，建立標本交換關系，交換得3萬多份外國標本。至此他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標本，遂於1928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內建立起我國南方第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植物標本館。開始建立，規模雖小，他即提出要盡力使之與世界著名的植物標本館相媲美。為此，他親自訂立一套嚴格的科學管理方法。標本館的每號標本有三套卡片，按不同需要分別排列存放；館藏標本若被國內外書刊發表的文章引證，即用特定的標簽貼在該標本上，在標本封套內還附上該種植物的原始記載、重要專著等文獻資料，這樣不但能使標本的定名比較准確，也為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同時能使館藏標本有條不紊。當需要查找一張標本，在幾種不同的情況如採集人、編號、植物名、標本號碼或採集地點之中，僅知道其中一二，即可迅速地找到所要的標本。這看來似乎簡單，但在數十萬份標本之中，憑借不完全的條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張，如果沒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辦不到的。對標本的這種管理方法，也為今日採用電子計算機管理打下了基礎。陳煥鏞親手創建的這個標本館，現已發展成為擁有70多萬號標本的華南植物研究所標本館，在研究中國植物區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陳煥鏞是一位腳踏實地，艱苦創業，事業心極強，具遠見卓識的科學領導人。1927年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聘他為教授，到廣州中山大學設立講座，由中山大學加聘為理學院教授。翌年改在農學院任教，校方接受了他關於設立植物研究室的建議。他立即進行籌建並主持研究室工作。當時政局動盪，治安不靖，交通梗阻，加之經費支絀，給建室帶來極大困難。但他仍竭力設法使採集工作不致中斷，研究室建設迅速進行，至1929年擴充為植物研究所。1930年該所不僅從事植物分布調查和植物分類研究，還擔負起促進廣東農林經濟事業發展的使命，故改名為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經費不足，他除盡力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爭取撥給每年大洋一千元的補助費以外，又將基金會付給他每年四千元毫洋的薪金全部捐獻給研究所作設備費，為工作開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在他領導下全所人員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標本和圖書資料逐漸增多，科學儀器亦漸補充豐富，組織機構日臻完善，建立了標本室、圖書室、標本園和實驗室，科研隊伍日益壯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
1934年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在廣州訪問中山大學，並參觀了陳煥鏞主持的農林植物研究所，極贊賞其科研和建設工作，於1935年敦請陳煥鏞到梧州籌建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自此他常往返廣州、梧州兩地，主持兩所工作。數年內先後派出採集隊到十萬大山、龍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瑤山採集了大量標本，為編寫《中國植物志》和《廣西植物志》打下了基礎。
1930年他創辦以孫中山（孫逸仙）為刊名的研究所學術刊物——中山專刊（Sunyatsenia），紀念這位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該刊為英文版本，自1930年創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載以植物分類學為主的植物學專業論文。這是一本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研究中國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1946—1948年間由於經費不足，中山專刊面臨停刊的威脅，陳煥鏞說服在香港開辦聚珍印書館的叔父資助，使專刊能繼續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專刊與國外交換得到大量植物學書刊，其中有部分卷冊為國內迄今為止僅有的珍貴版本。有計劃的書刊收集和積累，使研究所逐步發展成為我國植物學科研事業的重要基地之一。
陳煥鏞對經濟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視，在科研和教學中，他向來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基礎與應用兼顧。早在金陵大學和國立東南大學教學時，他有感於當時的樹木學教科書題材多為歐美樹種，因此他編寫了一本《中國經濟樹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為教材，介紹國產的用材和經濟樹種，為我國最早一本有科學名稱的樹木學。他先後建立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從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內容都體現了他聯系實際，重視應用研究的思想觀點。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時，必開辟苗圃設立樹木園和植物園；在野外採集植物蠟葉標本的同時，也採集木材標本、液浸的花、果標本和種子、苗子。每當發現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如名貴材用樹種蜆木、觀光木，葯用植物羅漢果、杜仲等，都要引種到標本園作進一步的觀察，並進行生態學、生物學習性、木材力學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調查，為推廣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我國園林藝術歷史悠久，稱著於世，但主要是觀賞性質的，作為科學研究有意識地栽培各類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馴化、保護和發展活的植物，這一領域在20年代尚寥寥無幾。陳煥鏞一向重視培植活標本，早在南京教學期間，他就在郊外建了個小園林，培植了從美國帶回的棉花良種，又幫助在雲南的蔡希陶，從國外引種煙草良種，以後在兩廣興建植物所的同時，都附設苗圃或標本園，逐漸發展成為樹木園和植物園。建園初期，植物園的具體工作由追隨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負責，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學的學生、國內著名的園林植物學家陳封懷調來做園主任，經全園職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這個位於祖國南大門、廣州市東郊的華南植物園已逐步建成為從事熱帶、亞熱帶植物引種馴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該園具熱帶、亞熱帶特色，其中棕櫚植物、孑遺植物、蕨類植物、蘭花、竹、木蘭、姜和中草葯等類植物尤為豐富，植物種類不下四千餘種，在植物學知識普及和科學研究上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
