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往南京大學的老師

Ⅰ 葉彥謙的生涯經歷

葉彥謙自幼身體羸弱，性情內向，所受家庭教育極嚴．特別是在初中求學期間，曾朝夕和祖父相處，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刻苦治學精神給他以畢生難忘的印象．耳濡目染，至初中畢業時，他已基本養成為人正直、小心謹慎、用功讀書的習慣．他無有他求，只是由於愛好數學，立志長大成為數學家．
1937年他就讀於衢州高中，時值抗日戰爭爆發，在鄉間住校求學三年．此間，全家遷回開化，只留他父親一人繼續在衢州行醫，藉以維持生計．1940年他高中畢業時曾獲全省會考國文第一名，同年秋考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數學系，至1942年夏讀完二年級．這五年間，他學習非常用功，一心鑽研書本．除英語外，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當他回憶這一段生活時，深感遺憾的是：沒有利用優越的家庭條件多學一些中國歷史和醫學．
1942年秋，日寇打通浙贛鐵路，致使衢州、開化和龍泉被分隔開來，使他有家難歸．由於浙大龍泉分校沒有三四年級，少數同學就轉到浙南和福建的其他高校借讀．葉彥謙則隨大批同學從龍泉經閩、贛、粵、湘、桂等省趕赴貴州湄潭浙大本部．一路上，他們有時步行，有時坐船，有時搭乘運貨卡車（當時人們稱之為「搭黃魚車」），有時坐火車，走走停停，住宿地不是未開學的中小學就是教堂．在到達福建南平後，因乘不上公路車，大隊人馬不得不分散而各尋出路．這時與葉同行的僅剩6人了．旅途中，他們飽嘗了顛沛流離、長途跋涉之苦．當到達目的地時，已花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這批不足20歲的年輕人，遠離故鄉和親人，吃盡千辛萬苦，踏遍千山萬水，遠適數千里之外，也不知這一離別何時才能與家人再團聚．是一種什麼力量支持他們走完這一段漫長的、艱苦的歷程呢？葉彥謙說：「當時浙江大學數學系在國內屬第一流，為了實現我的願望，只有去湄潭！」
1942—1946年在湄潭求學和工作的四年中，他有苦也有樂．那時數學系二、三四年級學生加上全體教師總共不足30人，除從事教學科研活動外，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全體外出郊遊一天．盡興歸來之後，就去廣東、四川或湖南人開的餐館中聚餐一次．逢年過節，陳建功、蘇步青、徐瑞雲、蔣碩民、盧慶駿等師長總是把全系的單身教師和學生分別請到他們家中共度佳節．1943年以後，同班同學俞王森的家眷也到了湄潭，他們待葉彥謙親如兄弟，使他在異鄉平添了幾分溫暖．
在大學三四年級時，他讀書不算用功，除應付每天的作業和一些考試外，常和同學們打橋牌，下圍棋，坐茶館，游泳和爬山．對於每學期修習的課程，興趣濃厚的就多花些時間，興趣不大的則只求及格． 1944年夏，葉彥謙大學畢業後留校任助教．離家兩年多的異鄉生活使他鄉愁日漸加劇，致使他除教課外，不能專心科研，常沉醉於古詩詞之中．那時，宿舍旁有所小學．小學音樂教師常常教學生唱一首名為「淡淡江南月」的歌曲，優美動聽的琴聲伴著孩子們稚嫩的歌聲使這位遠離故鄉的遊子為之入迷，如痴如醉．40餘年以後，1986年在南京大學又遇到了類似的情況．雖然唱的並非當年那首歌，但歌聲琴聲，觸景生情，讓已步入老年的葉彥謙感慨萬千，寫下了一首題為「隔巷聞琴」的詞以紀念往事：
寂寂山城湄水濱，思鄉遊子醉琴聲，
曲名淡淡江南月，怎奈江南歸未成．
頑寇滅，獨夫奔，金陵勝地育新人，
忽聞凄惻哀弦語，回首當年淚滿襟．
他在浙大期間，陳建功教授曾寄予厚望．四年級時，陳建功就把佩里（Paley）與Wiener關於富利葉變換的名著讓他在討論班上報告．畢業後，又指導他讀許多富利葉級數方面的論文，希望他能在這方面開展研究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後不久，陳建功與蘇步青一起去台灣省參加接收台灣大學的工作，因而中斷了對他的指導．加之他對富氏分析興趣也不大，就去亂找些書和論文來讀．他的第一篇論文研究的不是富氏級數，而是可換群的子群．後經陳建功轉請段學復教授審閱，推薦給美國 Bull.Amer．Math．，於 1948年刊出．
1946年夏，葉彥謙隨浙大師生返浙．他回到了闊別四年的老家與家人團聚，但卻未見到從小生活在一起的妹妹嗣徽，原來她因患傷寒已於一年多以前去世了．她的病逝與日寇鐵蹄下的中國鄉村生活艱苦、缺少葯物分不開，也未能得到父親的及時醫治．妹妹的死，令他悲痛萬分．這年秋天、他在浙江大學數學系繼續擔任助教，除了教外系微積分外，沒有開展科研工作．1947年秋，應他的要求，陳建功介紹他進入上海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當時，雖然陳很不願意讓他離開浙大，但還是同意了他的請求．陳建功的豁達大度使他深受感動．在數學所，他是陳建功的助理員．不久陳去了美國Princeton研究院，於是他轉而參加陳省身教授主持的拓撲學討論班，與十來個大學畢業不超過三年的青年人一道從頭學起．在數學所的一年半里，他神經衰弱嚴重，工作效率極差．1947年還寫了一篇小論文，1948年則什麼成績也未做出．當時，陳省身對他也十分關心．他在浙江大學求學時的老師王福春教授在江西南昌逝世，噩耗傳至上海，陳省身立即讓他寫了一篇悼念王的短文，刊登於《科學》雜志上．陳省身還親自為他修改那篇關於「數之幾何」的論文，並為他把文稿寄給英國Manchester大學的馬樂（Mahler）教授，由後者推薦，1948年在Journ．Lond． Math．Soc．刊出．就在這一年，陳省身又主動推薦他申請英國文化基金，爭取去英國留學．可惜由於英語聽說能力欠佳而未能如願．
