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往南京大学的老师

Ⅰ 叶彦谦的生涯经历

叶彦谦自幼身体羸弱，性情内向，所受家庭教育极严．特别是在初中求学期间，曾朝夕和祖父相处，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刻苦治学精神给他以毕生难忘的印象．耳濡目染，至初中毕业时，他已基本养成为人正直、小心谨慎、用功读书的习惯．他无有他求，只是由于爱好数学，立志长大成为数学家．
1937年他就读于衢州高中，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在乡间住校求学三年．此间，全家迁回开化，只留他父亲一人继续在衢州行医，借以维持生计．1940年他高中毕业时曾获全省会考国文第一名，同年秋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数学系，至1942年夏读完二年级．这五年间，他学习非常用功，一心钻研书本．除英语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当他回忆这一段生活时，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利用优越的家庭条件多学一些中国历史和医学．
1942年秋，日寇打通浙赣铁路，致使衢州、开化和龙泉被分隔开来，使他有家难归．由于浙大龙泉分校没有三四年级，少数同学就转到浙南和福建的其他高校借读．叶彦谦则随大批同学从龙泉经闽、赣、粤、湘、桂等省赶赴贵州湄潭浙大本部．一路上，他们有时步行，有时坐船，有时搭乘运货卡车（当时人们称之为“搭黄鱼车”），有时坐火车，走走停停，住宿地不是未开学的中小学就是教堂．在到达福建南平后，因乘不上公路车，大队人马不得不分散而各寻出路．这时与叶同行的仅剩6人了．旅途中，他们饱尝了颠沛流离、长途跋涉之苦．当到达目的地时，已花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批不足20岁的年轻人，远离故乡和亲人，吃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远适数千里之外，也不知这一离别何时才能与家人再团聚．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他们走完这一段漫长的、艰苦的历程呢？叶彦谦说：“当时浙江大学数学系在国内属第一流，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只有去湄潭！”
1942—1946年在湄潭求学和工作的四年中，他有苦也有乐．那时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加上全体教师总共不足30人，除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外，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全体外出郊游一天．尽兴归来之后，就去广东、四川或湖南人开的餐馆中聚餐一次．逢年过节，陈建功、苏步青、徐瑞云、蒋硕民、卢庆骏等师长总是把全系的单身教师和学生分别请到他们家中共度佳节．1943年以后，同班同学俞王森的家眷也到了湄潭，他们待叶彦谦亲如兄弟，使他在异乡平添了几分温暖．
在大学三四年级时，他读书不算用功，除应付每天的作业和一些考试外，常和同学们打桥牌，下围棋，坐茶馆，游泳和爬山．对于每学期修习的课程，兴趣浓厚的就多花些时间，兴趣不大的则只求及格． 1944年夏，叶彦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离家两年多的异乡生活使他乡愁日渐加剧，致使他除教课外，不能专心科研，常沉醉于古诗词之中．那时，宿舍旁有所小学．小学音乐教师常常教学生唱一首名为“淡淡江南月”的歌曲，优美动听的琴声伴着孩子们稚嫩的歌声使这位远离故乡的游子为之入迷，如痴如醉．40余年以后，1986年在南京大学又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唱的并非当年那首歌，但歌声琴声，触景生情，让已步入老年的叶彦谦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题为“隔巷闻琴”的词以纪念往事：
寂寂山城湄水滨，思乡游子醉琴声，
曲名淡淡江南月，怎奈江南归未成．
顽寇灭，独夫奔，金陵胜地育新人，
忽闻凄恻哀弦语，回首当年泪满襟．
他在浙大期间，陈建功教授曾寄予厚望．四年级时，陈建功就把佩里（Paley）与Wiener关于富利叶变换的名著让他在讨论班上报告．毕业后，又指导他读许多富利叶级数方面的论文，希望他能在这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陈建功与苏步青一起去台湾省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因而中断了对他的指导．加之他对富氏分析兴趣也不大，就去乱找些书和论文来读．他的第一篇论文研究的不是富氏级数，而是可换群的子群．后经陈建功转请段学复教授审阅，推荐给美国 Bull.Amer．Math．，于 1948年刊出．
1946年夏，叶彦谦随浙大师生返浙．他回到了阔别四年的老家与家人团聚，但却未见到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妹妹嗣徽，原来她因患伤寒已于一年多以前去世了．她的病逝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乡村生活艰苦、缺少药物分不开，也未能得到父亲的及时医治．妹妹的死，令他悲痛万分．这年秋天、他在浙江大学数学系继续担任助教，除了教外系微积分外，没有开展科研工作．1947年秋，应他的要求，陈建功介绍他进入上海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当时，虽然陈很不愿意让他离开浙大，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陈建功的豁达大度使他深受感动．在数学所，他是陈建功的助理员．不久陈去了美国Princeton研究院，于是他转而参加陈省身教授主持的拓扑学讨论班，与十来个大学毕业不超过三年的青年人一道从头学起．在数学所的一年半里，他神经衰弱严重，工作效率极差．1947年还写了一篇小论文，1948年则什么成绩也未做出．当时，陈省身对他也十分关心．他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老师王福春教授在江西南昌逝世，噩耗传至上海，陈省身立即让他写了一篇悼念王的短文，刊登于《科学》杂志上．陈省身还亲自为他修改那篇关于“数之几何”的论文，并为他把文稿寄给英国Manchester大学的马乐（Mahler）教授，由后者推荐，1948年在Journ．Lond． Math．Soc．刊出．就在这一年，陈省身又主动推荐他申请英国文化基金，争取去英国留学．可惜由于英语听说能力欠佳而未能如愿．
