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教授馬修

A. 英劇《唐頓庄園》第四季之後，大表哥為何辭演

去年上映的《唐頓庄園》大電影，著實讓《唐頓庄園》的粉絲驚呼許久。雖然我很早就知道這部英劇，但是在當時沉迷《神探夏洛克》的我，對於這種慢節奏的英劇實在難以接受，所以第一季都沒有看完，就果斷棄劇了。直到今年，劇荒的我覺得重拾《唐頓庄園》，看看自己是否能真正看進去。果然，《唐頓庄園》確實是一部非常有內涵的電視劇了。除了這些，其中最讓我覺得震撼的是，裡面的角色沒有一個是盡善盡美的，但是因為是一家人，所以大家到結局的時候才意識到能夠包容彼此的才是真正的家人。整部《唐頓庄園》六季的故事，我最心疼的是大表哥馬修以及三妹西比爾 。

• 大表哥與大姐瑪麗的曲折愛戀

電視劇一開始就交代了馬修將成為新的繼承者。為此，大姐瑪麗很是不滿，所以當她見到馬修的時候，為了讓馬修知難而退放棄繼承人的身份，甚至用語言嘲諷他。甚至，在大表哥馬修求婚的時候，瑪麗也是拒絕了他的求婚。之後，一戰就爆發了，選擇上戰場的馬修與瑪麗之間似乎再也沒有可能。果不其然，兩個人再見面的時候，大表哥愛上了另一個女孩，但是另一個女孩因為疾病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雖然，大表哥馬修與大姐瑪麗在一起之間，經歷了腿失去知覺，坐在輪椅，經歷了瘟疫，但是災難使兩個人更明白對方的心意。上帝確實殘忍的，瑪麗和馬修馬上就贏來他們的兒子的時候，大表哥不行出車禍去世了。 這么看來，兩個人的愛情可以說非常的慘。

B. 有誰聽過馬修史維的課

有幸來聽過，不過把他教得基本自套路變成習慣就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然後用了四年忘記。因為有些東西在中國根本沒法使用，不符合國情。建議要是跟外企或者大公司工作學這套實用。要是給民營企業做策劃或是大眾推銷的，建議去學習曾仕強教授的理論。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他講的基本就是相信自己的潛能。然而這個要取決你的性格，要是你是一個負面大於正面的人就不要學了。打個比方，當你相信你自己有病的時候，你就會以為的強迫你自己相信了。

C. 恐龍出現年代更早，可能起源於英國嗎

最新研究指出，第一批恐龍可能誕生於北半球，具體的位置大概是在今天的英國境內。這一結論表明，當今有關恐龍進化與起源的理論可能是錯誤的。本周的《自然》雜志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如今這一理論受到了挑戰。

科學家們重新研究了出土的恐龍骨骼化石，尤其是過去30年來發現的那些。他們認為西里的理論有錯。

新研究認為，食肉恐龍，即獸腳類肉食恐龍，應該屬於鳥臀目。

負責此項研究的劍橋大學教授表示，新發現推翻了過去的理論，「如果說新發現得到學術圈的普遍認可，並廣為流傳，那麼有關脊椎動物進化的書籍就需要全部重寫。」

研究人員認為，歷史上的第一批恐龍可能出現在2.45億年前的勞亞古大陸，而不是此前認為的2.3億年前的岡瓦那大陸。

美國的學者則認為，英國人的這項新理論尚需學術界的檢驗。

研究還發現，恐龍是在兩種不同的環境下進化出肉食行為的，第一條恐龍甚至有可能是雜食性動物，既吃肉又吃植物。

D. 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克里克、沃森、威爾金斯的主要成績是什麼

沃森、克里克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的驚世發現，揭開了分子生物學的新篇章。如果說十九世紀達爾文進化論在揭示生物進化發展規律、推動生物學發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話，那麼，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的提出，則是開啟生命科學新階段的又一座里程碑。由此，人類開始進入改造、設計生命的征程。
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確認為遺傳物質之後，生物學家們不得不面臨著一個難題：dna應該有什麼樣的結構，才能擔當遺傳的重任？它必須能夠攜帶遺傳信息，能夠自我復制傳遞遺傳信息，能夠讓遺傳信息得到表達以控制細胞活動，並且能夠突變並保留突變。這4點，缺一不可，如何建構一個dna分子模型解釋這一切？
當時主要有三個實驗室幾乎同時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個實驗室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弗蘭克林實驗室，他們用x射線衍射法研究dna的晶體結構。當x射線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體時，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會使射線發生偏轉，根據得到的衍射圖像，可以推測分子大致的結構和形狀。第二個實驗室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大化學家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實驗室。在此之前，鮑林已發現了蛋白質的a螺旋結構。第三個則是個非正式的研究小組，事實上他們可說是不務正業。23歲的年輕的遺傳學家沃森於1951年從美國到劍橋大學做博士後時，雖然其真實意圖是要研究dna分子結構，掛著的課題項目卻是研究煙草花葉病毒。比他年長12歲的克里克當時正在做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多肽和蛋白質：x射線研究」。沃森說服與他分享同一個辦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線晶體衍射學方面的知識。他們從1951年10月開始拼湊模型，幾經嘗試，終於在1953年3月獲得了正確的模型。關於這三個實驗室如何明爭暗鬥，互相競爭，由於沃森一本風靡全球的自傳《雙螺旋》而廣為人知。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爾金斯和弗蘭克林那樣擁有第一手的實驗資料，又不像鮑林那樣有建構分子模型的豐富經驗(他們兩個人都是第一次建構分子模型)，卻能在這場競賽中獲勝？
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遺傳學家，而是物理學家或化學家。威爾金斯雖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體結構，當時卻對dna究竟在細胞中干什麼一無所知，在1951年才覺得dna可能參與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遺傳。弗蘭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細胞中的重要性。鮑林研究dna分子，則純屬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國化學學會雜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結構的論文，覺得荒唐可笑，為了反駁這篇論文，才著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當作化合物，而不是遺傳物質來研究的。這兩個研究小組完全根據晶體衍射圖建構模型，鮑林甚至根據的是30年代拍攝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學功能，單純根據晶體衍射圖，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選擇，是很難得出正確的模型的。
沃森在1951年到劍橋之前，曾經做過用同位素標記追蹤噬菌體dna的實驗，堅信dna就是遺傳物質。據他的回憶，他到劍橋後發現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質更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說法，他當時對dna所知不多，並未覺得它在遺傳上比蛋白質更重要，只是認為dna作為與核蛋白結合的物質，值得研究。對一名研究生來說，確定一種未知分子的結構，就是一個值得一試的課題。在確信了dna是遺傳物質之後，還必須理解遺傳物質需要什麼樣的性質才能發揮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爾金斯，沃森後來也強調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一書對他的重要影響，他甚至說他在芝加哥大學時讀了這本書之後，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奧秘。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很難明白，為什麼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學申請研究生時，申請的是鳥類學。由於印第安那大學動物系沒有鳥類學專業，在系主任的建議下，沃森才轉而從事遺傳學研究。當時大遺傳學家赫爾曼·繆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授，沃森不僅上過繆勒關於「突變和基因」的課(分數得a)，而且考慮過要當他的研究生。但覺得繆勒研究的果蠅在遺傳學上已過了輝煌時期，才改拜研究噬菌體遺傳的薩爾瓦多·盧里亞(salvador luria)為師。但是，繆勒關於遺傳物質必須具有自催化、異催化和突變三重性的觀念，想必對沃森有深刻的影響。正是因為沃森和克里克堅信dna是遺傳物質，並且理解遺傳物質應該有什麼樣的特性，才能根據如此少的數據，做出如此重大的發現。
他們根據的數據僅有三條：第一條是當時已廣為人知的，即dna由6種小分子組成：脫氧核糖，磷酸和4種鹼基(a、g、t、c)，由這些小分子組成了4種核苷酸，這4種核苷酸組成了dna。第二條證據是最新的，弗蘭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兩條長鏈組成的雙螺旋，寬度為20埃。第三條證據是最為關鍵的。美國生物化學家埃爾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測定dna的分子組成，發現dna中的4種鹼基的含量並不是傳統認為的等量的，雖然在不同物種中4種鹼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總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
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發布了這個重要結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結構的這三個實驗室都將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親訪劍橋，與沃森和克里克見面後，沃森和克里克對他的結果也不加重視。在沃森和克里克終於意識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並請劍橋的青年數學家約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計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寬度與g＋c的寬度相等之後，很快就拼湊出了dna分子的正確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雜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圖的短文公布了他們的發現。在論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謙遜的筆調，暗示了這個結構模型在遺傳上的重要性：「我們並非沒有注意到，我們所推測的特殊配對立即暗示了遺傳物質的復制機理。」在隨後發表的論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詳細地說明了dna雙螺旋模型對遺傳學研究的重大意義：一、它能夠說明遺傳物質的自我復制。這個「半保留復制」的設想後來被馬修·麥賽爾遜(matthew meselson)和富蘭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蹤實驗證實。二、它能夠說明遺傳物質是如何攜帶遺傳信息的。三、它能夠說明基因是如何突變的。基因突變是由於鹼基序列發生了變化，這樣的變化可以通過復制而得到保留。
但是遺傳物質的第四個特徵，即遺傳信息怎樣得到表達以控制細胞活動呢？這個模型無法解釋，沃森和克里克當時也公開承認他們不知道dna如何能「對細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過，這時，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質的合成，這種觀點已成為一個共識。那麼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質的合成呢？有沒有可能以dna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將氨基酸連接成蛋白質？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模型後的一段時間內，即有人如此假設，認為dna結構中，在不同的鹼基對之間形成形狀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這些窟窿中，就能連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質。但是這個假說，面臨著一大難題：染色體dna存在於細胞核中，而絕大多數蛋白質都在細胞質中，細胞核和細胞質由大分子無法通過的核膜隔離開，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質，蛋白質無法跑到細胞質。另一類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於細胞質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兩點不同，它有核糖而沒有脫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沒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雙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設想遺傳信息的傳遞途徑是由dna傳到rna，再由rna傳到蛋白質。在1953～1954年間，沃森進一步思考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基因表達時，dna從細胞核轉移到了細胞質，其脫氧核糖轉變成核糖，變成了雙鏈rna，然後再以鹼基對之間的窟窿為模板合成蛋白質。這個過於離奇的設想在提交發表之前被克里克否決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當連接氨基酸的模板。遺傳信息僅僅體現在dna的鹼基序列上，還需要一種連接物將鹼基序列和氨基酸連接起來。這個「連接物假說」，很快就被實驗證實了。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兩個學說，奠定了分子遺傳學的理論基礎。第一個學說是「序列假說」，它認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鹼基序列所決定，鹼基序列編碼一個特定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決定了蛋白質的三維結構。第二個學說是「中心法則」，遺傳信息只能從核酸傳遞給核酸，或核酸傳遞給蛋白質，而不能從蛋白質傳遞給蛋白質，或從蛋白質傳回核酸。沃森後來把中心法則更明確地表示為遺傳信息只能從dna傳到rna，再由rna傳到蛋白質，以致在1970年發現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轉錄現象後，人們都說中心法則需要修正，要加一條遺傳信息也能從rna傳到dna。事實上，根據克里克原來的說法，中心法則並無修正的必要。
鹼基序列是如何編碼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這個破譯這個遺傳密碼的問題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有20種，而鹼基只有4種，顯然，不可能由1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如果由2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只有16種(4的2次方)組合，也還不夠。因此，至少由3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共有64種組合，才能滿足需要。

