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教授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1.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论”
1．从合理性与科学性角度正确看待
中国近些年在各领域取得的成绩，世界有目共睹，不免让有些国家眼红。为了限制中国综合国力的长期发展，自从20世纪末，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将对他们本国的长期发展造成威胁，出于阻碍中国顺利发展的目的，中国威胁论也伺机而生，这种言论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文化交流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差异。苏东剧变后，中国没有步苏联的后尘，反而取得了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等成绩。而日本、德国同样高速发展也同样创造经济奇迹并没有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不满和怀疑，因为这些怀有不同判断标准的眼光认为日本、德国与他们意识形态相同，取得的辉煌成绩也是应当的，这在潜意识反映了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绝无仅有的心态。而当他们看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这显然打破了他们的“潜意识”，构成了对他们眼中西方模式的威胁。此外，中国优秀且具特色的文化也为西方某些人所不容，这些人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其辐射力，也是“潜在威胁”，也是他们的一个心病。问题的实质并非是中国的兴起对其既得利益构成威胁，而是既得利益者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而威胁新兴国家。意图遏制中国是散布“中国威胁论”者的另一险恶目的，通过这种手段便于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施加压力，歪曲中国形象，以便转移视线，遮掩西方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可见，宣扬威胁者才是真正的威胁者。俗话说：名正才能言顺，理直方能气壮。中国威胁论不
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自然说不通，没气势。
2．从政府发展战略角度应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出现的大规模“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过程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建立国家形象成为当务之急。政府的任务应该怎样承担？中国政府已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种种猜疑和担忧，《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到的“中国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是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的承诺。如何处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考验，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制度保障。将维护国家形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制定相应的国家形象工程计划，在负责国家外交形象的行政机构体系中做到分工明确，制度划一。第二，兼容并包。“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鼓吹者的产物，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性，对此进行批评，但是不能以冷战思维应对冷战思维。不因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的差异而放弃国际合作，要继续加深国际合作，因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并不是阻碍建立和谐世界的根本。第三，与时俱进，落实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将中国文化、政策通过宣传深入到他国民众中去，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和谐国家形象。第四，在国内进行相关的宣传，避免民众过激心理的泛起，防止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
3．从民众角度应对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某些国家地区之间日趋成为一个内部相对开放的整体，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形式也多种多样。民间的经济团体、文化团体乃至个人的对外交流，不管是经济、文化等何种层面，对一个国家总体对外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众对待中国威胁论，要有敏锐的眼光、清晰的思维，看清威胁论本质的同时要将怎样促进自身发展作为重点来抓，要明白中国威胁论只是少数谣言散播者的把戏。各国民众往往是基于自己的体验，但这种体验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一则新闻、一项数据就可能影响自身的判断，如果政府和民众自身不加以引导，甚至可能转变为群体性质的不理智行为，从而作出不理智的行为，影响中国对外交流的步伐。驳斥“中国威胁论”，传播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已不能完全靠政府行为或者外交部门的努力了，而是需要更多民间或者个人的努力。
中国威胁论没有科学的根基和土壤，不具有合理的存在价值，它只是少数的国家和组织为了保护或者谋求自身利益而极力鼓吹的不合理产物，随着中国软硬实力的继续增强，对外交流的深入，对外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同力，其会不攻自破。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总是在反思中寻求进步。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来看，现今在世界国际秩序中占引导地位的国家，应该抛弃一切狭隘的观点，树立长远眼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深层次、宽口径的联系，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要走出困境，迫切需要继续加强合作。世界各国靠同舟共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风暴区，现在同样要靠同舟共济去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发展。
2. 怎么看待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政策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直是我国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但近期变化的国际形势及有关国家的围堵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2010年冬季从10月29日至11月8日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相继访问了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突然如此密集的访问亚太地区国家,让人不得不担心这访问背后所隐藏的外交威胁.
也有观察家因此发出警告—在美国日益活跃的亚洲外交压力之下,中国周边外交数十年来构筑的基础,很可能功亏一篑.这样的警告,并非耸人听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曾在报刊杂志中说,东南亚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表面上说的跟它们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明确的指出了中国外交在周边花的精力远远不够的事实.在美国访问频繁访问亚太地区的这场政治角逐中,朱锋教授指出“中小国家外交发生调整”,是说明它们都在利用中美两强的竞争与矛盾渔利,而美国则利用亚太中小国家的恐华心理,顺势全面介入亚太事务,扮演“大哥”的角色,构筑一个对华的“统一战线”. 正因如此,当希拉里以及奥巴马访问亚洲时,无时不刻都在强调盟友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人通过把中国塑造成威胁者角色,在中国的周边大收“保护费”,以安全、价值观为纽带,获得对方的市场回报.