大學畢業以後的這數年中，他情緒低落，精神不振，除了身體因素以外，和當時政府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致使他看不到國家和個人的前途很有關系．雖然如此，1945年在湄潭時，他也還每周三次去旁聽德文教師——他極為尊敬的外籍教師德夢鐵先生為四年級學生開設的俄文課，達到能勉強閱讀俄文數學書籍的水平．在這期間，他曾寫下了借景抒懷的詩句：「莫譏湄水涓滑細，還共長江滾滾流．」雄心壯志，溢於字里行間．後來在京、滬、杭的兩三年中他閱讀數學書籍和論文，拓廣了知識面．
1949年初，原數學所遷往台灣．他回衢縣家居三個月後，重返浙大，代替越民義的助教工作．暑假後受聘為講師． 1950年元旦回衢州和詹友平結婚，隨即同赴杭州，直至1952年9月由浙江大學調至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他看到了國家和個人的光明前途，精神大為振奮．從此，他再也沒有時間打牌下棋了．最初兩三年中，他忙於課務及政治運動．婚後接連兩個兒子降生，又增添不少家務．但他仍參加了斯米爾諾夫著的《高等數學教程》的翻譯工作，為盡快把這部優秀教材介紹給中國數學界作了貢獻．他的翻譯工作大部分是在寒暑假中的嚴冬和酷暑之夜完成的．張素誠教授從英國回來後，他又和金福臨參加了由張主持的拓撲學討論班，讀了不少懷特海（J.H.C.Whitehead）和魏特尼（H.Whitney）的論文．這兩年中，他夫妻住浙大宿舍，他的姑母陪著祖父住省文史館，二弟彥復就讀於浙江大學農學院．後來，妹妹嗣懋又考入浙江醫科大學，家人有半數以上聚集在杭州．每逢星期天，或相互探望，或約期聚會．有時還陪祖父去蔣庄探望馬一浮先生（祖父的老友）．這一切，讓多年過著單身生活的他重又享受到家庭的樂趣，這無疑也是促使他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1952年秋到南京大學以後，他受出版社委託，修改楊弢亮翻譯的菲赫金戈爾茲原著《微積分學教程》第一卷．費時頗多．此外，還完成了其他譯校外文書籍三種．1954年後，他漸漸認識到中國應該有自己強大的數學研究隊伍，立志要為此出一把力．深感自己不應再停留於做翻譯工作了．當時，黃正中教授曾邀他參加幾何拓撲組．但他總結以往十年的經驗，認識到自己的計算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都不夠強，沒有信心在拓撲學方面繼續鑽研．恰在此時，科學院數學所於1954年首次主辦暑假微分方程講習班，以提倡這一在國內十分薄弱，而在數學理論聯系實際方面又是十分重要的學科，於是他就去北京參加聽講．在原數學所獲得的拓撲學入門知識使他對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改變了過去在科研方向上徘徊不定的狀態，下決心在此後要堅持在一個領域深入下去．從此，他不顧多年的神經衰弱的折磨，發奮鑽研了三四年，終於驚喜地發現：雖然近代數學在許多方面發展極快，國內外差距甚大，但常微定性理論卻是一片地廣人稀的沃土；特別是實多項式系統的定性理論更是很少有人問津．1955年彼德羅夫斯基等人的論文激發了他對二次多項式系統的極大興趣．當時雖然尚未發現該文的主要結論和證明都是錯的，但他認為：從認識論的觀點看，平面實二次多項式系統是非線性微分方程的最簡單情況，理應得到重視．從實用的觀點看，比希爾伯特（Hilbert）第16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對一般實二次系統作具體的考察，研究其間軌線的幾何性質與相對位置，再把方程分類，逐一研究極限環的有無與個數，以及軌線的全局拓撲結構．上述工作一旦完成，則希爾伯特第16問題在n=2的情況也就自然地解決了．有趣的是，1979年中國三位學者對彼德羅夫斯基論文的結論都舉出了反例．而反例正是利用這種方法所獲得的許多重要成果之一．
30多年來，主要在中國和蘇聯數學家的努力之下，實二次系統的定性理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工作本來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應該有人去做的），已為國際上所公認．1964年，葉彥謙的專著《極限環論》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被列入「現代數學叢書」之列．1982年，又由8位學者協助修改和補充，收進了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重要成果，於 1984年再版．1986年，美國數學會委託魯志楊教授將此書譯成英文出版．1987年，美國Bull．Amer.Math．Soc．7月號刊出對該書的書評，作了很高的評價．1986年10月他將此書的英譯本送給自己的老師蘇步青，蘇老非常高興，適有記者在場，蘇老當即持書與他合影留念．