網路上擺到的一些情況。你可以試試再查一查……

E. 有阿爾若德教授的那部電影叫什麼

中文名
王牌特工：特工學院
外文名
Kingsman: The Secret Service
其它譯名
金牌特工、特勤局、皇家特工：間諜密令
出品公司
Marv Films、Shangri-La Entertainment
發行公司
二十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
製片地區
美國，英國
製片成本
8100萬美元
拍攝地點
英國、加拿大、澳洲
導演
馬修·沃恩
編劇
簡·古德曼，馬克·米勒，馬修·沃恩
製片人
戴夫·里德
類型
動作，冒險，喜劇
主演
科林·費爾斯，塞繆爾·傑克遜，馬克·斯特朗，塔倫·埃哲頓，索菲·庫克森，傑克·達文波特，馬克·哈米爾，邁克爾·凱恩，索菲亞·寶特拉，漢娜·阿爾斯托姆，傑夫·貝爾，Velibor Topic
片長
129分鍾（美國）、125分鍾（中國）
上映時間
2015年3月27日（中國）
票房
223,099,750美元
分級
R級
對白語言
英語、阿拉伯語、瑞典語
色彩
彩色
imdb編碼
tt280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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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
演員表角色介紹
劇情簡介
6.3萬次播放09:46
貧民窟男孩一夜暴富，清純老漢竟是金主？
一個超級神秘的間諜組織——金士曼，要網羅有潛力年輕人加入，他們必須通過極具挑戰的訓練課程。一個普通的街頭混混艾格西（塔倫·埃格頓 飾演），因為父親的關系得到了加入這個組織的機會。艾格西父親的朋友哈利是金士曼的王牌特工，對艾格西的資質刮目相看，他希望艾格西能抓住這次改變人生的機會，要他去爭取加入金士曼。
共15張
電影劇照
要加入這個精英間諜組織，艾格西必須通過一連串具挑戰性又危險的考驗，以證明具備王牌特工新血該有的所有能力，同時還必須克服在同儕中被邊緣化的心理障礙，因為其他人都受過良好教育，有著豐富的人際關系且舉止得宜。而在此同時，一名思想偏差的科技天才引發的全球性威脅正在蔓延，而艾格西迅速變成超級特工協助哈利阻止這場致命威脅[3]。
《王牌特工》臉叔滿血歸來，卻變成戰五渣？
巴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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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職員表
演員表共34位
全部
科林·費爾斯
飾 哈里·哈特
塞繆爾·傑克遜
飾 瓦倫丁
馬克·斯特朗
飾 梅林
塔倫·埃哲頓
飾 埃格西
索菲·庫克森
飾 羅克茜
傑克·達文波特
飾 蘭斯洛特
職員表
製作人
戴夫·里德、馬修·沃恩
原著
馬克·米勒、戴夫·吉布森
導演
馬修·沃恩
註：演

F. 關於達爾文的非凡見解指的是什麼

1859年夏秋之交，英國一家很有名的雜志《季度評論》的編輯威特惠爾·艾爾文收到了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一本新書的樣本。艾爾文饒有興致地讀完了這本書，認為它有一些價值，可是又擔心它的主題過於狹窄，恐怕不足以吸引廣大讀者的目光。他要求達爾文寫一本有關鴿子的書，「每個人都對鴿子感興趣。」他熱情地建議說。

艾爾文的熱情建議沒有被採納，1859年11月底，《物種起源由自然淘汰的作用而來，或優良的族類在生存競爭中保存》正式出版了，每本定價為15先令。第一版上市的第一天就賣出了1250本，自那以後就一直未曾絕版過，而且由它所引發的爭議，也一直從未停息過——對於一個喜歡蚯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要不是出於一時沖動環遊了世界，終其一生很可能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鄉村牧師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1809年2月12日生在英格蘭中部偏西一個寧靜的小市鎮什魯斯伯里。他的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內科醫師，母親是著名的制陶世家喬西亞·韋茲伍德的女兒，她在達爾文年僅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達爾文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可是學習成績平平，這使得他喪偶的父親痛苦不已。「你除了打獵槍、玩狗、捉老鼠，什麼都不掛在心上。你將丟你自己和整個家族的臉。」他父親有一次曾經這樣寫道。凡是回顧查爾斯幼年生活的時候，幾乎總是要引用他父親的這句話。盡管達爾文感興趣的是自然史，可是在父親的堅持下，他還是勉強到愛丁堡大學學醫。然而，他一見到血就犯暈，一碰到病人痛苦就神經高度緊張。有一次，他親眼目睹了一位小孩的手術，小孩聲嘶力竭的慘狀——那時還未發明麻醉葯——給他的精神造成了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創痛。他試著轉學法律，但很快發現這門學科極其枯燥，實在令他難以忍受。最後，他並不十分順利地從劍橋大學獲得了一個神學學位。

鄉村牧師的生涯似乎正在前面等著他，就在這時，一個更具誘惑力的機會不期而然地出現在了他的面前。海軍探測船「貝格爾」號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邀請達爾文一同去遠航——菲茨羅伊的身份決定了他非得跟有教養的人交往——實際上是作為船長的餐桌夥伴。菲茨羅伊十分古怪，他挑選達爾文是因為他喜歡達爾文的鼻子的形狀。（他認為這是性格堅強的體現。）達爾文並不是菲茨羅伊的首選，但是最終還是得到他的認可，因為他更中意的人選跑掉了。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兩個人最顯著的共同點莫過於他們都非常年輕。在他們出發時，菲茨羅伊年僅23歲，達爾文只有22歲。

菲茨羅伊的主要任務是繪制沿海水域圖，可是他的愛好——實際上是極度的熱情——是要為《聖經》中所描述的上帝創造人的文字尋找實證。達爾文曾經接受過神學訓練，這是菲茨羅伊決定讓他一同前往的主要原因。可是達爾文後來不但表現出自由主義的觀點，而且並非全心全意地奉行基督教教義，這成了他們之間不斷沖突的根源。

達爾文在「貝格爾」號上從1831年一直待到1836年。顯而易見，這對於他來說，這既是一次增長閱歷的大好機會，也是一次充滿艱辛和困苦的旅行。他和菲茨羅伊船長一起擠在一個小艙里，這很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菲茨羅伊經常大發脾氣，接著又恨得咬牙切齒，他們經常爭吵不休。達爾文後來回憶說，這種爭吵有時幾乎到了「瘋狂的邊緣」。遠洋航行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往往是一件令人煩悶的事——「貝格爾」號的前任船長就是在孤寂與憂傷中用子彈對准頭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而菲茨羅伊來自一個著名的患有抑鬱症的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爾雷子爵在其擔任英國財政大臣的任期內用刀子割斷了自己的喉嚨。（1885年，菲茨羅伊也以同樣的方式自殺身亡。）即使在情緒穩定的時候，菲茨羅伊也是不可理喻的。他們的遠航剛剛結束，菲茨羅伊就和一個他愛慕已久的年輕女子結了婚，這使達爾文吃驚不小，因為在他們長達5年的朝夕相處的過程中，菲茨羅伊竟然一次也沒有表露過他的這種愛慕之情，他甚至連她的名字也從未提到過。