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提高祖國學術地位
在農林植物研究所建設過程中，陳煥鏞把標本和書刊的交換作為重點工作，幾年內向國內外發出交換標本37，000餘號，先後和美國哈佛大學、紐約植物園，英國邱皇家植物園、愛丁堡植物園，法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德國柏林博物館，奧國維也納博物館，新加坡植物園，爪哇植物園和新加坡科學院等15個機構建立了聯系，通過標本交換得到一萬余號標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歐洲、巴爾干半島、非洲、紐西蘭、婆羅洲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大地豐富和充實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標本。此外，他用《中山專刊》交換到一批外國的植物學重要書刊，如英國愛丁堡植物園期刊、邱植物園叢刊及霍氏植物圖譜等。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既促進了研究所的發展，也提高了它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
陳煥鏞不但是我國植物分類學的先驅和權威，在國際學術界也享有很高的聲望。1930年他應邀參加在印尼雅加達召開的第四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同年8月，他作為中國5人代表團的團長，出席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會議，並代表中國植物學家向大會致賀詞。他的講話措詞淵源於古典歐洲文學，語句精練雅潔，講畢全場不斷鼓掌。會議中他發表的專題報告為《中國近十年來植物學科學發展概況》，內容述及我國植物學的發展以及從事教學與科研的中國學者的奮斗開拓精神，博得與會者莫大的興趣與重視，因而大會將中國植物研究列為重要議題之一。他的發言為我國在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審查委員會中爭得兩票選舉權，會上他和胡先驌兩位學者首次被選為該委員會的代表，為我國加入國際植物學會及成為命名法規委員會成員國創立了開端。
1935年陳煥鏞又應邀出席在荷蘭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植物學會，被選為該會分類組執行委員會和植物命名法規小組副主席。1936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蘇格蘭植物學會特聘他和胡先驌為該會名譽會員。
1951年陳煥鏞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任中國4人代表團團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布」學術討論會。會上他發表演講，從中國古農學和遺傳學的觀點談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見解及精闢的詞語使與會者無不嘆服中國的古文化和科學成就，演講也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深入農民群眾、尊重老農創造的群眾觀點。陳煥鏞在國內外學術界得到高度評價和推崇，是與他的治學嚴謹和學術上的成就分不開的。
1958年中國科學院派他出訪蘇聯，到列寧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機構考察並作學術訪問。在他訪蘇期間短暫的一個月工作中，鑒定了大批采自亞洲各地的植物標本，得到蘇聯同行的高度評價。
歷盡艱辛，保護國家珍貴標本
陳煥鏞畢生從事植物學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國的植物資源和植物標本。抗日戰爭期間，他為了保護研究所珍藏的標本、圖書不致落入日本侵略軍手中，歷盡艱險；抗戰勝利後又蒙冤受屈，事情經過頗為曲折，不易為人所理解。現根據當時中山大學有關史料記載簡介於下：
在抗戰開始後，廣州時遭日機轟炸，為防避農林植物研究所的標本、圖書和儀器一旦被毀於炮火，經中山大學批准，該所於1938年把全部重要標本、圖書和儀器搬運至香港，儲存在九龍碼頭圍道陳家寓所三層樓房內，並在此設立該所駐港辦事處。同年10月廣州告急，當時陳煥鏞仍留在廣州，准備對該所標本園的植物作最後的營救，直到廣州淪陷時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還念念不忘標本園的植物，數日後獲知標本園已遭日軍蹂躪，而陳煥鏞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經多方設法與梁培基同行離穗到港，繼續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陳煥鏞積累20餘年得之不易的標本、圖書面臨被掠奪的厄運，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這一籌莫展的困境中，適逢廣東教育廳廳長林汝珩於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將農林植物研究所遷回廣州，願協助運返標本、圖書，並將前留廣州的研究所公物一並交還。這時陳煥鏞與全所職員共商後認為：「與其慕清高之行為而資敵以珍藏，曷若利用權宜之措施以保存其實物，名城棄守，光復可期；文物雲亡，難謀歸趙，為山九仞，豈虧一簣之功；來日大難，當抱與物共存亡之念，赴湯蹈火，生死不辭，毀譽功罪，非所敢顧。」經反復考慮，終於同意林汝珩的計劃，但聲明研究所乃純粹科學機構，拒絕涉及政壇，幾經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將存港標本運回廣州，安置在康樂廣東大學（原嶺南大學）校園內，農林植物研究所易名為廣東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長，兼廣東大學特約教授。為保護這批珍貴的標本、圖書，他不顧個人危難，多次奔波於穗港之間，使人民財產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戰勝利後，陳煥鏞以「如釋重負」的愉快心情與員工清點公物，報請中山大學派人接收。對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農學院長鄧植儀給校長王星拱的報告中提到：「查所稱各節與及經過之記載，確屬實情。該員忍辱負重，歷盡艱危，完成本校原許之特殊任務—保存該所全部文物。」豈料1946年竟有人假藉此事誣告陳煥鏞為「文化漢奸」。當時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如許崇清、金曾澄、沈鵬飛、鄧植儀等出於正義感，聯名上書陳述事實並願擔保，至1947年法院當局以「不予起訴」了結此冤案。另外，中山大學遷到昆明時以陳煥鏞沒有隨校搬遷為由曾把他解聘，後來王星拱弄清情況後，也恢復了陳煥鏞原來的職務。

C. 時殷紅是漢奸嗎

時殷紅（漢奸事跡：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反動言論有，「必須懲罰朝鮮博得美日諒解（取悅日美）；中國必須讓日本成為聯合國常攜者任理事國（取悅日本）；中國必須解除核武裝，以「取信」美國（找死）；陪吵中國不應該發展航母遠程導彈等攻擊性武器（最好就是自廢武功讓美國放心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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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復旦「教授」馮瑋是個漢奸嗎

沒錯，復旦教授馮瑋就是個漢奸，十足的。
這在上海是家喻戶曉的，都成了復旦的笑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