Ⅱ 嚴高鴻的人物事跡

今天的學員就是明天黨的思想傳播者、實踐者。對於如何培養新時期我軍「生命線」的舉旗人，嚴高鴻始終保持著高度關注，並傾注了全部的激情。
「大道始於情，傳播信仰沒有充沛的激情是不能深入人心的！」嚴高鴻的這一信念，使他的教學實踐總是熱情澎湃，令人感動。
1978年夏末，嚴高鴻完成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深造三年的學業，相繼收到兩份調令：一份是南京軍區機關工作；一份是進入南京政治學院當教員。經過一番思考，他選擇了當一名教員：「我信仰馬克思主義，能夠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教員，那是多麼神聖的事情！」
1985年9月的一天，嚴高鴻和顧智明坐上了成都飛往拉薩的航班，他們剛剛結束了在四川的授課任務，正趕往西藏繼續理論宣講之旅。高高的雪山下面，他們感受到了官兵們對知識的渴望、對真理的熱愛。等不及適應高原反應，就奔赴基層部隊。從拉薩到山南再到林芝，每天近600公里的顛簸，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忍著頭昏腦漲、渾身酸痛、吸著氧氣，講台上的他們始終精神百倍、激情四射。一個星期後，兩人又匆匆趕到沈陽軍區……跨越南北歷時一個多月的巡講中，嚴高鴻和顧智明先後授課40多場次，行程近萬公里，聽課官兵達7萬多人次。
2010年12月21日晚，嚴高鴻的靈堂前聚滿了從天南海北趕來的學生。在他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深深印刻著老師滿懷熱情的教誨。人群中，一個叫沈根華的學生沉痛地哭泣著：「導師，我捨不得您走啊……」2006年，沈根華進入南京政治學院博士後流動站。了解到沈根華還沒有確定課題方向時，嚴高鴻鼓勵他與自己共同研究一個關於和諧社會建設問題。這是一個關乎當代信仰，引起廣泛關注的重大課題。對於如此重大的研究課題，沈根華擔心自己難以完成。嚴高鴻說：「如果你願意為信仰而工作，那你就不會被困難所嚇倒！」嚴高鴻還親自擔任課題主持人，參與到課題的設計工作中。經過精心准備，他們立項的《和諧理念論》申報獲批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此後，嚴高鴻帶著沈根華跑遍南京知名的圖書館，查閱了大量文獻。一次次往返圖書館，一遍遍開展師生長談，一個個不眠的思考之夜後，20餘萬字的研究初稿出手了。 嚴高鴻主編《南京政治學院學報》一共13年，先後獲得「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期刊獎提名獎」、「全國三十佳社科學報」、「第三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等榮譽，發現和培養了一批善於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的優秀人才。
2000年6月，一封署名「方永剛」的信，寄到了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編輯部。當嚴高鴻審閱信中隨寄的《西方國家對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特點及對策》一文後，對作者的才華和探索非常欣賞。一段長達8年的傾心交流自此開始。2004年5月，正在讀博士的方永剛和導師黃金生教授，專程從大連趕來，向嚴高鴻徵求博士論文開題的意見。方永剛身患重病以後，還給學報編輯部寫來論文。方永剛不止一次地說，在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的道路上，嚴教授給了他巨大的勇氣和信心。後來，當得知方永剛因病去世、中央軍委授予他「忠誠黨的創新理論的模範教員」榮譽稱號時，嚴高鴻兩次流下熱淚。他要求自己的學生和學報編輯部的同事們：「在思想文化大激盪的時代，我們要好好向方永剛學習，做一個勇於探索真理、善於發現人才的人。」
世紀之交，邪教和偽科學一度沉渣泛起。嚴高鴻作為學報主編，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全國學術期刊中率先開設「堅持唯物論、反對偽科學」專欄。不久，一篇由中國科學院何祚庥院士所寫的《共產黨人必須是無神論者》發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學院學報》上。由於這些文章有力地配合了黨中央的工作大局，江蘇省新聞出版局通報表揚說：「這家學報的辦刊經驗將在學報界產生先導性示範效應，使高校學報成為『戰斗唯物主義的雜志』。」