不過，在其他所有方面，「貝格爾」號航行是一次成功之旅。達爾文在遠洋航行中所鍛煉出來的冒險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而在此期間他所收集的數量眾多的標本足以供他研究一輩子，並且以此確立了他的聲望。他發現了許多十分珍貴的大型古代化石，其中包括迄今為止最為完好的大地懶屬；在智利，他經歷了一次險些致命的地震；他還發現了一種新的海豚（他非常恭敬地將它命名為菲茨羅伊海豚）；他對整個安第斯山脈作了詳盡而有用的地質考察，並且提出了一種有關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論。他在這一備受世人推崇的理論中提出，珊瑚礁不可能形成於100萬年以內——特別要指出的是，這是他第一次顯露出他一貫認為地球上生命的演進過程是極其古老的。1836年，在離開家鄉五年零兩天之後，達爾文重新回到了家鄉。此時他已27歲，從此他再未離開英格蘭。

在遠洋考察期間，達爾文並沒有提出進化論（抑或任何理論）。進化作為一個概念到19世紀30年代已經存在了幾十年，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在一首水平不高、名為《自然的神殿》的詩中，曾對進化理論發出由衷的贊美，當時達爾文還沒有出生。直到年輕的達爾文回到英格蘭並讀到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呈算術級增長的食物供給永遠也滿足不了呈幾何級增長的人口）之後，進化論的觀念才開始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意識到，生命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競爭的過程，自然選擇決定了某些物種繁榮，某些物種衰敗。說得具體一些，達爾文觀察到，所有的生物都為了爭奪資源而相互競爭，那些天生具有優勢的生物才會繁榮昌盛，並且將這種優勢遺傳給他們的後代。通過這種方式，物種持續不斷地得到了改進。

這似乎是一種再簡單不過的看法——這確實也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看法，但是它解釋了太多的問題，而達爾文准備將他的一生奉獻給這種理論。在閱讀《物種起源》時，T.H.赫胥黎曾喊著說：「我怎麼這么愚蠢，竟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從那以後，這種感嘆聲就一直不絕於耳。

有趣的是，在他的所有著作里，達爾文並沒有使用「最適應者生存」這個詞（雖然他確實對這個詞由衷地贊賞）。它是1864年由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生物學原理》一書里創造的，那是在《物種起源》發表5年以後。達爾文也沒有使用「進化」這個詞（那時這個詞已經用得很廣泛，有極大的誘惑力），而是代之以「後代漸變」。直到《物種起源》第6次印刷的時候，他才開始使用這個詞。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結論也絕不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島期間注意到那裡的效舌鶇的嘴多種多樣，受到了啟發才得出來的。通常的說法是（至少在我們許多人的記憶里通常是這樣的），當他一個島一個島旅行時，達爾文注意到每個島上的效舌鶇都非常適宜利用當地的資源——一個島上的效舌鶇的嘴又短又堅固，適宜啄開堅果；到了下一個島嶼，效舌鶇的嘴也許又長又尖，適宜在岩縫中啄玉黍螺——正是這種現象使得他開始想到，也許這些鳥並不是生來就是這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自己造成了這樣。

事實上，確實是鳥類創造了它們自己，不過注意到這一點的並不是達爾文。在隨「貝格爾」號遠航時，達爾文是一個初出校園的學生，不是訓練有素的博物學家，因此他並沒有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鳥類全都屬於同一類型。是達爾文的朋友——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意識到，達爾文發現的不過是具有不同本事的效舌鶇。不幸的是，由於沒有經驗，達爾文並沒有注意到這些鳥分別來自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哪一個島嶼。（他在觀察烏龜時犯了同樣的錯誤。）清理這種混亂狀態讓他花費了好多年的時間。

由於類似這樣的種種疏忽，同時也由於需要將「貝格爾」號帶回的成箱成箱的標本加以分門別類，直到1842年，在回到英國之後的第5年，達爾文才最終草擬出他的新理論的雛形。兩年後，他將他的新理論進一步擴充成230頁的「概要」。接著，他做出了一件驚人之舉：他將他的筆記扔到一邊，用了15年的時間忙於別的事情。他成了10個孩子的父親，他花了將近8年的時間撰寫一部關於藤壺的詳盡的著作。（「我比以往任何人都討厭藤壺。」在這項工作結束以後，他嘆息著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得了一種怪病，經常無精打采，頭暈眼花，「心神不定」，他自己說。他時常感到惡心，心率失調，偏頭痛，極度疲勞，渾身打戰，眼冒金星，呼吸短促，「頭腦變得輕飄飄的」，情緒極度低落，這是不足為怪的。

他得病的原因，至今沒有定論。人們有許多猜測，但最無根據而又最有可能的是他患了一種熱帶慢性病夏格氏病，他有可能是在南美洲被寄生蟲錐體蟲叮咬而感染這種疾病的。一種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是一種身心疾病。無論是哪種病，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常常只能連續工作不超過二十分鍾，有時甚至更短。

在他餘生的許多時間里，達爾文嘗試了一系列越來越絕望的治療方法——洗冷水浴呀、泡醋呀、電療呀，最後一種害得他不停地遭受小小的電擊。他幾乎成了一個隱士，很少離開他在肯特的家。搬家以後的第一個舉措是在書房的窗外立了一面鏡子，這樣他可以提前發現，必要的話還可以迴避來訪之客。

達爾文沒有把他的理論公之於世，因為他太清楚這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震撼了。在1844年，在達爾文把手稿鎖進抽屜里的那一年，有一本名為《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激起了思想界的勃然大怒，因為它提出人類可能是從比較低等的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創造世界的神靈的幫助。作者事先估計到會掀起軒然大波，便十分小心地將自己的身份隱匿起來。這個秘密保守了40年之久，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有的人猜測作者可能是達爾文，有的人懷疑是阿爾伯特親王。實際上，作者是一位成功而又不事張揚的蘇格蘭出版商，他的名字叫羅伯特·錢伯斯，他不願意暴露自己有其實際的以及個人的考慮：他經營的是一家專門出版《聖經》的著名公司。《殘跡》不僅受到國內外宗教人士的抨擊，也飽受眾多學術界人士的批判。《愛丁堡評論》用了將近整整一期的篇幅——長達85頁——將它批得體無完膚。連進化論的擁護者T.H.赫胥黎也對這本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可是他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該書的作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達爾文的手稿也許到死也不會發表，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他深感吃驚。1858年夏初，達爾文收到了一個來自遠東的包裹，裡面有一位名為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的年輕博物學家寫的一封措辭友好的信，以及他的一篇名為《變種與原種永遠分離的趨勢》的論文草稿。該文提出了自然選擇的理論，與達爾文未發表的手稿不謀而合，有一些語句甚至與達爾文的如出一轍。「我從未見過如此巧合的事情，」達爾文沮喪地說，「即使閱讀了我寫於1842年的手稿，華萊士也給不出比這更加精當的概括。」

華萊士並不像有時候認為的那樣，是不期而然地闖入了達爾文的生活。他們兩個人已經在通信，華萊士還曾不止一次大度地把他認為有點意思的標本寄給達爾文。在兩人通信的過程中，達爾文曾委婉地告訴華萊士，他早已把物種起源作為自己獨占的研究領域。「到今年夏天，我已經第20年（！）沒有打開過我的第一部手稿了，裡面論述了物種和變種是怎樣彼此不同的。」早些時候，在給華萊士的信里，他曾這樣寫道，「我現在正准備出版我的著作。」他接著說，不過實際上他並沒有打算這樣做。

然而，華萊士沒有領會達爾文的意思——無論如何，他當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理論與達爾文已經研究了20年的學說會幾乎一致。

達爾文被置於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他搶先發表自己的作品以確保自己的優先權，他就會佔了一位遠在千山萬水之外的無辜的仰慕者的便宜；如果他退讓一步，就如發揚紳士風度所必須做的那樣，他就會失去他自己獨立研究所得的理論的發現權。華萊士自己也承認，他的理論是靈光一現的產物；而達爾文的理論則是十幾年仔細研究、周密思考的結果。因此，這是絕對不公正的。

好像是為了增加他的痛苦似的，達爾文那和他同名的小兒子查爾斯感染了猩紅熱，病情極為嚴重。6月28日，病況危急到了頂點，小查爾斯去世了。盡管悲痛之極，達爾文還是抽時間給他的朋友查爾斯·萊爾和約瑟夫·胡克匆匆寫了一封信，提出願意給華萊士讓路，但說要是這么做，那就是意味著他所有的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無論那成果有多大意義」。萊爾和胡克找到了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他們將達爾文和華萊士觀點的概要同時提交給林奈學會的一次會議，當時該學會正在為恢復自己作為科學權威的地位而努力。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的理論被公之於世。達爾文本人並沒有參加會議。開會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安葬他們的小兒子。

達爾文一華萊士的論文是那天晚上提交的7篇論文中的一篇——其他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研究安哥拉的植物區系的——列席會議的聽眾大約有30名。即使他們意識到自己正目睹那一世紀科學領域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們也沒有表現出來。接下來並沒有討論，在社會上也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後來高興地注意到，只有一個人在文章中提到了這兩篇論文，他是都柏林一位名叫豪夫頓的教授。他的結論是：「在這兩篇文章中，凡是新的內容都是荒謬的，凡是舊的內容都是正確的。」

華萊士當時仍在遠東，過了好久他才知道這一切，他表現得很平靜，似乎對能夠被列入進化論的發現者之列而感到十分高興。他此後甚至一直將這個理論稱之為「達爾文主義」。

還有一個人對達爾文最先發現進化論的資格構成了大得多的威脅，這人名叫帕特里克·馬修，是蘇格蘭的一名園藝師。令人吃驚的是，他事實上遠在達爾文開始「貝格爾」號之航的同一年就提出了自然選擇理論。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為《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書里提出這些觀點的，不僅達爾文沒有讀到，全世界都沒有注意到。當他看見達爾文被所有人推崇為進化論的發現者，而這一理論事實上是他最早提出的時候，他馬上採取行動，給《藝園者紀事》寫了一封信。達爾文毫不猶豫地表示了歉意，不過他同時也聲明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感到吃驚，無論是我，還是任何別的博物學家，都沒有聽說過馬修先生的觀點，因為他的話講得很簡單，又是出現在一本關於《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作品的附錄里。」