大学毕业以后的这数年中，他情绪低落，精神不振，除了身体因素以外，和当时政府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致使他看不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很有关系．虽然如此，1945年在湄潭时，他也还每周三次去旁听德文教师——他极为尊敬的外籍教师德梦铁先生为四年级学生开设的俄文课，达到能勉强阅读俄文数学书籍的水平．在这期间，他曾写下了借景抒怀的诗句：“莫讥湄水涓滑细，还共长江滚滚流．”雄心壮志，溢于字里行间．后来在京、沪、杭的两三年中他阅读数学书籍和论文，拓广了知识面．
1949年初，原数学所迁往台湾．他回衢县家居三个月后，重返浙大，代替越民义的助教工作．暑假后受聘为讲师． 1950年元旦回衢州和詹友平结婚，随即同赴杭州，直至1952年9月由浙江大学调至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看到了国家和个人的光明前途，精神大为振奋．从此，他再也没有时间打牌下棋了．最初两三年中，他忙于课务及政治运动．婚后接连两个儿子降生，又增添不少家务．但他仍参加了斯米尔诺夫著的《高等数学教程》的翻译工作，为尽快把这部优秀教材介绍给中国数学界作了贡献．他的翻译工作大部分是在寒暑假中的严冬和酷暑之夜完成的．张素诚教授从英国回来后，他又和金福临参加了由张主持的拓扑学讨论班，读了不少怀特海（J.H.C.Whitehead）和魏特尼（H.Whitney）的论文．这两年中，他夫妻住浙大宿舍，他的姑母陪着祖父住省文史馆，二弟彦复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来，妹妹嗣懋又考入浙江医科大学，家人有半数以上聚集在杭州．每逢星期天，或相互探望，或约期聚会．有时还陪祖父去蒋庄探望马一浮先生（祖父的老友）．这一切，让多年过着单身生活的他重又享受到家庭的乐趣，这无疑也是促使他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1952年秋到南京大学以后，他受出版社委托，修改杨弢亮翻译的菲赫金戈尔兹原著《微积分学教程》第一卷．费时颇多．此外，还完成了其他译校外文书籍三种．1954年后，他渐渐认识到中国应该有自己强大的数学研究队伍，立志要为此出一把力．深感自己不应再停留于做翻译工作了．当时，黄正中教授曾邀他参加几何拓扑组．但他总结以往十年的经验，认识到自己的计算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不够强，没有信心在拓扑学方面继续钻研．恰在此时，科学院数学所于1954年首次主办暑假微分方程讲习班，以提倡这一在国内十分薄弱，而在数学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又是十分重要的学科，于是他就去北京参加听讲．在原数学所获得的拓扑学入门知识使他对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改变了过去在科研方向上徘徊不定的状态，下决心在此后要坚持在一个领域深入下去．从此，他不顾多年的神经衰弱的折磨，发奋钻研了三四年，终于惊喜地发现：虽然近代数学在许多方面发展极快，国内外差距甚大，但常微定性理论却是一片地广人稀的沃土；特别是实多项式系统的定性理论更是很少有人问津．1955年彼德罗夫斯基等人的论文激发了他对二次多项式系统的极大兴趣．当时虽然尚未发现该文的主要结论和证明都是错的，但他认为：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平面实二次多项式系统是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最简单情况，理应得到重视．从实用的观点看，比希尔伯特（Hilbert）第16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一般实二次系统作具体的考察，研究其间轨线的几何性质与相对位置，再把方程分类，逐一研究极限环的有无与个数，以及轨线的全局拓扑结构．上述工作一旦完成，则希尔伯特第16问题在n=2的情况也就自然地解决了．有趣的是，1979年中国三位学者对彼德罗夫斯基论文的结论都举出了反例．而反例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许多重要成果之一．
30多年来，主要在中国和苏联数学家的努力之下，实二次系统的定性理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工作本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应该有人去做的），已为国际上所公认．1964年，叶彦谦的专著《极限环论》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被列入“现代数学丛书”之列．1982年，又由8位学者协助修改和补充，收进了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重要成果，于 1984年再版．1986年，美国数学会委托鲁志杨教授将此书译成英文出版．1987年，美国Bull．Amer.Math．Soc．7月号刊出对该书的书评，作了很高的评价．1986年10月他将此书的英译本送给自己的老师苏步青，苏老非常高兴，适有记者在场，苏老当即持书与他合影留念．