自“天安舰”事件、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南海核心利益论”的冲击以来,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外交屡着考验,尤其是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适时对中国施压,使得我国外交压力不断上升,国周边外交也出现了危机.
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危机呢?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郑永年教授曾提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解决办法,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产生并非中国单方的自我认同,而应该是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我们所确立的“国际话语”必须是结合中国本身的经验,并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我十分认同郑永年教授所提出的观点,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话语已经远远不够.虽然“和平崛起”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和怎么样”融入世界体系.也表明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态度.但是,这个话语不能减少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因此我认为“确立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权”是刻不容缓的.。
3.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中国的实力递增是事实。你可以看亚洲四龙的崛起。当时也是12%左右版成长过程。但中国权的崛起大部分是沿海地区的崛起。也就是发展不平衡。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落后状态。你要是光看沿海地区就会觉得中国崛起的有多迅速。
结论：中国的崛起==沿海地区的崛起
4. 老外：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中国的实力递增是事实。你可以看亚洲四龙的崛起。当时也是12%左右成长过程。但中回国的崛起大答部分是沿海地区的崛起。也就是发展不平衡。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落后状态。你要是光看沿海地区就会觉得中国崛起的有多迅速。
5. 看西方专家如何评价中国崛起
中国的崛起已经在我们眼前进行了近40年，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生活。以下是来自世界银行的一组数据，它们可以反映中国人的生活从1980年前后至今的变化：
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从总人口的80%降至6%左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美元增至8200美元。
人均预期寿命从66岁提高到76岁。
婴儿死亡率从48‰降至8‰。
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从66%提高到96%。
当然，类似数据还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穷困潦倒、体弱多病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状态，达到了世界银行的“中等以上收入水平”。那些在1980年刚刚成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而他们如今还未到退休年龄。
6.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我认为中国民众和西方世界都应该用客观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 崛起。原因在于：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的积极作用不容抹杀 “中国如果不发展，对世界来说就是一种灾难”。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如是说。他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国际社会作出了不同解读和猜测，有些人欢迎，有些人惊奇，有些人担忧，有些人误读中国，有些人甚至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快速发展为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中国解决了地球上约1/5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和丰富的产品，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加强，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中国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在谈到如何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在世界的作用时，德国沃分布特赫尔佐格(Herzog August)图书馆馆长赫尔维格·施密特(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也对误读中国的现象表达了批评之意，他指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根源，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德国100年与中国100年的进程就不一样。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但必须带着感情去认识中国，在认识中国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中国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和人民的愿望。西班牙中国政治研究所主任杨恩瑞在题为“多极世界的同路人”的演讲中也说，中国与西方发展程度不同，但这不应成为双方认识事物保持距离的理由。中国政府赞成联合国宪章，签署了两个人权宣言，带头叫响“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再承诺尊重人权。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注重社会公正，把民主这个好东西纳入社会的发展方向。 “中国决定自己的路，发展本国的经济，并且虚心向世界其他国家学习，我就不明白：虚心的学生怎么会得到那么多批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院士周弘曾经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她强调，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进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来不想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别人，中国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 二、媒体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近年来，有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虽然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确存在片面、不客观的现象。 有专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有些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根据意识形态的划分，完全是冷战思维，片面、不客观，甚至是凭想象歪曲、编造事实诋毁中国形象，而对中国的发展事实、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视而不见，甚至多次宣扬中国威胁论，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不利于中西方之间的良好关系。 目前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的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以为可以去“印象”中国。欧美的一些媒体甚至认为通过报道去影响中国，进而影响中国的发展，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是由自己决定的，今后的发展道路也是由自己决定的。作为媒体的记者，首先要看清这一点。否则，就不能让世界各国的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和中国的真相。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有一个不良现象，即忽略信息，看重结果。作为一名记者，首先应收集信息，对信息负责，必须保证向读者提供准确的信息，不能简单地看到一条信息，甚至不知道信息的来源，就根据自己的印象作出判断。然而，这种现象在西方记者关于中国的许多报道中都经常出现。 西方媒体在过去几年中关注中国的力度明显增大，应该承认有一些报道或节目是客观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并且经过了详细调查，但确实也有一些报道或节目是片面的，甚至搞一些耸人听闻、虚构事实的报道。真实是报道的生命，为了讨好读者，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编造那些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是不应该的。 三、应该辩证看待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首先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三个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型社会。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进入加速阶段，中国正在逐步迈向知识型社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姜锋博士认为，中国在迈向知识型社会的进程中有两大挑战：一是中国怎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中国怎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接下来，他从教育的角度，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人在提高知识素养方面的努力。 德国不来梅大学尼古拉·斯帕科斯基(Nicola Spakowski)教授在演讲中说，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发展，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中国有许多精英。在中国的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那种崇尚知识、渴求知识的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中国相比，德国在这方面就有很大差距。 德国波鸿大学辜学武教授则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力，它具有隐秘性、转换性、淘汰性和被动性四个特征。而知识型社会这一概念应该包括：知识型经济、学习型社会、开放共享的社会和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社会。他认为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知识型社会，要迈向知识型社会，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在谈到中国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时，分析了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介绍了工业化、农村改革、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调整的情况。而德国作家兼记者苏珊·梅斯表(Susanne Messmer)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自己对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印象和看法。她曾经多次来中国采风，今年她用同中国许多老年人的对话和采访作为素材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的确变化很大，如果隔一段时间再来，就会找不到原来的地方。 潘家华一方面介绍了中国在减少废气排放、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呼吁世界各国要辩证地看待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更应看到中国政府为此采取的措施。 我们真诚希望世界与中国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共识和合作。认识中国非常的不容易。她是一个多棱镜，你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看中国必须用望远镜，同时也要用显微镜。另外，中国第一是大国。第二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第三，中国还很特别。所以想加深相互了解沟通的最好办法还是进行对话、合作。通过辩论来增加我们的了解，来增进我们的共识，加强合作。