華萊士在以後大約50年裡仍然是一名博物學家和思想家，而且偶爾還幹得不錯，但漸漸對科學失去了興趣，將自己的研究轉向了降魂術以及宇宙中存在別的生命可能性等方面。因此，達爾文主要是因為人家放棄而獨自擁有了進化論的發明權。

達爾文終其一生都為自己的觀點而感到苦惱。他稱自己是「魔鬼的牧師」，說披露進化論使他覺得就像「招認自己是一名殺人犯」。除此之外，他還深深地傷害了他虔誠的愛妻。盡管這樣，他還是立即著手將他的手稿擴充成一本書。一開始他給這本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和自然選擇的多樣性概論》，這個書名過於冗長和含混，出版該書的約翰·莫瑞決定只印500冊。但是在拿到手稿以後，再加上使書名稍具吸引力，莫瑞決定將初版的印數增加到1250冊。

《物種起源》在商業上立刻取得成功，但卻沒有激起多大反響。達爾文的理論面臨兩個很棘手的困難：一方面，要過很多年以後，它才最終得到開爾文勛爵的承認；另一方面，化石方面所提供的證據也少得可憐。有一些善於思考的批評家提出這樣的疑問，達爾文的理論中如此明確地強調的物種的過渡形態在哪裡呢？如果物種是持續不斷地進化的，那麼在化石中一定存在不少進化過程中的中間形態，但是事實上卻沒有。其實，當時（及以後很多年）已發現的化石表明，一直到著名的寒武紀大爆發之前，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生命。

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達爾文卻堅持認為早期的海洋里一定存在著豐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它們而已。這是因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它們並沒有保存下來。達爾文認為這是惟一合理的解釋。「這種情形現階段肯定無法解釋清楚，但可以盡量被看做是與現存看法相對立的合理觀點。」他很直率地承認，但是拒絕考慮其他可能性。為了解釋，他推論說——富有創見，卻是不正確的，也許前寒武紀的海水太清澈了，不能沉澱下任何物質，因此也就沒有將化石保存下來。

即使是達爾文最好的朋友，也對他的某些過於武斷的結論感到不安，亞當·塞奇威克是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的老師，1887年曾帶他到威爾士作地質考察，他說達爾文的書給他的「痛苦多於快樂」。傑出的瑞典古生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拒絕接受他的觀點，認為它純屬臆想。連萊爾也不勝郁悶地得出結論說：「達爾文走得太遠了。」

T.H.赫胥黎不喜歡達爾文所主張的進化要經歷漫長的地質時間的觀點，因為他是一個突變論者，也就是說他相信進化是突然而非逐漸發生的。突變論者（這個詞來自拉丁語「跳躍」）無法相信復雜的器官會慢慢地分階段出現。十分之一的翅膀，或者二分之一的眼睛，試問這樣的器官究竟有什麼用處？在他們看來，這種器官只有以已經完成的形式出現才有意義。

赫胥黎所主張的這種突變論是十分極端的，有點兒令人吃驚，因為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由英國神學家威廉·佩利於1802年首先提出的一個極為保守的宗教觀念，這種觀念被稱為「來自設計的論證」。佩利認為，如果你在地上發現了一塊懷表，即使你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你也會立刻意識到它是由某個有才乾的人製造的。他相信大自然也是如此，它的復雜性就是精心設計的證明。這種觀念在19世紀影響極大，也令達爾文感到不安。「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眼睛心裡就直打冷戰。」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達爾文這樣寫道。他在《物種起源》中承認，自然選擇能以漸進的方式產生這樣一種器官，「坦率地說，似乎是個極其荒唐的觀念」。

即便如此，達爾文不僅依然堅持所有的變化都是漸進的，而且幾乎《物種起源》的每次重版，他都要將他所認為的進化過程所需的時間長度增加一些，這導致了他的支持者的強烈反感，支持他理論的人越來越少。「最後，」根據科學家兼歷史學家傑弗里·施瓦茲的說法，「達爾文在自然史和地質學家同行那裡僅有的支持也丟失殆盡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達爾文將他的書取名為《物種起源》，可是對物種是怎樣起源的，他卻不能作出解釋。達爾文的理論暗示了一種使得一個物種怎樣變得更強、更好或更快——一句話，更適應——的機制，但卻沒有說明新的物種是怎樣誕生的。蘇格蘭工程師弗萊明·詹金思考了這個問題，指出達爾文的論點中的一個嚴重缺陷。達爾文認為某一代物種中出現的（有利的）特性都會傳給下一代，並從而使該物種更加強健。

詹金指出，上一代中的（有利的）特性在遺傳給下一代時，不會在隨後的幾代中佔主導地位，而實際上是在混合過程中被沖淡了。如果你往威士忌中倒進一杯水，你不會使威士忌變得更濃，而是將其稀釋了；如果你再往已稀釋的威士忌中倒進一杯水，威士忌會變得更淡。同樣，上一代父母遺傳給下一代的有利特性在隨後的不斷繁殖中會被逐漸削弱，直到最後完全消失。因此從動態的觀點來看，達爾文的理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它只能解釋靜態的事物。在進化過程中，特異現象時有發生，但是它們很快就會消失，因為生物體總是傾向於使一切都回歸於平常。如果自然選擇要起作用的話，就得需要某種尚未發現的替代機制。

達爾文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關於這個問題，遠在1200公里外的歐洲中部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個名為格列高利·孟德爾的離群索居的修道士將會提供一個答案。

孟德爾1822年出生於奧地利帝國的一個偏僻小鎮（現屬捷克共和國）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中學課本曾將他描述為一個單純的鄉下修道士，有比較敏銳的觀察力，他的很多發現很在程度上都帶有偶然的成分——他在修道院的菜園里種植豌豆的時候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遺傳特點。事實上，孟德爾是一個訓練有素的科學家——他曾經在奧爾慕茨哲學研究所和維也納大學攻讀過物理學和數學——他對他所研究的一切進行了非常科學的整理和歸納。不僅如此，從1843年起，他所供職的修道院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術中心。修道院有個擁有2萬冊藏書的圖書館，具有嚴謹的科學研究的傳統。

在著手他的實驗之前，孟德爾花了兩年時間培育研究所需的標本。他選擇了七種不同的豌豆，在確保它們繁殖純種之後，他在兩個全職助手的幫助下開始反復種植這些豌豆並將其中的30000株進行雜交。這是一項極為細致的工作。為了防止意外受粉，他們必須不厭其煩地記錄豌豆種子、豆莢、葉子、莖和花在生長過程中，以及在外表方面極細微的差別。對於他所做的事情的意義，孟德爾知道得很清楚。

他從未用過「基因」這個詞——這個詞1913年才第一次出現於英國的一本醫學詞典——雖然發明了「顯性的」和「劣性的」這樣的概念。他的建樹在於他發現每一顆種子都包含兩個「遺傳因子」或他所謂的「本分」——一個是優勢的，另一個是劣勢的，這些因子一旦相互組合，就會產生可以預期的遺傳形式。

他把這種結果轉換成了精確的數學公式。孟德爾總共用了8年的時間從事這項研究，接著又在花卉、玉米和其他植物上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以檢驗他的結論的正確性。甚至還不如說，孟德爾的研究方法過於科學，以致當他1865年在布爾諾自然史學會的2月和3月月度會議中宣讀他的論文時，大約40個聽眾很有禮貌地聽了他的演講，可是他們顯然無動於衷，即使對他們中的不少人來說，植物的培育實際上是他們極感興趣的一件事。

孟德爾的報告出版以後，他迫不及待地給瑞士偉大的植物學家卡爾·威廉·馮·耐格里寄了一份。從某種意義上說，耐格里的支持對孟德爾理論的前途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耐格里沒有意識到孟德爾的發現的重要性，他建議孟德爾培育山柳屬科植物。孟德爾按照他所說的去做了，但很快發現山柳屬植物並不具備研究遺傳性所必不可缺的特點。很明顯，耐格里並未認真閱讀他的論文，甚至可能根本沒有讀。灰心喪氣的孟德爾從此放棄了遺傳性研究，在他的餘生中轉而種植良種蔬菜，從事蜜蜂、老鼠、太陽黑子之類別的研究。最後他被推選為修道院院長。

孟德爾的發現並未像有時候被認為的完全被大家疏忽。他的研究成果被光榮地收入《大英網路全書》中——當時是一部記錄科學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它在今天的地位，並且在德國威廉·奧伯斯·福克所撰寫的一篇重要論文里被一再引用。實際上，由於孟德爾的觀點一直未曾沉沒在科學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當世界具備了接受它們的條件時，它們就很容易地被人們重新發現。

達爾文和孟德爾一起為20世紀的全部生命科學奠定了基礎，不過他們兩個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達爾文發現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關聯的，並且它們說到底都「源自一個共同的祖先」；而孟德爾的工作則從機制上為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提供了解釋。他們兩個人本來可以相互幫助。孟德爾擁有一本德文版的《物種起源》，據說他讀過這本書，因此他一定意識到他的工作適用於達爾文的理論，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想辦法和達爾文聯系過。而達爾文這一方呢？人們知道他研究過福克的非常有影響的論文，裡面一再提到孟德爾的著作，但是他並沒有將它們和自己的研究加以聯系起來。