Ⅱ 严高鸿的人物事迹

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党的思想传播者、实践者。对于如何培养新时期我军“生命线”的举旗人，严高鸿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全部的激情。
“大道始于情，传播信仰没有充沛的激情是不能深入人心的！”严高鸿的这一信念，使他的教学实践总是热情澎湃，令人感动。
1978年夏末，严高鸿完成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三年的学业，相继收到两份调令：一份是南京军区机关工作；一份是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当教员。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了当一名教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够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员，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
1985年9月的一天，严高鸿和顾智明坐上了成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他们刚刚结束了在四川的授课任务，正赶往西藏继续理论宣讲之旅。高高的雪山下面，他们感受到了官兵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热爱。等不及适应高原反应，就奔赴基层部队。从拉萨到山南再到林芝，每天近600公里的颠簸，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忍着头昏脑涨、浑身酸痛、吸着氧气，讲台上的他们始终精神百倍、激情四射。一个星期后，两人又匆匆赶到沈阳军区……跨越南北历时一个多月的巡讲中，严高鸿和顾智明先后授课40多场次，行程近万公里，听课官兵达7万多人次。
2010年12月21日晚，严高鸿的灵堂前聚满了从天南海北赶来的学生。在他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深深印刻着老师满怀热情的教诲。人群中，一个叫沈根华的学生沉痛地哭泣着：“导师，我舍不得您走啊……”2006年，沈根华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了解到沈根华还没有确定课题方向时，严高鸿鼓励他与自己共同研究一个关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信仰，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如此重大的研究课题，沈根华担心自己难以完成。严高鸿说：“如果你愿意为信仰而工作，那你就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严高鸿还亲自担任课题主持人，参与到课题的设计工作中。经过精心准备，他们立项的《和谐理念论》申报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此后，严高鸿带着沈根华跑遍南京知名的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文献。一次次往返图书馆，一遍遍开展师生长谈，一个个不眠的思考之夜后，20余万字的研究初稿出手了。 严高鸿主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一共13年，先后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等荣誉，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善于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优秀人才。
2000年6月，一封署名“方永刚”的信，寄到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当严高鸿审阅信中随寄的《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一文后，对作者的才华和探索非常欣赏。一段长达8年的倾心交流自此开始。2004年5月，正在读博士的方永刚和导师黄金生教授，专程从大连赶来，向严高鸿征求博士论文开题的意见。方永刚身患重病以后，还给学报编辑部写来论文。方永刚不止一次地说，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道路上，严教授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信心。后来，当得知方永刚因病去世、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时，严高鸿两次流下热泪。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和学报编辑部的同事们：“在思想文化大激荡的时代，我们要好好向方永刚学习，做一个勇于探索真理、善于发现人才的人。”
世纪之交，邪教和伪科学一度沉渣泛起。严高鸿作为学报主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全国学术期刊中率先开设“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专栏。不久，一篇由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所写的《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发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上。由于这些文章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的工作大局，江苏省新闻出版局通报表扬说：“这家学报的办刊经验将在学报界产生先导性示范效应，使高校学报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杂志’。”