為大家做出好樣子，是嚴高鴻最突出的工作風格。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有人主張「淡化主流意識形態」，並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嚴高鴻很快寫出了《新時期必須把意識形態建設提高到國家安全戰略地位》一文。嚴高鴻緊跟黨的理論創新步伐，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大力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等進行了積極的研究與思考，撰寫了《構建和諧社會與黨的意識形態建設》《立足於「總體布局」謀劃國防和軍隊建設》等55篇理論文章。由嚴高鴻主持完成的國家、軍隊和省部級科研課題有8項，出版的專著和教材17部。在帶頭作為的同時，嚴高鴻依託《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先後組稿900多篇，集中探討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關於新形勢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思想。 「寧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在嚴高鴻看來，共產黨員的黨性是品、德、才的統一體。黨性的光輝，可以讓人變得更有魅力。憑著在這方面的執著追求，嚴高鴻在學院素有人氣高、人緣好的口碑。1983年，哲學教研室副主任職位空缺。在學院考察和民主測評中，嚴高鴻一直名列前茅。同事們也私下議論，嚴高鴻挑上這副擔子沒有懸念。出乎意料的是「花落旁人」了。當同事們為他惋惜、議論時，嚴高鴻卻一頭扎進教學中，絕無怨言。上世紀90年代初，嚴高鴻接到深圳大學的邀請，請他到該校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工作，並給予優厚的待遇。當時正值「下海熱」。家人勸他說：「深圳是經濟特區，待遇又好，去了也是當老師，照樣能教學生啊！」 嚴高鴻終究還是謝絕了。
關心老同志，幫助新同志，熱情為每一個有求於自己的學員提供幫助，卻從來不向組織上伸手，這是嚴高鴻31年教授生涯中最常見的「風景」。無論在教研室，還是在編輯部，遇到「思想疙瘩」的同志，都願意找嚴高鴻交交心。曾經的教研室主任方雲光贊揚說：「嚴高鴻不僅學問一流，做人做事更是一流。」
在嚴高鴻口中，對戰友們永遠都是「同志加兄弟」。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厲害，明天新聞系4個博士生開題，已無法更改，後天能否去八一醫院查一下？添麻煩了。嚴高鴻」這是嚴高鴻生前發出的最後一條簡訊。2010年12月18日上午7時45分，嚴高鴻第一個走進答辯會場。答辯開始後，嚴高鴻凝神細聽學員的論文陳述，不時拿起筆來記下自己的意見，並對博士生劉大勇的論文進行15分鍾的講評。10時30分許，嚴高鴻高昂的頭突然低垂下去，呼吸變得異常急促。送到醫院半小時後，這位堅守信仰、「播火」不息的忠誠戰士與世長辭。醫生在診斷書上寫道：心源性猝死。噩耗傳來，人們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中。2010年12月23日，嚴高鴻去世後第5天，江蘇省高校學報研究會成立25周年紀念大會暨第7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開始前，一向敬重「老大哥」黨性人品的會議代表們，集體為他默哀3分鍾。在嚴高鴻的追悼會上，南京政治學院政委程建國說：「教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直接關系千千萬萬『舉旗人』的培養，關系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民族的未來，嚴高鴻就是南京政治學院師魂的化身。」

Ⅲ 00後李悅文博士畢業受聘南京大學副研究員，年紀輕輕的她能擔起重任嗎

00後李悅文博士畢業受聘南京大學副研究員，這一事件引發了很多網友的爭議，而且也在質疑李悅文的能力，甚至還有的網友表明，年紀輕輕的她並不能夠擔起這份重任，但是小編完全不這樣認為。李悅文在2014年就已經成功考取了南京大學，而且也是校園最小的新生，足以證明自身的天賦以及實力。另外李悅文僅僅用了4年就提前畢業，也足以證明自身是非常優秀以及努力的。

李悅文的成功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跟她自身的努力也有相應的關系，雖然小學，是跳級上完的，但是如果沒有實力，也是不能夠跳級。另外李悅文對於學習的嚮往，也是值得大家去學習的，雖然很多人認為這個女孩身上有著驚人的天賦，但是背後里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所以希望李悅文接下來的教學生涯開展的順利一些，也希望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斷取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