在一般人的眼中，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觀點是達爾文學說的重要特點，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一觀點只是在達爾文的學說中順便提了提。即便那樣，大家不需要有太多想像力就能從達爾文的理論中明白關於人類發展的這一層意思，而這很快就成了人們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在牛津郡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的一次會議上，一決雌雄的時刻到來了。赫胥黎應《創造的自然史之殘跡》一書的作者羅伯特·錢伯斯之邀出席了那次會議，不過當時赫胥黎並不知道錢伯斯與那部富有爭議的著作的關系。就像往常一樣，達爾文並沒有出席。會議是在牛津動物學博物館舉行的。1000餘人擠進了會場，還有幾百人無法進入。大家都意識到一個重大事件即將發生，雖然他們不得不先聆聽紐約大學約翰·威廉·德雷珀長達兩個小時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開場白，他演說的題目是《論歐洲的智力發展兼論達爾文先生的觀點》。

最後，牛津教區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站起來發言。此前一天晚上，理查德·歐文曾到威爾伯福斯家做客。理查德·歐文是一位狂熱的反達爾文主義者，他和威爾伯福斯通了個氣（反正大家是這么認為的）。正像許多引起轟動的事件一樣，人們對這件事的經過眾說不一，莫衷一是。不過最為流行的版本是，衣冠楚楚、儀態威嚴的威爾伯福斯轉向赫胥黎，冷笑著問他是否敢於宣稱他是通過他的祖母或祖父的任何一方由猿進化而來的。威爾伯福斯本來想說一句俏皮話，可是卻被曲解為咄咄逼人的挑釁。根據赫胥黎自己說，他轉向他的鄰座悄聲說：「我從上帝那裡接生了他。」

G. 20世紀生物學 成就

20世紀生物學最大的成就是DNA分子雙螺旋結構模型的發現
沃森、克里克

沃森
Watson, James Dewey
美國生物學家

克里克
Crick, Francis Harry Compton
英國生物物理學家

20世紀50年代初，英國科學家威爾金斯等用X射線衍射技術對DNA結構潛心研究了3年，意識到DNA是一種螺旋結構。女物理學家富蘭克林在1951年底拍到了一張十分清晰的DNA的X射線衍射照片。

1952年，美國化學家鮑林發表了關於DNA三鏈模型的研究報告，這種模型被稱為α螺旋。沃森與威爾金斯、富蘭克林等討論了鮑林的模型。威爾金斯出示了富蘭克林在一年前拍下的DNAX射線衍射照片，沃森看出了DNA的內部是一種螺旋形的結構，他立即產生了一種新概念：DNA不是三鏈結構而應該是雙鏈結構。他們繼續循著這個思路深入探討，極力將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起來。根據各方面對DNA研究的信息和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沃森和克里克得出一個共識：DNA是一種雙鏈螺旋結構。這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發現！沃森和克里克立即行動，馬上在實驗室中聯手開始搭建DNA雙螺旋模型。從1953年2月22日起開始奮戰，他們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終於在3月7日，將他們想像中的美麗無比的DNA模型搭建成功了。

沃森、克里克的這個模型正確地反映出DNA的分子結構。此後，遺傳學的歷史和生物學的歷史都從細胞階段進入了分子階段。

由於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在DNA分子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他們分享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

詹姆斯·沃森
沃森（出生於1928年）美國生物學家.
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DNA被確認為遺傳物質之後，生物學家們不得不面臨著一個難題：DNA應該有什麼樣的結構，才能擔當遺傳的重任？它必須能夠攜帶遺傳信息，能夠自我復制傳遞遺傳信息，能夠讓遺傳信息得到表達以控制細胞活動，並且能夠突變並保留突變。這4點，缺一不可，如何建構一個DNA分子模型解釋這一切？

當時主要有三個實驗室幾乎同時在研究DNA分子模型。第一個實驗室是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弗蘭克林實驗室，他們用X射線衍射法研究DNA的晶體結構。當X射線照射到生物大分子的晶體時，晶格中的原子或分子會使射線發生偏轉，根據得到的衍射圖像，可以推測分子大致的結構和形狀。第二個實驗室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大化學家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實驗室。在此之前，鮑林已發現了蛋白質的a螺旋結構。第三個則是個非正式的研究小組，事實上他們可說是不務正業。23歲的年輕的遺傳學家沃森於1951年從美國到劍橋大學做博士後時，雖然其真實意圖是要研究DNA分子結構，掛著的課題項目卻是研究煙草花葉病毒。比他年長12歲的克里克當時正在做博士論文，論文題目是「多肽和蛋白質：X射線研究」。沃森說服與他分享同一個辦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需要克里克在X射線晶體衍射學方面的知識。他們從1951年10月開始拼湊模型，幾經嘗試，終於在1953年3月獲得了正確的模型。關於這三個實驗室如何明爭暗鬥，互相競爭，由於沃森一本風靡全球的自傳《雙螺旋》而廣為人知。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沃森和克里克既不像威爾金斯和弗蘭克林那樣擁有第一手的實驗資料，又不像鮑林那樣有建構分子模型的豐富經驗（他們兩個人都是第一次建構分子模型），卻能在這場競賽中獲勝？

這些人中，除了沃森，都不是遺傳學家，而是物理學家或化學家。威爾金斯雖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體結構，當時卻對DNA究竟在細胞中干什麼一無所知，在1951年才覺得DNA可能參與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遺傳。弗蘭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細胞中的重要性。鮑林研究DNA分子，則純屬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國化學學會雜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結構的論文，覺得荒唐可笑，為了反駁這篇論文，才著手建立DNA分子模型。他是把DNA分子當作化合物，而不是遺傳物質來研究的。這兩個研究小組完全根據晶體衍射圖建構模型，鮑林甚至根據的是30年代拍攝的模糊不清的衍射照片。不理解DNA的生物學功能，單純根據晶體衍射圖，有太多的可能性供選擇，是很難得出正確的模型的。

沃森在1951年到劍橋之前，曾經做過用同位素標記追蹤噬菌體DNA的實驗，堅信DNA就是遺傳物質。據他的回憶，他到劍橋後發現克里克也是「知道DNA比蛋白質更為重要的人」。但是按克里克本人的說法，他當時對DNA所知不多，並未覺得它在遺傳上比蛋白質更重要，只是認為DNA作為與核蛋白結合的物質，值得研究。對一名研究生來說，確定一種未知分子的結構，就是一個值得一試的課題。在確信了DNA是遺傳物質之後，還必須理解遺傳物質需要什麼樣的性質才能發揮基因的功能。像克里克和威爾金斯，沃森後來也強調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一書對他的重要影響，他甚至說他在芝加哥大學時讀了這本書之後，就立志要破解基因的奧秘。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很難明白，為什麼沃森向印第安那大學申請研究生時，申請的是鳥類學。由於印第安那大學動物系沒有鳥類學專業，在系主任的建議下，沃森才轉而從事遺傳學研究。當時大遺傳學家赫爾曼·繆勒（Hermann Muller）恰好正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授，沃森不僅上過繆勒關於「突變和基因」的課（分數得A），而且考慮過要當他的研究生。但覺得繆勒研究的果蠅在遺傳學上已過了輝煌時期，才改拜研究噬菌體遺傳的薩爾瓦多·盧里亞（Salvador Luria）為師。但是，繆勒關於遺傳物質必須具有自催化、異催化和突變三重性的觀念，想必對沃森有深刻的影響。正是因為沃森和克里克堅信DNA是遺傳物質，並且理解遺傳物質應該有什麼樣的特性，才能根據如此少的數據，做出如此重大的發現。

他們根據的數據僅有三條：第一條是當時已廣為人知的，即DNA由6種小分子組成：脫氧核糖，磷酸和4種鹼基（A、G、T、C），由這些小分子組成了4種核苷酸，這4種核苷酸組成了DNA.第二條證據是最新的，弗蘭克林得到的衍射照片表明，DNA是由兩條長鏈組成的雙螺旋，寬度為20埃。第三條證據是最為關鍵的。美國生物化學家埃爾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測定DNA的分子組成，發現DNA中的4種鹼基的含量並不是傳統認為的等量的，雖然在不同物種中4種鹼基的含量不同，但是A和T的含量總是相等，G和C的含量也相等。

查加夫早在1950年就已發布了這個重要結果，但奇怪的是，研究DNA分子結構的這三個實驗室都將它忽略了。甚至在查加夫1951年春天親訪劍橋，與沃森和克里克見面後，沃森和克里克對他的結果也不加重視。在沃森和克里克終於意識到查加夫比值的重要性，並請劍橋的青年數學家約翰·格里菲斯（John Griffith）計算出A吸引T，G吸引C，A＋T的寬度與G＋C的寬度相等之後，很快就拼湊出了DNA分子的正確模型。

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雜志上以1000多字和一幅插圖的短文公布了他們的發現。在論文中，沃森和克里克以謙遜的筆調，暗示了這個結構模型在遺傳上的重要性：「我們並非沒有注意到，我們所推測的特殊配對立即暗示了遺傳物質的復制機理。」在隨後發表的論文中，沃森和克里克詳細地說明了DNA雙螺旋模型對遺傳學研究的重大意義：一、它能夠說明遺傳物質的自我復制。這個「半保留復制」的設想後來被馬修·麥賽爾遜（Matthew Meselson）和富蘭克林·斯塔勒（Franklin W.Stahl）用同位素追蹤實驗證實。二、它能夠說明遺傳物質是如何攜帶遺傳信息的。三、它能夠說明基因是如何突變的。基因突變是由於鹼基序列發生了變化，這樣的變化可以通過復制而得到保留。