为大家做出好样子，是严高鸿最突出的工作风格。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人主张“淡化主流意识形态”，并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严高鸿很快写出了《新时期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一文。严高鸿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思考，撰写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立足于“总体布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等55篇理论文章。由严高鸿主持完成的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课题有8项，出版的专著和教材17部。在带头作为的同时，严高鸿依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先后组稿900多篇，集中探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 “宁肯透支生命，也不拖欠使命。”在严高鸿看来，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品、德、才的统一体。党性的光辉，可以让人变得更有魅力。凭着在这方面的执着追求，严高鸿在学院素有人气高、人缘好的口碑。1983年，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职位空缺。在学院考察和民主测评中，严高鸿一直名列前茅。同事们也私下议论，严高鸿挑上这副担子没有悬念。出乎意料的是“花落旁人”了。当同事们为他惋惜、议论时，严高鸿却一头扎进教学中，绝无怨言。上世纪90年代初，严高鸿接到深圳大学的邀请，请他到该校哲学系担任主要教学工作，并给予优厚的待遇。当时正值“下海热”。家人劝他说：“深圳是经济特区，待遇又好，去了也是当老师，照样能教学生啊！” 严高鸿终究还是谢绝了。
关心老同志，帮助新同志，热情为每一个有求于自己的学员提供帮助，却从来不向组织上伸手，这是严高鸿31年教授生涯中最常见的“风景”。无论在教研室，还是在编辑部，遇到“思想疙瘩”的同志，都愿意找严高鸿交交心。曾经的教研室主任方云光赞扬说：“严高鸿不仅学问一流，做人做事更是一流。”
在严高鸿口中，对战友们永远都是“同志加兄弟”。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厉害，明天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已无法更改，后天能否去八一医院查一下？添麻烦了。严高鸿”这是严高鸿生前发出的最后一条短信。2010年12月18日上午7时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答辩开始后，严高鸿凝神细听学员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博士生刘大勇的论文进行15分钟的讲评。10时30分许，严高鸿高昂的头突然低垂下去，呼吸变得异常急促。送到医院半小时后，这位坚守信仰、“播火”不息的忠诚战士与世长辞。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心源性猝死。噩耗传来，人们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中。2010年12月23日，严高鸿去世后第5天，江苏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暨第7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开始前，一向敬重“老大哥”党性人品的会议代表们，集体为他默哀3分钟。在严高鸿的追悼会上，南京政治学院政委程建国说：“教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千千万万‘举旗人’的培养，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严高鸿就是南京政治学院师魂的化身。”

Ⅲ 00后李悦文博士毕业受聘南京大学副研究员，年纪轻轻的她能担起重任吗

00后李悦文博士毕业受聘南京大学副研究员，这一事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争议，而且也在质疑李悦文的能力，甚至还有的网友表明，年纪轻轻的她并不能够担起这份重任，但是小编完全不这样认为。李悦文在2014年就已经成功考取了南京大学，而且也是校园最小的新生，足以证明自身的天赋以及实力。另外李悦文仅仅用了4年就提前毕业，也足以证明自身是非常优秀以及努力的。

李悦文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跟她自身的努力也有相应的关系，虽然小学，是跳级上完的，但是如果没有实力，也是不能够跳级。另外李悦文对于学习的向往，也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孩身上有着惊人的天赋，但是背后里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所以希望李悦文接下来的教学生涯开展的顺利一些，也希望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