7. 英教授：西方没有意识到，这几十年的中国不是崛起而是
西方没有意识到，这几十年的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中国近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被称之为奇迹。从一个濒临破碎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超级大国，即使事实摆在面前，这也让很多西方国家有些懵了，心里十分不平衡。
8. 论文：如何看待现代中国崛起
中国并非崛起，没有一个像这么大的国家可以这么快速的崛起。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拥有这种经验。中国现在处于追求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之中，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归来。
9. 如何理解和看待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是历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即中国梦。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个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旨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或继续崛起？二是能否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每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如愿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所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二百年中的历史发展轨迹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敦实崛起的国内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纵观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段，几乎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些后进经济体能够通过恰当的贸易与投资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本国产业分工的升级和深化，全面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面的赶超，成为全球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经济体。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标志着中国实现真正的经济追赶的过程。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经历并将经历不同的四大发展时期：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经济强国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在经济大国的衰落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与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显著逆转。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开始了经济追赶过程。从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50～197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有所成效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当时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第二阶段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追赶（1978年至今），这是一个引入新的历史转型阶段，存在明显不平衡性而又充满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追赶期与大国复兴期，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显著变化将呈现“∪”字型曲线轨迹变动。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化追赶与竞争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4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 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间的发展差距，1978～1995年西欧12个国家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5%，GDP 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西欧12个国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国人均GDP 相当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为1995年的19.0%.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进入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如果从1750年算起的话，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最新研究，1820年中国人均GDP 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90%，1950年已经降至21%，到2001年又上升为59%；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 相对差距，1820年为2倍，1950年扩大为22倍，2001年又缩小为8倍。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1820年为33%，1950年降至为5%，2001年上升为12%（见表1）（注：Angns Maddison，"Mensuringand Interpreting World Economic Performance ：1500-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04-9-28.）。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范例，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高于前三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经济增长率。
通过考察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202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高增长或经济起飞阶段，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储蓄率、积累率保持较高增长成为经济增长基本动力。从2020年后中国可以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我们认为主要面临四大挑战：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由于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国选择新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于欧美式的高资源消费、高污染排放（指人均污染物排放量）、高消费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道路。这一非传统现代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特点是，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这包括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从资本存量和资本来源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利用外资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和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从工业基础看，中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三，从社会基础设施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城市公用事业有了相当的改观；第四，从国内市场条件看，市场巨大无疑是中国的重要优势；第五，从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起飞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243-247.）（244-247）。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先进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承载世界人口1/5的大国规模，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相对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进国的速度，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带来变化，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加速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更高的生产力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体现出开放的重大效应；同时，中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纪末的3/4，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注：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42-249.）。
中国崛起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见表2），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战略构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战略构想；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步构想”，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加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应吸取新的原则和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这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主题（见表2）。根据我们对大国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但却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具体地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减少到2000年的2.5倍。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发展任务，也是世界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从1950年算起到2050年中国只花100年的时间使15～16亿人口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就开创了人类发展的“奇迹”。当前，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中间点。中国崛起不仅是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创新和展示，这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示范作用。它将证明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仍然有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之路”将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极其重要的借鉴，对推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