但是遺傳物質的第四個特徵，即遺傳信息怎樣得到表達以控制細胞活動呢？這個模型無法解釋，沃森和克里克當時也公開承認他們不知道DNA如何能「對細胞有高度特殊的作用」。不過，這時，基因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蛋白質的合成，這種觀點已成為一個共識。那麼基因又是如何控制蛋白質的合成呢？有沒有可能以DNA為模板，直接在DNA上面將氨基酸連接成蛋白質？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雙螺旋模型後的一段時間內，即有人如此假設，認為DNA結構中，在不同的鹼基對之間形成形狀不同的「窟窿」，不同的氨基酸插在這些窟窿中，就能連成特定序列的蛋白質。但是這個假說，面臨著一大難題：染色體DNA存在於細胞核中，而絕大多數蛋白質都在細胞質中，細胞核和細胞質由大分子無法通過的核膜隔離開，如果由DNA直接合成蛋白質，蛋白質無法跑到細胞質。另一類核酸RNA倒是主要存在於細胞質中。RNA和DNA的成分很相似，只有兩點不同，它有核糖而沒有脫氧核糖，有尿嘧啶（U）而沒有胸腺嘧啶（T）。早在1952年，在提出DNA雙螺旋模型之前，沃森就已設想遺傳信息的傳遞途徑是由DNA傳到RNA，再由RNA傳到蛋白質。在1953～1954年間，沃森進一步思考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基因表達時，DNA從細胞核轉移到了細胞質，其脫氧核糖轉變成核糖，變成了雙鏈RNA，然後再以鹼基對之間的窟窿為模板合成蛋白質。這個過於離奇的設想在提交發表之前被克里克否決了。克里克指出，DNA和RNA本身都不可能直接充當連接氨基酸的模板。遺傳信息僅僅體現在DNA的鹼基序列上，還需要一種連接物將鹼基序列和氨基酸連接起來。這個「連接物假說」，很快就被實驗證實了。

1958年，克里克提出了兩個學說，奠定了分子遺傳學的理論基礎。第一個學說是「序列假說」，它認為一段核酸的特殊性完全由它的鹼基序列所決定，鹼基序列編碼一個特定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決定了蛋白質的三維結構。第二個學說是「中心法則」，遺傳信息只能從核酸傳遞給核酸，或核酸傳遞給蛋白質，而不能從蛋白質傳遞給蛋白質，或從蛋白質傳回核酸。沃森後來把中心法則更明確地表示為遺傳信息只能從DNA傳到RNA，再由RNA傳到蛋白質，以致在1970年發現了病毒中存在由RNA合成DNA的反轉錄現象後，人們都說中心法則需要修正，要加一條遺傳信息也能從RNA傳到DNA.事實上，根據克里克原來的說法，中心法則並無修正的必要。

鹼基序列是如何編碼氨基酸的呢？克里克在這個破譯這個遺傳密碼的問題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組成蛋白質的氨基酸有20種，而鹼基只有4種，顯然，不可能由1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如果由2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只有16種（4的2次方）組合，也還不夠。因此，至少由3個鹼基編碼1個氨基酸，共有64種組合，才能滿足需要。1961年，克里克等人在噬菌體T4中用遺傳學方法證明了蛋白質中1個氨基酸的順序是由3個鹼基編碼的（稱為1個密碼子）。同一年，兩位美國分子遺傳學家馬歇爾·尼倫伯格（Marshall Nirenberg）和約翰·馬特哈伊（John Matthaei）破解了第一個密碼子。到1966年，全部64個密碼子（包括3個合成終止信號）被鑒定出來。作為所有生物來自同一個祖先的證據之一，密碼子在所有生物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類從此有了一張破解遺傳奧秘的密碼表。

DNA雙螺旋模型（包括中心法則）的發現，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科學發現之一，也是生物學歷史上惟一可與達爾文進化論相比的最重大的發現，它與自然選擇一起，統一了生物學的大概念，標志著分子遺傳學的誕生。這門綜合了遺傳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和信息學，主宰了生物學所有學科研究的新生學科的誕生，是許多人共同奮斗的結果，而克里克、威爾金斯、弗蘭克林和沃森，特別是克里克，就是其中最為傑出的英雄。

克里克
弗朗西斯·哈里·康普頓·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1916.6.8——2004.7.28）

生於英格蘭中南部一個郡的首府北安普敦。小時酷愛物理學。1934年中學畢業後，他考入倫敦大學物理系，3年後大學畢業，隨即攻讀博士學位。然而，1939年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他的學業，他進入海軍部門研究魚雷，也沒有什麼成就。待戰爭結束，步入"而立之年"的克里克在事業上仍一事無成。1950年，也就是他34歲時考入劍橋大學物理系攻讀研究生學位，想在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研究基本粒子。

這時，克里克讀到著名物理學家薛定諤的一本書《生命是什麼》，書中預言一個生物學研究的新紀元即將開始，並指出生物問題最終要靠物理學和化學去說明，而且很可能從生物學研究中發現新的物理學定律。克里克深信自己的物理學知識有助於生物學的研究，但化學知識缺乏，於是開始發憤攻讀有機化學、X射線衍射理論和技術，准備探索蛋白質結構問題。

1951年，美國一位23歲的生物學博士沃森來到卡文迪什實驗室，他也受到薛定諤《生命是什麼》的影響。克里克同他一見如故，開始了對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結構的合作研究。他們雖然性格相左，但在事業上志同道合。沃森生物學基礎扎實，訓練有素；克里克則憑借物理學優勢，又不受傳統生物學觀念束縛，常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思考問題。他們二人優勢互補，取長補短，並善予吸收和借鑒當時也在研究DNA分子結構的鮑林、威爾金斯和弗蘭克林等人的成果，結果經不足兩年時間的努力便完成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模型。而且，克里克以其深邃的科學洞察力，不顧沃森的猶豫態度，堅持在他們合作的第一篇論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對原則，立即使人聯想到遺傳物質可能有的復制機制」這句話，使他們不僅發現了DNA的分子結構，而且叢結構與功能的角度作出了解釋。

1962年，46歲的克里克同沃森、威爾金斯一道榮獲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獎。

後來，克里克又單獨首次提出蛋白質合成的中心法則，即遺傳密碼的走向是：DNA→RNA→蛋白質。他在遺傳密碼的比例和翻譯機制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貢獻。1977年，克里克離開了劍橋，前往加州聖地亞哥的索爾克研究院擔任教授。

2004年7月28日深夜，弗朗西斯·克里克在與結腸癌進行了長時間的搏鬥之後，在加州聖地亞哥的桑頓醫院里逝世，享年88歲。

被遺忘的英格蘭玫瑰

很多人都知道沃森和克里克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故事，更進一步，有人還可能知道他們與莫里斯·威爾金斯因此分享了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然而，有多少人記得羅莎琳德·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她在這一歷史性的發現中做出的貢獻？

富蘭克林1920年生於倫敦，15歲就立志要當科學家，但父親並不支持她這樣做。她早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專業是物理化學。1945年，當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她前往法國學習X射線衍射技術。她深受法國同事的喜愛，有人評價她「從來沒有見到法語講的這么好的外國人」。1951年，她回到英國，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取得了一個職位。

在那時候，人們已經知道了脫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遺傳物質，但是對於DNA的結構，以及它如何在生命活動中發揮作用的機制還不甚了解。就在這時，富蘭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結構的行列——在相當不友善的環境下。她負責起實驗室的DNA項目時，有好幾個月沒有人幹活。同事威爾金斯不喜歡她進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但他在研究上卻又離不開她。他把她看作搞技術的副手，她卻認為自己與他地位同等，兩人的私交惡劣到幾乎不講話。在那時的科學界，對女科學家的歧視處處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許在大學的高級休息室里用午餐。她們無形中被排除在科學家間的聯系網路之外，而這種聯系對了解新的研究動態、交換新理念、觸發靈感極為重要。

富蘭克林在法國學習的X射線衍射技術在研究中派上了用場。X射線是波長非常短的電磁波。醫生通常用它來透視，而物理學家用它來分析晶體的結構。當X射線穿過晶體之後，會形成衍射圖樣——一種特定的明暗交替的圖形。不同的晶體產生不同的衍射圖樣，仔細分析這種圖形人們就能知道組成晶體的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富蘭克林精於此道，她成功的拍攝了DNA晶體的X射線衍射照片。

富蘭克林拍攝的DNA晶體的X射線衍射照片，這張照片正是發現DNA結構的關鍵

此時，沃森和克里克也在劍橋大學進行DNA結構的研究，威爾金斯在富蘭克林不知情的情況下給他們看了那張照片。根據照片，他們很快就領悟到了DNA的結構——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兩條以磷酸為骨架的鏈相互纏繞形成了雙螺旋結構，氫鍵把它們連結在一起。他們在1953年5月25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志上報告了這一發現。這是生物學的一座里程碑，分子生物學時代的開端。

當沃森等人的論文發表的時候，富蘭克林已經離開了國王學院，威爾金斯似乎很慶幸這個不討他喜歡的夥伴的離去。然而富蘭克林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她分辨出了DNA的兩種構型，並成功的拍攝了它的X射線衍射照片。沃森和克里克未經她的許可使用了這張照片，但她不以為忤，反而為他們的發現感到高興，還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證實DNA雙螺旋結構的文章。

這個故事的結局有些傷感。當1962年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時候，富蘭克林已經在4年前因為卵巢癌而去世。按照慣例，諾貝爾獎不授予已經去世的人。此外，同一獎項至多隻能由3個人分享，假如富蘭克林活著，她會得獎嗎？性別差異是否會成為公平競爭的障礙？後人為了這個永遠不能有答案的問題進行過許多猜測與爭論。

與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相比，富蘭克林的早逝更加令人惋惜。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科學家，然而知道她和她的貢獻的人寥寥無幾。沃森在《雙螺旋》（1968年出版）一書中甚至公開詆毀富蘭克林的形象與功績，歪曲她與威爾金斯之間的恩怨。許多關於雙螺旋的書籍和文章根本不提及富蘭克林，盡管克里克在很多年後承認「她離真相已經只有兩步」。富蘭克林始終相信人們對才能和專業水準的尊重會與性別無關，但她正是這傾斜的世界中女科學家命運的代表。如果她是男性則可能如何，這種假設固然沒有意義，但性別的確一直是她在科研領域發揮才能的絆腳石，並使她的成就長時間得不到應有的認可。

H. 如果人類能夠實現星際穿越，其理論來源於哪個科學家

如果人類能夠實現星際穿越，其理論來源於（霍金）。

史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2年1月8日出生於英國牛津，父親法蘭克是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熱帶病專家，母親伊莎貝爾1930年於牛津研究哲學、政治和經濟。霍金本人畢業於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並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他是英國劍橋大學應用數學與理論物理學系物理學家，1979至2009年任盧卡斯數學教授（現為榮譽教授此教席曾由艾薩克·牛頓擔任，是英國最崇高的教授職位之一。霍金是繼牛頓和愛因斯坦之後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被世人譽為「宇宙之王」。
他在21歲時不幸患上了會使肌肉萎縮的盧伽雷氏症（ALS），因此被禁錮在輪椅上，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動，疾病已經使他的身體嚴重變形，頭只能朝右邊傾斜，肩膀左低右高，雙手緊緊並在當中，握著手掌大小的擬聲器鍵盤，兩腳則朝內扭曲著，嘴已經幾乎歪成S型，只要略帶微笑，馬上就會現出「呲牙咧嘴」的樣子。這已經成為他的標志性形象。1985年，因患肺炎做了穿氣管手術，被徹底剝奪了說話的能力，演講和問答只能通過語音合成器來完成。當時醫生預測他最多活兩年，但他至今依然頑強的活著。1973年，他考察黑洞附近的量子效應，發現黑洞會像天體一樣發出輻射，其輻射的溫度和黑洞質量成反比，這樣黑洞就會因為輻射而慢慢變小，而溫度卻越變越高，最後以爆炸而告終。黑洞輻射或霍金輻射（包括de Sitter空間中的霍金輻射）的發現具有極其基本的意義，它將廣義相對論、量子場論和熱力學統一在一起，其為彎曲時空中的量子場論。
1973年以後，他的研究轉向了量子引力論。雖然人們還沒有得到一個成功的理論，但它的一些特徵已被發現。例如，空間－時間在普朗克尺度下不是平坦的，而是處於一種粉末的狀態。在量子引力中不存在純態，因果性受到破壞，因此使不可知性從經典統計物理學、量子統計物理提高到了量子引力的第三個層次。
1980年以後，霍金的興趣轉向了量子宇宙論，提出了能解決宇宙第一推動問題的無邊界條件。2004年7月，他承認了自己原來的「黑洞悖論」觀點。《時間簡史》的副題是從大爆炸到黑洞。史蒂芬·威廉·霍金認為他一生的貢獻是在經典物理的框架里，證明了黑洞和大爆炸奇點的不可避免性，黑洞越變越大，但在量子物理的框架里，他指出，黑洞因輻射而越變越小，大爆炸的奇點不斷被量子效應所抹平，而且整個宇宙空間正是起始於此。理論物理學的細節在未來的20年中還會有變化，但就觀念而言，已經相當完備了。
史蒂芬·威廉·霍金的生平是非常富有傳奇性的，在科學成就上，他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他的貢獻是在他被盧伽雷氏症禁錮在輪椅上50年之久的情況下做出的。他的貢獻對於人類的觀念有深遠的影響，所以媒體早已有許多關於他如何與全身癱瘓作搏鬥的描述。吳忠超（霍金的學生之一）於1979年第一回見到他時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那是第一次參加劍橋霍金廣義相對論小組的討論班時，身後門一打開，腦後忽然響起一種非常微弱的電器的聲音，回頭一看，只見一個骨瘦如柴的人斜躺在電動輪椅上，他自己驅動著電開關。譯者盡量禮貌而不顯出過分吃驚，但是他對首次見到他的人對其殘疾程度的吃驚早已習慣。吃飯他要用很大努力才能舉起頭來。在失聲之前，只能用非常微弱的變形的語言交談，這種語言只有在陪他工作、生活幾個月後才能通曉。他不能寫字，看書必須依賴於一種翻書頁的機器，讀文獻時必須讓人將每一頁攤平在一張大辦公桌上，然後他驅動輪椅如蠶吃桑葉般地逐頁閱讀。人們不得不對人類中居然有以這般堅強意志追求終極真理的靈魂從內心產生深深的敬意。從他對譯者私事的幫助可以體會到，他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每天他必須驅動輪椅從他的家——劍橋西路5號，經過美麗的劍河、古老的國王學院駛到銀街的應用數學和理論物理系的辦公室。該系為了他的輪椅行走便利特地修了一段斜坡。霍金雖然身殘但志不殘，非常樂觀。
他還證明了黑洞的面積定理。在富有學術傳統的劍橋大學里他擁有幾個榮譽學位，是最年輕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在公眾評價中，被譽為是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後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他提出宇宙大爆炸自奇點開始，時間由此刻開始，黑洞最終會蒸發，在統一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基礎理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普朗克的量子論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
他因患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禁錮在輪椅上達50年之久，他卻身殘志堅，克服了殘疾之患而成為國際物理界的超新星。他不能書寫，甚至口齒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對論、量子力學、大爆炸等理論而邁入創造宇宙的「幾何之舞」——無邊界條件。盡管他那麼無助地坐在輪椅上，他的思想卻使人們遨遊到廣袤的時空，漸漸解開宇宙之謎。
霍金的魅力不僅在於他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物理天才，也因為他是一個令人折服的生活強者。他不斷求索的科學精神和勇敢頑強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每一個知道他的人。患有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的他，幾乎全身癱瘓，後來又因為實行氣管造口手術，從而失去語言能力。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發行，從研究黑洞出發，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歸宿，該書被譯成40餘種文字，出版逾1000餘萬冊，但因書中內容極其艱深，在西方被戲稱為「讀不來的暢銷書」（UnreadBestseller），有學者曾指這種書之所以仍可以如此暢銷，是因為書本嘗試解答過去只有神學才能觸及的題材：時間有沒有開端，空間有沒有邊界。2001年10月又一部作品《果殼中的宇宙》（TheUniierseinaNutshell）出版發行。該書是《時間簡史》的姐妹篇，以相對簡化的手法及大量圖解，訴說宇宙起源。2006年，他在香港透露正與女兒合撰寫一套類似於《哈利波特》、但主題是理論物理學而非魔法的小說。
霍金亦試圖通過通俗演講，將自己的思想與整個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國及美國發表演說，他90年代曾兩次到訪日本，2002年8月曾到訪杭州發表《膜的新奇世界》（BraneNewWorld),2006年6月在香港科技大學發表《宇宙的起源》時，哄動一時，被戲稱受到「搖滾巨星」級的接待。霍金的聲望，令他多次獲邀到外地演說，常獲國家元首接見。
霍金曾指，大眾會好奇一位殘障人士，為何會想到這么多宇宙論，令他成了大眾媒體的寵兒。事實上，他在「星艦奇航記」中的電視系列劇「銀河飛龍」飾演過自己，與愛因斯坦及牛頓一起打橋牌；他亦曾在美國卡通片《辛普森一家》中「演出」，拯救劇中的女孩。其形象也在卡通片《飛出個未來》中的一集里出現。卡通片《居家男人》中則有與其類似的角色（Steve）對其進行了滑稽的模仿。
北京時間2012年4月6日播出的熱播美劇《生活大爆炸》第五季第21集中，史蒂芬·霍金本色出演參與了客串 。

I. 查爾斯·柯里亞的個人簡歷

1930出生於印度
1949～1953就讀於密歇根大學，獲建築學學士學位
1953～1955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獲建築學碩士學位
1962被聘為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的艾伯特?貝米斯教授
1972獲印度總統頒發的帕德瑪·希來里獎
1975參加在美國舉辦的「印度現代建築」展
1976在坦尚尼亞新首都規劃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顧問
1976擔任聯合國人居會議總理事的顧問
1979被聘為美國新奧爾良圖蘭大學戴維斯教授
1980獲美國密歇根大學授予「名譽博士」稱號
1982參加在義大利舉辦的「威尼斯雙年展」
1984獲查爾斯王子頒發的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金獎
1984獲國際建築師協會羅伯特·馬修爵士獎(改善人居環境獎)
1985被聘為劍橋大學的尼赫魯教授
1986獲美國建築師學會芝加哥建築獎
1987獲印度建築師協會金獎
1990獲國際建築師協會金獎
1992～1998任普利茨克建築獎評委
1993任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榮譽會員
1993被聘為同濟大學名譽教授
1995在日本東京舉辦「天空的祝福」個人展
1996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人居Ⅱ」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國際顧問
1999獲卡達政府舉辦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競賽第一名
1999被聘為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J. 埃克塞特大學的知名校友

Peter Phillips(彼得·菲利浦) -安妮公主首任丈夫馬克·菲利浦斯上尉所生的唯一兒子，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的皇孫 - Sport Science (2000)
Zara Phillips(扎拉·菲利浦) -安妮公主首任丈夫馬克·菲利浦斯上尉所生之女，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的長孫女 - Physiotherapy
Infanta Elena of Spain(西班牙長公主,埃琳娜) - 盧戈女公爵(HRH Duchess of Lugo)，胡安·卡洛斯一世國王和王後索菲亞長女 - MA Sociology and Ecation(1990) Andrew D. Hamilton(安德魯·漢密爾頓),FRS - 化學家，牛津大學校長 - Chemistry(1974)
Sir William Wakeham - 化學工程學家，英國化學工程師協會會長，前南安普頓大學校長 - Physics
William Lewis(威廉·李維斯) - 化學家
Professor Sir Michael Berry - 數學物理學家(量子力學貝里相位)
Sir John Tooke(約翰·圖克) - 醫學家
Daniel John O'Connor(奧康納) - 哲學家
Richard Acland - 教育學家
Barry Barnes - 社會學家
Linda Long - 生物學家
Raymond Bernard Cattell(雷蒙德·卡特爾) - 美國心理學家
Stephen J. Ceci(斯蒂芬·塞西) - 心理學家，康奈爾大學教授 - PhD Psychology (1978)
聶品- 生物學家，原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現任中國水產學會魚病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 動物學會寄生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
歐陽護華- 國家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科基地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博士後研究員、劍橋大學特聘校外博士生導師
王政逸- 生物學家，浙江大學教授 Sultan bin Mohamed Al-Qasimi(蘇爾坦·本·穆罕默德·卡西米) -阿聯酋沙迦酋長國元首 - PhD History (1985)
Admiral Sir Jonathon Band(喬納森·班德) GCB, ADC - 前第一海務大臣英國皇家海軍總司令
Abllah Gül(阿卜杜拉·居爾) - 土耳其總統（榮譽博士）
Martin Cauchon(馬丁·科盛) - 前加拿大司法部長總檢察長 - LLM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1991)
Major James Coldwell - 前議員和加拿大平民合作聯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領導人
Michael Frendo(邁克爾·弗雷多) - 前馬爾他外長
Vilmunr Gylfason - 前冰島政治家，歷史學家和詩人
Sir Michael Pownall(邁克爾·波納爾),KCB -英國上議院書記長 - History(1971)
Philip Ian Hope(菲爾·霍普) -工黨議員和職業教育大臣
Andrew Lansley(安德魯·蘭斯利) - 國會議員，衛生大臣
Caroline Lucas(卡羅琳·盧卡斯) - 國會議員和英國和威爾士綠黨領導人
James Brokenshire(詹姆斯·布羅肯希爾) - 國會議員，犯罪及安全大臣
Roy Perry(羅伊·佩里) - 保守黨政治家和前歐洲議會議員
Andy Slaughter - 工黨議員
Jonny Oates(強尼·奧耶茨) - 副首相Nick Clegg(尼克·克萊格)的幕僚長
Tariq Ali(塔利克·阿里) - 英國托洛茨基主義政治活動家、評論家
Moussa Ibrahim(穆薩·易卜拉欣) -卡扎菲的發言人(2011利比亞內戰時期)
劉江華(Lau Kong Wah) -香港立法會議員
Jeremy Wright - 保守黨議員
Derek Wyatt - 工黨議員
Robin Teverson - 自由民主黨議員
Patrick Kwateng Acheampong – 迦納警察部隊總長 - MA Police Studies and Criminal Justice (1990) Richard Ward(理查德·沃德) - 英國保險組織Lloyd's(勞合社)CEO- LLD
Jim French(吉姆·弗倫奇),CBE -FLYBE航空公司董事長兼CEO
Steve Hindley(斯蒂夫·亨得利),CBE,DL - 英國Midas(麥德斯)公司董事長
Dennis Gillings(丹尼斯·吉林斯),CBE - 美國Quintiles(昆泰)公司創始人和董事長- PhD in Mathematics
Barry Bateman(巴里·貝特曼) - 美國富達投資集團副董事長 - BA in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1966)
Sam E. Jonah - AngloGold Ashanti(盎格魯阿山蒂黃金)總裁
Phil Cameron - No.1 Traveller(第一旅行者)所有人
Alistair Pim -APC公司全球戰略聯盟部副總裁 - Engineering
楊台軒- 台灣企業管理專家，曾任美國強生中國區銷售總監、法國Sodima乳業公司銷售及行銷經理
趙笑雲- 股評人士 Robert Bolt(羅伯特·鮑特) -奧斯卡和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獎獲獎劇作家和編劇(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日瓦戈醫生》和《公正的人》的編劇)
Abi Morgan(艾比·摩根) - 編劇(電影《鐵娘子》、《羞恥》和《鳥鳴》的編劇) - Drama and Literature
Roger Nash - 哲學家和詩人
Agatha Christie(阿加莎·克里斯蒂)(Lady Mallowan) - 偵探小說家、劇作家，三大推理文學宗師之一(代表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和《尼羅河謀殺案》等)，被埃克塞特大學授予榮譽博士 - Doctor of Letters(Hon) (1961)
J.K.Rowling(J·K·羅琳),OBE, FRSL - 作家(《哈利·波特》作者) - BA French and Classics(1986)
Ian Mortimer - 傳記作家，歷史學家
Robert Shearman - 作家(《神秘博士Doctor Who》作者)
Carol Shields(卡羅爾·希爾茲) - 加拿大作家和普利策文學獎得主
Piers Moore Ede(皮爾斯·莫爾·愛德) - 作家(《蜂蜜與塵土》作者)
Mark Power - 攝影家
Toby Amies - 電視節目主持人
John Crace -衛報專欄作家
Emma B - Heart 106.2 Drivetime主持人
Nick Baker(尼克·貝克) -博物學家和野生動物專家
Steve Backshall(斯蒂文·巴克肖) - 野生動物專家，探險家和作家 - BA in English and Drama
William Bemister -艾美獎獲獎的紀錄片導演和記者
Frank Gardner -英國廣播公司安全事務記者，中東問題專家 - Arabic(1980s)
James Pearce - 英國廣播公司奧運記者
Rhod Gilbert - 喜劇演員(BBC真人游戲秀：Ask Rhod Gilbert羅德·吉爾伯特問與答)
Lindsey Hilsum -英國第四台的記者和國際編輯
Paul Jackson - 電視製片人
Ted Kravitz(泰德.克拉維茨) -F1評論員
Isobel Lang -天空新聞頻道天氣節目主持人
Tim Montgomerie - ConservativeHome編輯
Tim Footman - 記者和作家
Mark Power - 記者和攝影師
Tim Taylor - 英國第四台Time Team(考古小隊)節目創始人和製片人
Simon Greenberg -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C)通信主管
Matthew Wright - 電視節目主持人 - The Wright Stuff
Phil Cameron - 戲劇製片人
Christopher Smith(克里斯托弗·史密斯) - 導演
Stephen Dillane(斯蒂芬·迪蘭) - 演員
Adam Campbell(亞當·坎貝爾) - 演員
Jeremy Meadow - 劇院導演/製片人
Nicholas Pegg - 演員/導演
Julian Richings(朱利安·瑞欽斯) - 演員
Steven Culp(斯蒂文·卡普) - 美國演員
Michael Garner - 演員
George Stiles - 英國作曲家
Anthony Drewe - 英國詞作家
Felix Buxton - 英國倫敦HOUSE音樂組合Basement Jaxx成員
Thom Yorke(湯姆·約克) - Radiohead(電台司令樂隊)樂隊主唱
Will Young(威爾·揚) - 歌手和演員
Jackie Oates - 民謠歌手和Multi-BBC Radio 2獎得主
Matthew Herbert(馬修·赫伯特) - 電子音樂家
Steve Bell - 漫畫家(PGCE 1975, St Luke's)
Nick Burbridge - 作家(詩歌/戲劇/小說和歌曲)，民謠搖滾樂隊McDermott's Two Hours創始人
Stanley Donwood(斯坦利·唐伍德)(又名Dan Rickwood) - 藝術家(Radiohead御用album artist)和作家
Jon Edgar - 雕塑家 Sir Robert Owen(羅伯特·歐文) - 英國司法研究委員會主席 - Law(1967)
Sir Patrick Elias -上訴法院法官 - LLB (1969)
Sir John Goldring - 上訴法院法官和司法任命委員會成員
Ambiga Sreenevasan - 前馬來西亞總統律師理事會成員和人權活動家
Fiona Shackleton(費歐娜·夏克頓), Baroness Shackleton of Belgravia - 知名家庭法律師，威廉王子和亨利王子的私人律師 Richard Hill - 前英格蘭橄欖球隊長
David Sole - 前蘇格蘭橄欖球隊長
Dame Suzi Leather - 英國慈善委員會主席
Metropolitan Seraphim of Glastonbury - 英國正教大主教
James Stuart Jones -利物浦大主教- Theology (1970)
Peter Smith (大主教) - 倫敦南華克大教堂大主教, 英格蘭和威爾士主教團副主席
衡孝軍-外交學院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